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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02)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7/12/16 9:50:22     点击:445

                                                

                   2017.12.2 星期六

                知青文学(102)

               

       永不忘却的一幕

       ——目睹枪毙迫害知青罪犯

(原文标题《中央21号文件是真的》,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当年知青
当年,在黑龙江北大荒下乡的知青们各个都处于最美好的青春时段,他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勇敢地战斗在祖国的最北端,他们思想单纯,领导要求干最苦, 最累,
 
最危险的活,那绝对有领头的,带着干!有冲在前面的,后面的绝不甘心落后!男女知青都一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往前冲!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构建了屯垦戌边的万里长城,
他们在北大荒奋斗了几年后,想家、想城市的生活、想继续学习、想找点轻活干、想进步、想入团、想入党、想上大学……而实现某一个愿望都必须积极地靠近组织、靠近领导,只要领导要求做的事,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领导们看这些小青年们也从心里喜欢,男青年长得壮,女青年长得美,用豆蔻年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领导找青年谈谈话,哪个不是求之不得?主动接近领导还怕来不及呢!尤其是现役军人,更令人羡慕不已,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更是让青年们崇拜死了。他们就是知青们心目中的明星。
但是兵团二师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利用知青的单纯和手中的权力,竟然奸污女知青100多名,他俩越发肆无忌惮,连干部家庭的女孩子也不放过……
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事几经周折,最终摆到了中央领导的议事日程,农林部部长沙风领命,带领随行人员风尘仆仆地乘火车直奔佳木斯兵团司令部。
兵团司令员带队,在火车站迎接,佳木斯领导紧随其后,沙部长一下火车,兵团司令迎面鼓掌欢迎,但沙部长一脸严肃,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迫害知青的16团团长、参谋长处理了吗?”
司令员忙说:“我们正在处理!正在处理!”
沙部长走到佳木斯市委书记跟前,一边谈工作,一边往车站外面走。
司令员上前向沙部长请示:“车已备好,请到我们兵团招待所休息吧……”
沙部长连头都不歪一下,说:“我到佳木斯宾馆休息。”随后上了市委的车直奔宾馆。下车后,看见兵团的车队紧随其后,沙部长让人通知司令员:“我与市委领导谈工作,兵团的领导先回去!”
沙部长开完市委工作会议,兵团已经在宾馆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沙部长见满桌子鹿唇、熊掌、马哈鱼、猴头、野山参炖乌鸡等山珍海味,没有好气地说:“我按部长待遇,四菜一汤。你们把这些都拿回去吧!”
当晚,兵团司令部会议室内座无虚席,沙部长面色异常严肃地:“16团团长和参谋长迫害知青一事,各位怎么看呀?”
在座的各位首长见沙部长一脸严肃,加之迫害知青的确罪大恶极,没有一人替他们评功摆好,揽过说情。在逐一核实人证物证,其本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前提下,会议一致决定:对迫害知青的团长和参谋长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晚,整个兵团司令部以及二师师部、16团团部彻夜未眠,师领导坐镇,16团政委部署官兵把迫害知青的团长和参谋长住处团团围住,同时,派出专人和武装战士布置并监控刑场、街道,用车、用人、用地一切部署停当。
第二天早8时30分吉普车到达迫害知青团长所在连队,他的领章帽徽已被摘掉,正在场院与小青年一起打扑克呢!
从吉普车上下来的人,向迫害知青的团长敬了个礼,说:“政委请你去团部,有重要的会议。”
团长连想都没想,牌一摔,说:“我有事,回来再玩!”
随后跟着上了吉普车,到了团部,他透过车窗,看见许多全副武装的战士在井井有条地站岗警戒,许多人在忙忙碌碌。问:“有重大行动吧?打仗,还是要用我的!”
迫害知青的参谋长也从另一个吉普车下来了,两人满腹狐疑,对视一眼,默不作声地在押解战士示意下进了团司令部。但见会场有很多不认识的现役军人,也看出他们的眼神不大对劲,但仍然侥幸地认为是因为战备紧张。直到走进室内一看,才知道祸到临头!
屋子中央摆了一大桌菜,三把椅子,三大碗酒,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政委从椅子上站起来,平淡地说:“吃吧,坐下吃吧。你我共事一回,吃完,
我送你们。”
迫害知青的团长一看这场面就急了,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更知道这是为他行刑前准备的酒菜!但仍然心有不甘
,眼睛瞪得大大的冲着政委穷凶极恶地问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吗?”
他自持曾是抗美援朝中战功显赫的英雄,也曾在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照过相、握过手。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也是他自豪的本钱,他向知青们说起这事时,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花,知青对此也崇拜得五体投地。
他瞪着惊恐的眼等待政委表态。
政委冲他点了点头。
他在一瞬间明白了“点头”的含义和意味着什么,立刻耷拉下脑袋,浑身瘫软,“砰”地一下坐在了椅子上,参谋长也被站在他身后的武装战士压着肩膀坐下来。政委端起酒碗,看着他们俩,屋里安静极了,喘气的声音都听得到,这样足足有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团长端起酒碗,“咕咚咕咚”地喝起来,直到喝完满满的一大碗酒,又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了菜。政委也仰起脖子,深深地喝了几口,放下酒碗,政委已经泪流满面了。参谋长一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劝他喝,劝他吃,他已经听不见了,只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满桌子的酒菜……
团长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眼睛也直了……
政委扶着桌子缓慢地站了起来,说了句甚至连自己都听不见的话:“我还有事。”然后一步步走出门去,门随即被关上。一位穿军装的人拿出针头要给他俩脖子上打针,团长一动也不动,针打完了,要给参谋长打针时,他一下子好像明白了什么,突然摆出了反抗的架势,他身后的战士一起动手,把他按在桌下,随后强行打了针,然后又把他绑了起来,两个人一起把他架了起来。团长自己也主动地站了起来。门打开了,前面有人带路,团长出了门,参谋长被两名战士架着也随其后,楼道里两边站满了人,街上站满了人,武装战士留出了道路,人们的神色都是那么的严肃。
刑场早已安排妥当,官兵全副武装,秩序井然。卡车开进刑场,迫害知青的罪犯团长和参谋长被人扶下车,团长向行刑的地方走去,参谋长仍然被两个人架着,他的两条腿一点也直不起来,完全是在地上拖着走,他的脑袋全都耷拉下来,面如土色,虽然还活着,但灵魂已经出窍。俩人走到土坑前,团长后面的军人用手一扶他的肩膀,他一下子就跪了下来,参谋长让架他的人摆了一阵子才跪好,因为他快滩成软泥了。
一辆吉普车疾速开到离执刑几十米的地方停下,车上下来两位戴墨镜、白手套,手握枪的现役军人,走到罪犯团长、参谋长身后举枪就打“砰!砰!”两枪!军人扭头就往吉普车那儿走,吉普车又下来一个戴口罩、白手套的现役军人,手里还拿了什么东西,走到尸体前,弯下腰翻了翻这个眼皮,再翻翻那个眼皮,然后掸了一下手,扭头也回吉普车上,车迅速开走了。
在兵团司令部会议室,沙部长正在向兵团领导讲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在场的各级领导都态度严肃,生怕漏掉一句话,每个人都在本子上记录着。这时一位军人进屋,小声向司令说了一二句话,司令又扭过身向沙部长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沙部长听完,又向身后的秘书小声说了几句,秘书起身走了。随后沙部长提高了嗓音,总结性地向与会者表示了中央的态度,并检查自己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的不够,在场的军人全都低下了头。
 
几天后,中央颁发了21号文件。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乃至全国的农垦、农林系统,展开了打击迫害女知青的工作。
来源:建字106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5年3月21日上午
今日上午日程依然十分紧张。
1.参观春日大社。这是日本神道教的神社,是8世纪由日本藤原家族作为新首都守护神社而建的。由各种祈祷场所组成,大都散布在春日山原始森林内。有很多人迎着代表团面走过来,前面由警察引领,去一处祈祷,还有一些在祈求发财、平安等。日方指着一排一排的石头灯笼介绍说:“有将近2 000盏。”
2.参观东大寺大佛殿。这是日本佛教华严宗的总寺院,院内的金堂即大佛殿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建于743至760年,仿照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寺内的金铜佛像高16米,重5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铜佛像。
3.参观唐招提寺。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受日本邀请东渡传教,历经海难、双目失明等多种磨难,终于在公元753年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于759年建造了唐招提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和尚(翻译告知是大学毕业生)向代表团介绍这座建筑:由金堂、开山堂、讲堂、礼堂、宝藏、经藏等殿宇、庭院组成。僧徒最多时达3 000多。那位和尚领我们到一殿前说这里面有鉴真大师圆寂时的坐像,平时谁也不能进去看,他给代表团每人一张鉴真画像:面显微笑,双目紧闭。那位和尚十分虔诚地向我们介绍一幅连环画,上面描述的是鉴真带弟子东渡日本的场景:巨浪滔天,打翻木船,鉴真的很多弟子被淹死。几次渡海均未成功,最后一次成功了,但只剩下几个人。陪同的日方人员建议代表团每人都在大佛殿抽签占卜(有凶吉意等)。开始我推辞不想抽,见大家都去抽了,我便去连抽两个,打开一看,那第一签用中日文写道:“第十一大吉:有禄兴家业,文华达帝都,云中乘好箭,兼得贵人扶。奈良大佛殿。”日方陪同人员连连说好。第二签条道:“第二小吉:月被浮云翳,立事自昏迷,幸气阴合祜,何虑不开眉。奈良大佛殿”见这2签,日方陪同人员便不做评论了。按规定看后应把纸条叠好系在佛寺院内的树枝上。那院的树枝上已系满白色纸条,好像开的白花。我没有系,反把那两张纸条装起来,要带回国内。
团内议论:号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人们却生活在每天烧香拜佛之中,看来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决定的。
                         
1975年3月21日下午
中日青年共同与反华逆流的较量。
按与日方商定的日程,今晚有两项活动:一是同日本青年座谈,二是参加欢迎大会并观看日方安排的文艺演出。
我们来到建在大山林中的奈良县县立青少年野外活动中心,这里最多时一年曾住过10万日本青年。代表团一踏进这偏僻的山林,便有阴森感,很多穿着奇服的日本男女青年聚集在这里,馆内外乱糟糟的。日方陪同人员太田成一告诉我们:“晚间在广场开个大会,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会标都挂好了,吃完饭就开始。”
就在代表团全体吃饭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一群穿着奇形怪状服装的日本青年,围住我们吃饭的门口,高声喊叫,不停地打口哨。大家似乎都有些紧张。大使馆一等秘书程志迈对大家说:“沉着,不要慌,不要看,继续吃饭,避免冲突。”我已吃完了,为表示沉着,又装作吃饭的样子,有些紧张,心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偷偷地向门口那边看。日青协陪代表团的事务局长正在和一个穿着花上衣,手持一根木棍,戴大墨镜的人交涉什么。过了一会儿似乎没有说服那些人。我想,要往最坏处想,也许自己要在这里为捍卫毛主席的外事路线献身了……(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知青生活轶事
 
焦明志
 
焦明志,沈阳知青,大学学历。1971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到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白音敖,曾任生产队队长、青年点点长。1979年回城后曾在辽宁科教电影制片厂、辽宁省科委、省科技厅工作。著有散文集《永恒的眷恋》。
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是1971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三年多的知青生活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值得记录的东西很多很多。我这里记录的仅仅是本人亲身经历的几则趣事,没有虚构的成分。
一、铁锹拍狐狸
我下乡的内蒙古翁牛特旗春季里风沙特别大,赶上刮大风,真是狂风呼啸、天昏地暗,令人心惊胆战。如果赶上夜里刮大风,第二天早上棉被上落有一层细沙,我们的脸上也失去本来的肤色,就连嘴里都是细沙子。这一天早上刮大风,我们几个知青肩扛铁锨外出干活儿。肆虐的狂风卷起黄沙铺天盖地而来,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沙粒打在脸上开始时还麻酥酥的,过一会儿就失去了直觉。我们都低着头,顶着狂风艰难地向前挪动着脚步。突然,我旁边的一位同学向右侧方一窜,举起铁锨向草丛中拍去。其他几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他弯腰从草丛中拎起了一只嘴角还流着血的狐狸。原来他低头顶风向前走时,发现了这只在草丛中避风的狐狸,于是手疾眼快,挥锨拍去,才有了这个意外的惊喜。由此可见,这天的风沙如何之大,就连狐狸都被刮得找不到“北”了。春天的狐狸皮不值钱,后来这位同学用这只狐狸换了几斤旱烟,我们抽了好一阵子。
二、夜遇“鬼火”
这天,大队通知我们几个表现不错的知青去公社开会。由青年点到公社有二十多里路,没有任何代步工具,我们只好徒步前往。在公社开完会往回返时已经是黑天了,我们几个有说有笑地往回返,走了一多半路程时,我“内急”,考虑到同行的还有两位女同学,我就落到后面“小解”。当我“小解”完毕,舒舒服服地喘了一口粗气之后,才发现同学们已经走远了。开始时我还没有在意,只是加快脚步向前赶。干了好一阵子仍然没有他们的身影,我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四围一片漆黑,没有一丝月光,听不到任何声响,我有些害怕,急匆匆向前走。慌不择路,越走越觉得路不对,我知道我迷路了。坐在草丛中定了定神,我顾不上又饥又渴,站起来朝着辨识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前边传来一阵声响,我吓坏了,停住脚步,屏住呼吸,仔细辨认前面的声响,最后认定是几头毛驴在作怪,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右前方有几丝闪动的蓝光,这些蓝光一闪一闪的,一会儿好像要靠近我,一会儿又好像要离我而去,我本能地想到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鬼火”!虽然我也知道一些科学常识,知道所谓“鬼火”就是磷发出的光。草原上马牛羊的骨头随处可见,或许是这些动物骨头中的磷在作怪,但我还是被吓坏了,大有灵魂出窍的感觉。我被吓得屁滚尿流,饥渴疲惫全没了,赶紧走路。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发现了远处有灯光,谢天谢地,我拼命向灯光跑去。跑到跟前才知道,这里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放牧点,离生产队还有十几里路。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我折腾了大半夜兜了一大圈,枉走了三十多里路,。在放牧点喝了一肚子奶茶,我又按照老乡告诉我的方向朝青年点走去。这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到了青年点之后才知道,大家见我这么晚没有回来,已经派出三路人马带着锣鼓号去找我,他们回来时天已经放亮了。
三、饱餐野鸭蛋
我们下乡的白音敖生产队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盐水泡子,“白音敖”在蒙古语中是富裕的水泡子之意,我们生产队因此而得名。由于水中的盐碱浓度较高,偌大的水泡子仅生长一些杂草。每逢春夏之交,大批野鸭子来此歇息、迷失、繁育后代。这种野鸭子个头不大,这一天早上出工时,我指派了几位同学去捡野鸭蛋,没想到,中午收工时我们就吃到了香喷喷的炒鸭蛋。同学们告诉我,水泡子中间有一块露出水面的绿地,里面的野鸭蛋多级了,他们捡回来两大筐,可惜的是有一筐不慎在水中打翻了,好歹抬回来一筐。就这一筐野鸭蛋也让我们着实改善了两天伙食,在很少见到油腥的餐桌上有了极大盘炒野鸭蛋,你说我们能不欢呼雀跃吗?事隔三十年,我吃过不少生猛海鲜、粤潮鲁菜,甚至法国大餐,最好吃、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盘炒野鸭蛋。
四、玉米面面条事件
我们在青年点一年到头吃得几乎都是玉米面大饼子,吃得我一见玉米面大饼子胃里就返酸水。如今人面赶时髦吃粗粮,我还是对大饼子望而生畏。那一年公社搞粗粮细做,用玉米面压制面条。我们用玉米换回了一马车玉米面面条。这天中午改善生活吃玉米面面条,玉米面面条虽然口味也不咋样,但是对长期以玉米面大饼子为主食的我们这些知青来说,玉米面面条也是难得的美食。青年点两口特大号铁锅同时烧大火煮面条也供应不上同学吃面条的速度,一锅面条还没煮熟就被同学们一抢而光。也不知道煮了多少锅,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碗,同学们直到实在吃不下去为止。有饭量大的同学吃了8大碗,连饭量一般的女同学也吃了4、5碗。多数同学由于吃得太多,撑得东倒西歪,有人甚至连腰都弯不下去,下午的活是没办法干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擅自决定下午休息半天。谁知道这件事情被大队领导知道了,我被叫到大队部狠狠挨了一顿批评。从此玉米面面条事件就远近传开了,时隔三十多年同学们谈起此事还忍俊不禁。
五、被电击伤在水柱上的伙伴
下乡一年之后,我们这个偏僻的草原牧区终于要通电了,生产队决定在我们知青中推荐一位同学做队里的电工。大家一致推荐刘万江做这项工作,他高高兴兴接受了任务,并到公社学习了一周。从公社回来后,他腰上扎着电工皮带,屁股后面挂着钳子、螺丝刀等电工工具,乐得屁颠屁颠的。几位也想当电工的同学气不过,直接骂他“烧包”。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一排排水泥电柱立了起来,一根根电线分送到各户,送电工作进展顺利。就在即将通电的时候却出事了。这一天,我们早早出工了,刘万江留在队里忙乎通电前的准备工作。事后听说,他爬到高高的水泥电柱上正在连接线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通电了,一股强大的电流将他的右手击伤。万幸的是他爬上电柱之后没有忘记安全带,安全带发挥了作用,他被吊在高高的电柱上痛苦地哀号着,几里之外都能听到。也不知道当地的牧民是如何把他从电柱上解救下来的,等赶了几里路把他送进医院时,已经耽误了治疗时间,他的右手彻底残废了。我们去医院时,他表现得很坚强,对未来生活也没有失去信心,这使我们很欣慰。作为因公伤残人员,他返程被安排在一个粮店做守更人。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后来他牵头承包了粮店,小日子还算过得去。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他被电击伤在水泥电柱上的情景,我都不寒而栗。至今我在生活中对电线、电源都望而生畏,甚至连换保险丝这种小事也怕的要命,这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吧。
六、鲜血淋漓的双手
每年进入冬季,附近农区的农民往往都乘着夜色,偷偷底到我们知青的牧区操场上,用竹制的打耙子搂干草当柴烧。竹耙子搂草对操场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生产队为“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经常让我们去草场上查堵搂草的农民。我们也乐于承担此任务,不仅仅充满刺激,而且也可以缴获“战利品”,充实青年点的柴火堆。这天晚上9点多钟,我们又出动了,走了八、九里地悄悄地来到草场,借着月色发现有几个人正在操场上活动,旁边还有几台“驴吉普”。我们隐蔽的接近目标,突然发起“冲锋”,当场围住了两个农民。在众多下乡知青面前,这两个农民吓坏了,连连告饶。我们“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丝毫不为所动。我指挥者同伴装车并没收农民手里的镰刀,一个农民死死握着镰刀不撒手,几个同伴上去争抢。我们人多势众,在争抢中把镰刀夺了过来,但却把这个农民的双手削下来几块肉。这个农民挥舞着鲜血淋漓的双手与我们撕打着,边哭边咒骂,我动了恻隐之心,发话放了这个农民,让他赶着“驴吉普”回去了。这位老农用流着鲜血的双手接过镰刀,哭泣着走了。我们压着缴获的另一台“驴吉普”踏上归途。回到青年点已是半夜12点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眼前总是晃动着那双鲜血淋漓的双手,这个农民恐怕一段时间内不能用手干活了,搞不好还要落下残疾,我们这样干值吗?从这之后,我再也不接受这类任务了。事隔多年,我还是忘不了那双鲜血淋漓的手。
七、兽医给我注射了一阵葡萄糖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故事。
上山下乡的第二年,我担任了这个以牧为主的生产队的农业队长。社员和青年们的信任使年轻气盛的我干劲倍增,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虚心接受再教育,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在两位稍有种田经验的老农指导下,我带领40多名知青住在离青年点十几里远的农业基点,开始了春种秋收的艰苦劳作。夏锄时节,酷热难耐,我不仅要与大家一道“锄禾日当午”,而且还要张罗大家的一日三餐,同时还要隔天与女知青一道薅草。说起来,薅草这个活真够受的。上面太阳晒,下面地热烤,一个大小伙子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挪,唉,那滋味,真如同上大刑。连日的辛苦劳作,加上油水不多的饮食,我们这些知青都感到疲惫不堪。
在这天傍晚收工后我接到通知:生产队开会,研究如何学习小靳庄。我匆匆忙忙吃了两个苞米面大饼字就往队里赶,赶到部队时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会议刚刚开始,我坐在炕上强忍着听大队领导传达上级关于学习小靳庄重要会议的精神,不知不觉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了,我拧了拧自己的大腿,暗暗告诫自己:要挺住、要坚强,可不能在这里睡着了。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泡尿憋的挺不住了,走到屋外小解。随着一股热流的射出,在淋漓畅快的同时我眼前一黑就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看到不少人围在我身边,我问大家我这是怎么了?队长告诉我:刚才我在小解时晕倒了。由于生产队没有医生,只好请附近的一位兽医给我看看。这位兽医还算有一些经验,知道我是劳累过度虚脱了,情急之下,他给我注射了一支兽用葡萄糖。你甭说,还真管用,不一会儿我就苏醒了过来。说起来可能现在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我清醒过来之后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揣在怀里的入党志愿书交给了支部书记,那时候下乡知青对党的要求非常迫切。
我当时还是年轻、身体好,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往农业基点赶,当知青们扛着锄头下地时,我又像往常一样带领大家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斗转星移,30多年过去了。知青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渐渐淡忘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忘不掉那天夜晚,那位兽医给我注射的那一针葡萄糖。(选自焦明志著《永恒的眷恋》)(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我自来就不爱把闲事放在心上,我在孙家住了二十天,在我住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张罗要走,他家老人一再挽留。我想:“我要走了,你家还不给我那四百块钱吗?”但是,真的没人提,直到有一天,实在没法了,我就问孙铭春“你妈说这四百块钱等我回家来就给我,我这就要走了,你妈为啥不提钱的事?是不是把我骗来了,这钱就黄了?”
孙铭春说:“你放心,这钱早晚给你,现在还真没钱,得到生产队秋后结算,才能有钱呢!”
我说:“行,我容你们,你们最好别让我给你们改名!”
他说:“改啥名?”
我说:“改啥名?你自已心里没数吗?以后这个钱要真不给我,别怪我管你们一家子喊骗子,你是大骗子,老二是二骗子,你爸你妈是老骗子,你当初应该这样说,四百块钱,确实不多,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也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哪年也剩不了这些钱,要想给你凑够钱,你得等几年,我也许心一软,不要了那笔钱,难道我自已卖自已吗?我就值那四百块钱吗?”他就很劲的说好话哄我,我说“你别拿嘴皮子唬弄我,我希望你能掏个真心对我,你要总是唬弄我的话,一旦让我查出来,你就盯住了吧!”
打我来他家这二十天,他们全家人全都希罕我女儿,大姑、老姑天天哄她玩,晚上睡觉都不找我,都跟她们睡,我要走了,他们不让我带孩子走,说:“你自已走吧,你回去上班,省得没人给你看孩子,孩子放在家里,你放心不?”
我说:“有啥不放心的,这黑白的和大姑老姑疯去,也不找我。”
大姑十五岁,老姑九岁,我女儿就爱和她俩姑玩。孙铭春说:“秀舫,我现不能和你一块走,一个是孩子在这呢,孩子要找你时,我好带孩子去找你去,再一个就是等生产队开资,我能拿点钱走,要不等钱要都到‘他们’手,我再要就难了。”
我说:“好吧,你可得好好待女儿呀!”
他说:“知道,她只要一说想妈妈,我就马上带他找你去。”
我说:“行。”
走的那天,他老兄弟和我一块去的,去和我做伴,他老弟弟那年刚中学毕业,才十七岁,跟我去作伴,我回到家以后,去火药厂上班,但是厂子已放假,冬天点炉子取暖,尽是火药、炸药,不安全,为了人身安全,开春暖和了,不用取暖了,再开工,我就给孙铭春去信,说厂子放假,没上班,孩子要闹了,就送回来吧。他接到伩后,他去生产队看看,他们今年能剩多少钱,其实他们家就他和他三弟哥俩在生产队干活,他是赶大车的,一天十二工分,他三弟一天十分工。
他爸领一伙人干基建,给人盖房子,一个月挣六七十元,他老弟弟还没参加生产队劳动,老四在沧州大化学徒,一个月才十八元,够他自已用的,孙铭春已提前预支了二百元,其中包括副业钱,在兴济火车站干装卸,两笔钱在一起,现帐上还有一百零几块,他又支了五拾元,抱着我女儿找我来了。到了他二兄弟家,老二用车把他们爷仨送回来的。
老二走了以后,我问孙铭春:“我回来时要带儿子回来,老二不让,你咋带回来的?”
孙铬春说:“我说带亮子回家,老二也不让,我说‘你别以为赵秀舫好说话,人家这么大的儿子白给你呀?再说了,我去和他过日子,我养不了她这两孩子呀?咱们都已经骗了她了,那四百块钱没给她,人家也说了,是咱们骗了她,把我说的,真让我无地自容,我还帮你骗她儿子?秀舫嘴不说,还不知道她心是咋想的呢!’老二不吱声了,我又问亮‘儿子,爸带你和和小妹回家找妈妈去,去不?’亮说‘去!’老二说‘走吧!都带走吧!’这不,我就带他回来了。”
我说:“这件事你做对了,你把我儿子给我带回来了,正合我意,我很高兴,如果这次你没带我儿子回来,不定哪天我也得让你去给我接回来,把我儿子接回来后,我让你哥俩滚蛋,你信不?”
他点点头:“我信。”
我和场部说孙铭春的来了以后,给他安排个工作,孙铭春也带来封介绍信,从他大队开的,我考虑再三,他哥俩在我这住,不办理结婚登记算咋回事呢?我也怕让人说闲话,非法同居,干脆先把记登了再说,实在不行我再和他离,在我这一亩三分地,我由他?老二来了也不怕,把记登了,领了结婚证了,我心也踏实了,我也觉得我光明正大了。我怕他?(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大   醉   三   天
 
我原来不会喝酒,下乡之前从来没喝过酒。一直到我下乡,当上大队电工以后,我和酒才有了亲密的接触,几乎一天两遍。你想,那时候在农村当电工特别受尊重,老乡们把我奉为上宾,恭敬有加。不论到了谁家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生怕委屈了我。一俟安装完毕,把家里好吃的、好喝的端上来款待我,当然少不了酒,无酒不成席嘛!就这样我学会了喝酒。
 也许是遗传,继承了我们王家有酒量的DNA,一斤酒不在话下,可以谈笑风生,照常干活,什么也不耽误。我记得有一次在刘德昌家安灯,干完活后,他招待我,喝的是六十度的锦州大凌川散酒,我们爷俩喝了三斤,愣把四叔给喝倒了,我下桌后仍然去干活,还爬到电杆上作业,屁事儿没有。从此,我酒量大的消息不胫而走,以后到谁家都准备好多酒,就怕我喝不好,可我只是点到而已。
  常言道:“露多大脸,现多大眼”,终于有一天我现眼了,足足醉了三天。1971年6月,杏树上的杏子有大衣上的纽扣大小,都可以吃了,我遭遇了第一个对手,第一次让我尝到了醉酒的滋味,而且一醉就是三天。
我的房东朱树民老叔开了个小卖店(不是承包,就是给生产队开的),卖些油盐酱醋、酒、当当硬的饼干、文具和一些水果罐头等等。本村的老乡没什么闲钱,也就是买些油盐酱醋之类。那几年在我们大队的青山沟有重大的国防施工项目,叫“八三工程”据说是一个输油的战备项目。施工的主要劳力是从内蒙招来的一些年轻人。这些人一个个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争强好胜,干一天活,仍然活蹦乱跳,四处泄放精力,三五成群地唱着老蒙的民歌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到我们村的小卖店买酒喝。他们的酒量真是惊人:每人至少一瓶酒,再来一个水果罐头,用手指当筷子,夹着罐头里的内容物,一口罐头,一口酒,不到二十分钟,一瓶酒下去了,然后粗野地把酒瓶和罐头瓶一摔,走人。
开小卖店的老叔很高兴他们来,他们一来销量大增,因此和他们关系处的极好,像亲兄弟一样,一来二去,有几个小伙子成了老叔家的客人。每逢他们到老叔家都要给孩子买些好吃的,在那个年月有人给孩子买东西吃,让多少人羡慕?
有一次有个叫关银的小伙子来老叔家,老叔款待他,没什么好菜,我记得有燉片粉、炖鸡蛋、小葱、黄瓜蘸大酱,等等,但酒预备了不少。老叔不胜酒力,把我拉去作陪。见面一唠,关银才二十一岁,是内蒙巴林右旗的。他个子不高,精瘦,说普通话有些笨笨磕磕,在我听起来就好像外国人说中国话,倒装句比较多,是个纯蒙族人。但为什么姓关,闹不明白。一论年龄,我比他大一岁,他管我叫大哥。老叔喝了没几杯就说不行了,喊道;“你们哥俩好好喝,维俊要陪好,酒有得是,管够喝,不够去小卖店装,小关不喝好不能走,不能走,听见没!”说完就倒炕梢睡觉去了。陪酒的主要任务落在我的身上,看来任务不轻。“兄弟,咱们怎么喝,按汉族办法喝呢,还是按你们的办法喝?”“大哥,你为长,你说了算,我的听你的,”我说:“赛、赛”(蒙语,好的意思),小关一听,“啊呦,大哥,蒙语的会说,太‘绅士’(我们下乡地方的土话,就是厉害、牛的意思)了,那就按我们老蒙古的办法喝,行不?”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兄弟,我这坐地炮还怕你个小蒙古?就这么办,好,一言为定,就按蒙古的办法喝”。我心想;我喝酒从来没醉过,我还怕你?今天不跟你整出个公母来 ,就寻思你们蒙族人能喝呢。
       
 
现在就是一场喝酒比赛了。他们的办法有点儿吓人,叫一拢一拢地喝。什么叫一拢?所谓一拢就是六杯为一拢,六杯酒一次喝完,才许吃口菜。多大的杯?不大,三钱一杯的小酒盅,但是一拢就是一两八。老婶儿找来不少酒盅,我们俩人开始你一拢,我一拢的喝了起来。不大会儿,我们一人喝了五拢,九两酒下肚了,没什么感觉。这时候关银又有了新点子,“大哥,赛、赛,真厉害,今天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你还行不?要不咱们换个办法喝,怎么样?”眼里充满了挑战的神情。到了这会儿,我的头脑有些飘飘然,斤把酒灌下去了,没怎么样,看你还有什么新花样。“好,今天是大姑娘梳歪桃——随(辫)便,大哥奉陪到底。”“那行,这回咱们喝个对角线,怎么样?”
关银把酒盅在小炕桌的对角线上摆了起来,足足二十三个,我算了一下,有七两酒,我心里有点儿打鼓。如果这一趟喝下去,就是一斤多酒了能行吗?看我犹豫,关银已经开始喝上了,他把酒倒到一个大碗里,一口闷了,像喝凉水一样。该我了,这时候不能装熊。就是喝死了,也不能当面败给他。我也把酒敛把到一起,倒在一个碗里一口闷了。“赛赛”关银欢快地叫着,但我看到他眼神有些游离,我知道他差不多了,我还清醒。“关老弟、弟,怎么样,大哥还行吧?要不咱们再来一趟?”我是有意让他借坡下驴,到此为止,因为我也差不多了,可没想到这小子让我给顶起了火。“大哥,我离家半年多了,今天我最高兴,喝酒遇到了对手,再来一趟,再来一趟,不喝,好,你,不能走,不能走”。
老婶儿怕我喝多,一劲儿给我递眼神儿,让我下桌,可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好使了。脑袋里想的就是把这个小蒙古干倒,叫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来,再来一趟”!我先来了一趟,有些费劲儿。待到小蒙古的时候,他有些坐不住了,有点儿里倒歪斜,一趟酒没喝下去,一头攮炕上,像一滩稀泥一样。
这时候我什么样?还能吃点儿饭,老婶儿给我盛来一碗黄米饭,让我压压酒。我半睁着醉眼,边听她好心的数叨,边吃饭,饭没吃完,就摇摇晃晃地到下屋睡觉,脑袋一沾炕,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一般,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死了。
这可吓坏了老婶儿,一会给我找醋,一会儿给我端水,一会儿给我打树上的青杏,都不管用。
我昏昏沉沉睡了足足三天,才算爬起来。这一场汉蒙喝酒大战,以双双醉倒而告结束,没分出“公母”来! (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回家复习,应对考干。我拿定了主意,准备一搏!
恰好赶上媳妇到北京参加企业的计划生育培训班,三岁的儿子送到了父母家。这让我有效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每天的学习真可谓通宵达旦。我温习了考干要求的重点学习科目,翻遍了近期政治时事的宣传材料。
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我如期参加了东陵特区增编国家干部的考试。自认为应考状态良好,发挥水平正常。
那时上班,东陵区政府是必经之路,我天天留意着区政府大门的动静。按规定一个星期发榜的时间过去了,却没有一点音讯。
我的心开始惶惑不安。一天正吃午饭,一个工人骑着车子过来,让我请他喝酒。他见我发愣的样子笑道:“傻样,你的榜下来啦!”
我扔下饭盒,跳上这个工人自行车的后座,直奔东陵区政府。大门口果真贴出了大红纸,上面有四十三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细问才知道,这只是过了分数线的名单,还要经过面试一关,最后落实的具体名额数是二十六人。
按照规定的时间,我和参加面试的四十二名考生来到了区政府的二楼礼堂。参加面试的人全部站在礼台上,随着点名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名字,要高声喊“到”。
台下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们拿着成绩单和报“到”的人,逐一地对着号。只有半个多钟头的时间,参加面试的考生还没弄清所以然,就草草散了场。最后,一个工作人员告诉参加面试的考生,能否录用要等候通知。
我不情愿地走出区政府的礼堂来到政府门口的收发室,从值班人员那里听到的是非常可怕的消息。这位老者神秘地告诉我,面试是为走后门找的借口。二十六个名额还不够区里五大班子,部委办局领导孩子们分的呢。没根没梢的能进这大楼,那可真就出了奇、冒了泡啦。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一下凉到了脚跟,默默地回到了工地,就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
一晃过了半个多月,真的没有一点儿招干结果的消息。可是我的心已经长了草。尤其是每天上班途经区政府时,看着宏伟气派的大楼,不仅让我想到了离开青年点时看见的那披着金色霞光的石山,又想到了要攀那峰要登那顶的感觉。进不去这大楼,我是真不甘心啊!
 
 
时隔三天,上班路过东陵区政府时,我鬼使神差地进了大楼,打算探个究竟。就在我走到人事局走廊的时候,恰巧和给我报名的大姐走了个顶头碰。
只见她满面春风地冲我走来,高兴的对我说道:“唐明达,正要找你呢,快跟我进屋!”
我进了屋没等落座,她拿出了三张表对我说:“卫生局的石书记、公安局的孙局长、广播局的郝局长都看好你了,你喜欢哪个部门呀?”
这样的问话让我不知怎样接过话茬,还有点发傻地问:“我考上了吗?”
她看我发蒙的样子,笑道:“你考了个榜眼!我没走眼呐。”接着她还替我拿起了主意说:“你文章写得好,我看你还是到广播局吧。”
我顺从地点了头,心里想能进了政府大院,啥局都比我那风吹日晒的建筑部门强呵。
大姐领着我,直接来到了广播局局长办公室。办公室宽敞明亮,只有一个胖胖的老头坐在靠椅上。她告诉我这位老人就是郝局长,然后向这位局长打了个礼貌的手势,推门走了。
郝局长摆摆手让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没有落座,毕恭毕敬地站着......
郝局长点了一颗烟,向我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文章写得不错呀,喜欢做记者工作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做记者工作这是我多么神往的理想啊!脱口答道:“愿意,非常愿意!”
“那你就到沈阳电台东陵记者站吧,播发的文章会有稿酬的,就看你小伙子的手笔啦。”郝局长见我高兴的样子,补充道。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原单位的态度,不无隐忧地说:“我原来的单位要是不放我怎么办?”郝局长笑了说:“不会的,单位只能劝阻,不能拦阻。”
他看到我脸上还有难色,就挂了个电话,要对方拿一个记者证过来。
一会儿的功夫,秘书拿着一个小红本进了屋。郝局长接过红本,让我把它填上。
我看到记者证三个字,手不免抖得厉害,拿在手里的笔,怎么也不敢往下落……生怕填错了字。
秘书见状,上前主动帮我填写了记者证。
郝局长亲自把记者证交到了我的手里,自信地笑着说:“拿这个证,谁也拦不住你!”
走出区政府的时候,我又回身望了望高耸的政府大楼。几天前的幻想,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真的像做梦一样!
坐在回家的十一路无轨电车上,我打开了记者证,看到后面几页印有民航总局,铁道部,交通部为记者提供出行方便的指令文件。我慨叹自己一个砖瓦堆里的人,竟会突然有了这般待遇!无法平抑的激动让心跳的不行,又恍惚觉得是在做梦,可千万别是梦呵!
我把手放在挂着厚厚冰霜的车窗上,直到手温化透了冰霜,见到了玻璃,才算住手,确信了眼前的一切。
这时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竟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眼泪一串串地涌出了眼窝,怎么也止不住了,嘴唇咬破了都不行…..车上的人都莫名其妙的瞅着我,别提多囧了。

 
果不所料,在回单位办理调离手续时真的犯了卡。队领导轮番和我谈话,周旋了两天没有效果,不得已把我推到了总公司。
总公司王才经理认真地告诉我说:“组织上按计划对你已经有了重要的人事安排,在哪儿都是革命工作,个人的理想要服从革命的大局,这是八十年代革命青年起码应该有的政治觉悟。”
尽管他搬出了一桌子的大道理,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还是没有效果。无奈之下,他让我去找王恩基书记。
我是铁了心地要走,来到王恩基书记的办公室,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周折和麻烦,我不得已地拿出了记者证。这证还真好使,等来的不再是领导的劝阻和说教,而是王书记的热情支持和鼓励。
仅用了三天时间,我就办完了工作调动手续。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这天,我以记者的身份,走进了东陵特区政府的办公大楼。
记者站的编辑部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红漆罩面的地板,加上顶棚和墙面的装修,使进屋的人不由得有种特殊身份的感觉。甚至神态和步态都会让你有了自信的把握。
编辑部有五人办公,一名新闻编辑,一名文艺编辑,三名记者。全区的新闻在这里撰写和编播,每个人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对于初来乍到的我,编辑部任何形式的欢迎、多么热情的话语都是客套。真正让自己高兴的是,这里才是我畅想游弋、尽情博弈的地方。
到区政府大楼上班的第二天中午,政府大门口有几十人站在那里,编辑部主任进屋告诉我,这些人是来找我的。
我急忙赶到大门口一看,原来是段里的工人骑着车子看我来了。张亮推车走了过来,额头上还挂着汗珠,说:“唐师傅,才听说你调这里来了,大伙趁着午休的时间来看看你,有车子的都来了。”
我仔细一看足有三十多人,货架上个个带着饭盒,想必都没来得及吃饭。我赶紧把他们领进了区政府的食堂。大家落座之后,满满三桌。我给每桌要了十个小菜,算是请了哥们的客。
几十个人吃着、嚼着,谁都乐不起来。一个最年长的水电段王师傅冲我说道:“唐儿啊,大伙舍不得你呀!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没看见过像你这样和工人贴心的干部。不过大伙看见你能有这样好的前程,也没的说了。”
送别工人时,我和他们一个个长久地握着手。望着他们远走的背影,想来在第二住宅建筑公司的一段经历,确实让我有很多的不舍呀!(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为了加强减租减息斗争,对抗财主东家,防止坏人破坏。农会又组织成立了民兵小分队,大段小分队的队长由王青山担任;副队长由张信担任;父亲和陈士清、张才、李树坤,田四,傅永林等成了民兵骨干。根据大段的地理位置(中心地段)及东西走向,经白音套海区政府批准:将大段划分成两个行政区域,大段以东至海立土为一个行政区,设行政组长(相当于生产队长)一名,由陈世清担任;大段以西至小段为一个行政区,设行政组长一名,由父亲担任;行政组长在农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和村官有了不解之缘。

斗汉奸  清算复仇
大段最先被清算斗争的是汉奸王景堂和儿子王峰;狗腿子杨永升;王景堂是伪满时期大段的保长,因年数大,退居幕后,让儿子王峰出面主事。王峰为人阴险奸坏,仗势欺人,在其父担任伪保长期间,在大段“日伪配济所”里,贪污20多担穷人的救济粮和数不清的生活日用品,民愤极大。杨永升,人称杨二狗子,是王景堂招用的伪满排长,专门溜街串巷,探听情报、入户登记、核查人口、灾情等事宜;杨二狗子原本是穷人,自打当上了伪排长,吃喝嫖赌,溜须拍马,其上瞒下,无所不为;王峰大贪,他是小贪,人们恨之入骨。因此,清算复仇一开始,农会就把王峰,杨二狗,列入了第一个清算斗争对象,
大段农会和海立土农会,把各自然营子组织起来,召开了联合斗争大会。工作队和骑兵团的部分战士给斗争大会助威;群众有近200人参加了斗争大会,首先,由民兵队长王青山、张信带领父亲和陈世清等几名民兵骨干,将王峰,杨二狗子五花大绑捆住,押进会场,绑在一辆大铁车上。顿时,打倒狗汉奸王峰,打倒杨二狗子,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口号声,潮水般的响起,这气势,吓得两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狗汉奸浑身发抖,哆嗦成一团,
斗争大会由大段农会主任张兴主持他很激动的大声说:老少爷们,今天开大会,斗争汉奸王峰、杨二狗子,你们有仇报仇,有冤申冤!还没等张兴把话说完,人们压抑多年的心中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一下喷发出来,呼啦啦的拥到大铁车前,向王峰和杨二狗子劈头盖脸地打起来,有人解下扎在腰间的麻绳子;有的举着打牛用的皮鞭子;有的攥着柳条子;一边抽打,一边骂:让你当汉奸,让你当狗腿子,让你使坏。。,。后边的人打不着就大声的喊:让狗汉奸把粮食交出来!拿走我们的东西都还给我们,。。。前边在打,后边再喊,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大骂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会场一片沸腾。
时间不大,王峰和杨二狗子的脑袋就搭了下来了,身子也瘫软了、堆萎了,满脸窜花,浑身像个血葫芦,狼狈不堪。这顿暴打,人们出气,解了恨;心中的怒气一泄而光。最后,张兴宣布:没收王峰、杨二狗子的土地、财产,全部归大伙,会场一片欢腾,群众一个个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斗争大会一结束,农会带领民兵小分队把王峰和杨二狗子家(主要是王峰家)的箱柜,衣服、绸缎、银元、乃至锅碗瓢盆,全部没收;房屋除留下家人住的,全部查封。小分队赶着装满物品的大铁车,打着鼓,敲着锣,精神抖擞地走在大街上,人们见到了,都感到无比到兴奋。
接着开始斗争伪警察分局所所长赵小惦。本应该赵小惦要和王峰、杨二狗子一起斗争,他们都是一路人,可是农会和许多群众觉得赵小惦没多大民愤,多少为大段做过一点事情,人们不想让他同王峰和杨二狗子一起挨斗,说白了就是不想打他。在斗争会上,只是让他下跪,低头认罪。赵小惦也很识相,磕头作揖的认罪,并一再表示:把家里财产、土地、房屋,全部交给农会处理。随后,民兵小分队把王峰。杨二狗子、赵小惦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联合斗争大会,有力地打击了伪汉奸,震慑了财主东家,鼓舞了农民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一村斗争,村村联动,户户参加。看到昔日耀武扬威,今日低头认罪的日伪汉奸、伪警察的狼狈相,农民群众到处传说的议论着,无不称赞共产党好,农会好,
算老账,清债减租
由于减租减息运动开展阶段不同以及斗争对象的差异,斗争形势往往成为决定斗争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大段的减租减息运动发生在新解放区,也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进行的,因此,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机动性与灵活性,是当时土改政策的明显特点。
在工作队的指导帮助下,侬会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
对比较开明的财主东家,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杨秀峰、孙会。一个是过去有势力的土豪;一个是在大段占有土地最多的财主;他们能够积极响应减租减息,主动配合农会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对比较弱小的财主东家(土包财主)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而顺应潮流的,要说服动员,让他们自觉自愿的减租减息,退租退息。
对等待观望,拖着不减的财主东家,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由民兵领着耪青户到他家说理辩论,并通过算账,达到减租减息目的。
对减租减息抱有抵触情绪,软磨硬泡的财主东家,则采取先礼后“兵”的斗争方式,以对其起到震慑作用,使其停止抵触和对抗,必须减租减息,并按清算后的租息退还。
对拒不执行政策,说坏话造谣的李三东家,要采取坚决斗争的方式。农会根据群众要求将其扣押,进行严厉审问;并向他说明减租减息政策和法令;迫使他承认错误。最后,他表示愿意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并将原来订立的契约收回,按照现行政策,重新与耪青户订立了保障青户使用权的新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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