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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03)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7/12/19 11:07:47     点击:150

 

                     2017.12.9 星期六 知青文学(103)

 

                    一张老照片,一世黄海情
 

                      作者:曲苑风清(江苏)

青春年代,留一份自然美的倩影,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愿望。那时候没有彩色照片,没有录像,没有美篇用来展现自己,投影在黑白中也是一份奢侈的追求。自从下乡黄海农场十三连后,拍一张照片,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劳作,一个纪念,也是一份情感的需求,我们一直盼望着……

过了几年,终于在1973年的春天,记得一个滨海当地的年轻人,带着一架120胶卷的相机来到我们连队,招呼我们去拍照,而且保证拍好后不会赖账,一定会把照片在一个星期后给我们。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要花多少钱拍一张,只记得当时,许多男女生都围过来,那是一个休息天,我们几个小姐妹好开心,张罗着去哪里拍比较好,一心想把背景选择得好一点,给父母亲看可以印象好一点,春天光秃秃的,一片空旷的野地,芦花没有,野花看不见,大家思来想去,在老职工的房子后面有一片小树林,于是我们几个匆匆而去,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没有个人照片,我想可能是集体观念,友谊,或许还有钱的题,照了一张大家觉得不过瘾,再照,来到营部机耕队,在康拜因和拖拉机上我们又合影。一个星期后拿到照片,我们都异常开心和满足,照片尽管比较单调,毕竟如愿以偿。

[下图一在小树林拍的,现在那片林子砍了,只在照片上存在。]

 


图一:前排左起:穆桂珍,周白妹,穗
           后排左起:马月娥,风清,凤英,长妹

注:穆桂珍,周白妹,马月娥三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值此祈愿她们在天之灵安好!
  

大概过了一年,在河工结束军寨渠大桥完工后,河边,桥下,又留下我们姐妹的几张合影。
回到故乡苏州,搬来搬去,许多人的照片遗失了,在三年前聚会,我们念叨那时的姐妹,一个个去找旧照,翻拍了每人一份,于是我丢失的照片又失而复得(那是在1999年苏州的水灾中被水淹了,本来一张不缺)。现在我把它象宝贝一样珍藏着,并且扫描放进电脑。

图四:前排左起:穆桂珍,周白妹
           后排左起:风清,长妹,雅琴
在军寨渠大桥下合影,那条河是我们开的!

一张老照片,一世黄海情
 曲苑风清苏州知青
青春年代,留一份自然美的倩影,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愿望。那时候没有彩色照片,没有录像,没有美篇用来展现自己,投影在黑白中也是一份奢侈的追求。自从下乡黄海农场十三连后,拍一张照片,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劳作,一个纪念,也是一份情感的需求,我们一直盼望着……
       过了几年,终于在1973年的春天,记得一个滨海当地的年轻人,带着一架120胶卷的相机来到我们连队,招呼我们去拍照,而且保证拍好后不会赖账,一定会把照片在一个星期后给我们。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要花多少钱拍一张,只记得当时,许多男女生都围过来,那是一个休息天,我们几个小姐妹好开心,张罗着去哪里拍比较好,一心想把背景选择得好一
点,给父母亲看可以印象好一点,春天光秃秃的,一片空旷的野地,芦花没有,野花看不见,大家思来想去,在老职工的房子后面有一片小树林,于是我们几个匆匆而去,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没有个人照片,我想可能是集体观念,友谊,或许还有钱的题,照了一张大家觉得不过瘾,再照,来到营部机耕队,在康拜因和拖拉机上我们又合影。一个星期后拿到照片,我们都异常开心和满足,照片尽管比较单调,毕竟如愿以偿。

[下图一在小树林拍的,现在那片林子砍了,只在照片上存在。]
图一:前排左起:穆桂珍,周白妹,穗
           后排左起:马月娥,风清,凤英,长妹
注:穆桂珍,周白妹,马月娥三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值此祈愿她们在天之灵安好!

大概过了一年,在河工结束军寨渠大桥完工后,河边,桥下,又留下我们姐妹的几张合影。
回到故乡苏州,搬来搬去,许多人的照片遗失了,在三年前聚会,我们念叨那时的姐妹,一个个去找旧照,翻拍了每人一份,于是我丢失的照片又失而复得(那是在1999年苏州的水灾中被水淹了,本来一张不缺)。现在我把它象宝贝一样珍藏着,并且扫描放进电脑。

图四:前排左起:穆桂珍,周白妹
           后排左起:风清,长妹,雅琴
在军寨渠大桥下合影,那条河是我们开的!
 
自己开挖的小河石条上,洗衣的地
 

2016年1月我们在万家灯火酒店聚会 ,我们几个又拍了合影,作为留念,这回是彩色的。
时光轮回,又是一年过去,今天这张小树林照片上已有三个朋友遗憾地离开了我们,但是每次聚会,我们仍然一个个牵挂着她们,述说一起劳动生活的细节,感觉她们并没有离开。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载着知青的一段历史,珍藏一份青春宝贵的纪念,还有知青姐妹深深的友谊。从当年的小姐妹变成现在的老姐妹,我们一直保持着几十年的联系,温暖彼此,初心不变,因为我们曾经劳动生活在黄海那同一块土地,黄海的风把我们系在一起,从此解不开。

摄于2016年1月,万家灯火酒店门口
左起:风清,凤英,雅琴,长妹(十三连的朋友还认识我们吗?)

自己开挖的小河石条上,洗衣的地
 2016年1月我们在万家灯火酒店聚会 ,我们几个又拍了合影,作为留念,这回是彩色的。
时光轮回,又是一年过去,今天这张小树林照片上已有三个朋友遗憾地离开了我们,但是每次聚会,我们仍然一个个牵挂着她们,述说一起劳动生活的细节,感觉她们并没有离开。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载着知青的一段历史,珍藏一份青春宝贵的纪念,还有知青姐妹深深的友谊。从当年的小姐妹变成现在的老姐妹,我们一直保持着几十年的联系,温暖彼此,初心不变,因为我们曾经劳动生活在黄海那同一块土地,黄海的风把我们系在一起,从此解不开。

摄于2016年1月,万家灯火酒店门口
左起:风清,凤英,雅琴,长妹

当年,十三连的朋友还认识我们吗?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这时,代表团吃饭的那间屋,竟然打开一扇门。我以为闹事的人冲进来了,不料那几个穿便服的日本人笑着用日语同一秘程志迈说什么,原来是日本便衣警察。然后,代表团成员分批顺后门悄悄离开饭店,太田成一仍在门口挡住那些闹事的日本人,我们被带着拐了很多弯,进入一间小会议室。太田成一也回来了,他说:“原定的大会改为小会,请代表团谅解。”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我们开会时,外面不时传来敲打、吵闹之声。

后来,程志迈对我们说:“这是一伙被人用钱收买的亡命徒,故意破坏欢迎大会,他们属于台湾帮分子,自称新日中友协,要代表团会见,还要分别给代表团献花,显然不怀好意,遭代表团拒绝后留下一份反动传单,全是反华口号。”
大会虽未开成,小型座谈会照常举行。日方参加座谈的青年除了问中国青年团活动情况外,主要表示:“他们和那些前来捣乱的人不一样,那些人不友好,我们是愿和中国青年友好的。”
这一夜代表团加强了警戒,基本上是和衣而睡的。
 
1975年3月22日 下午
今天,代表团临时变动了日程:10点15分,乘汽车从山上奈良县县立青少年野外活动中心出发,11点30分,抵达具有800万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
途中有一个小插曲。按约定,日本一个地方议员请代表团去他家访问,事先约了近百日本人等候。当接到代表团行程变化的消息后,他急了,开车拉着一些纪念品追上代表团,一定要当面赠送,以示友好。无奈,代表团停下车举行了筒短的会见仪式。随后,又有一些他约定的日本青年赶到了,总算为那日本议员赚回了面子。代表团了解到,那议员过去对中国并不十分友好,现在要借会见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机会提高自己的身价。
大阪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的大阪湾畔,与神户隔湾相望,其大阪城建于公元593年,总长12公里,历史上多次毁于战乱,十几年前(1963年)按原样重建。大阪于1974年4月18日与上海结为友好城市,这里兴建了多条运河,有“水都”之称。
在大阪的主要日程:
1.实地参观火力发电站并观看介绍该站影片;
2.参观地下大街(商店)。
这地下大街让人开眼界,几乎忘记了这是白天身处百米以下的地下商店里。明亮的路灯,宽宽的马路,人来人往的商店大楼。一名日本记者竟拿着话筒问我:“柴先生,你看这商店怎样?和贵国相比,好吗?”明知好,但不敢说好,生怕日本电视台播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赞扬日本地下商街的场景。我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不需要到地下来建商街。”很显然那位记者不太满意我的回答,又去问团内的其他人了。
14点45分,日方安排代表团在大阪华侨饭店吃饭。饭店内都是华侨,气氛大不一样,就像回到家乡。炊事员和服务员纷纷和我们热情打招呼,主动自我介绍:
“我是山东人!”
“我是广东人!”
“我是山西人!”
“我是湖北人!”
看到了祖国亲人,太高兴了!他们说:“祖国强大,我们在国外腰杆也硬。”一个胖胖的炊事员说:“听到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我高兴得流泪了!”他们还说:“中国强大了,赞成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就会多起来。”
饭后,于17点25分上飞机去日本高知县访问。
                           
1975年3月22日晚
晚5点25分登机,于6点20分到达高知县。
高知县位于日本西南部四国,南临太平洋,北接四国山地。高知县在江户时代是土佐藩,由于历史上出了两位著名人物坂本龙马和岩崎弥太郎,因而称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摇篮。
日方安排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住进位于太平洋岸边的海风庄。我们在室内便可近距离地看到太平洋的海水和来往船只。
代表团召开访日观感座谈会并商定活动日程:23日 和24日在高知县访问。
团内交流访日观感:
日本的众多卡车均写有××株式会社,但在我国内称××工厂。这种组织均为几个资本家联合搞起的工厂矿山,统称株式会社。
沿途我们看到路两边堆积如山的小汽车,看上去都是半新的。原来是坏损的车,因其国土小无处可放,连放垃圾的地方都要租借,叫做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人与人之间全是金钱关系,无怪乎资产阶级把金钱看作和自己的命一样重要,无金钱也就无所谓资产阶级了。
细心观察这里的年轻人和我们国内大不相同。奇形怪状的服装,男子要么留长长的头发,要么剃光光的头,配上大墨镜。日本翻译说:“在日本什么叫美,一些青年认为衣着能引人注目就是美,谁穿得最引人注目谁最美。
不止一个日本青年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人都是自私的,一切都是为自己,你们共产主义国家,人真的要为别人着想吗?人怎么可能为别人着想呢?”我们简直无话可回答日本青年的这些问题。
我们是为友好而来的,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世界观几乎对立,但也要顾全中日友好的大局,笑不出来的也要装笑,令人讨厌的,暂且不去理会。真是出国七八天,犹如有一年。(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在乌兰敖都下乡时难忘的片段
                              作者:梁  鹤
梁鹤,女,1954年生人。1970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到翁牛特旗乌兰敖都大队。参加工作后曾在翁牛特旗广播局、元宝山区广播局、海南省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主持人。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下乡知青”最让我刻骨铭心。我忘不了乌兰敖都的蓝天白云、风沙走石,忘不了草甸子农田上的劳动场景,忘不了大马车店的生活学习,更忘不了知青同伴们同甘共苦、和谐相处的日日夜夜……因为这片“广阔天地”上,挥洒了我们的青春,留下了我们多少春的畅想,夏的火热,秋的愁绪,冬的寒苦!
下乡前的狂“热”
1970年夏,我在翁牛特旗乌丹一中算是高中毕业了,正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嘹亮口号,邢燕子、董加耕的光辉榜样,使我们这些毕业生再也在家呆不住处了,要马上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去!当时的我,比同年级的同学要小1岁多,懵懵懂懂的还不大懂事,但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我心沸腾,热血满腔,要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可妈妈舍不得我离家,再加上我大哥已经下乡了,当时(1970~1972)政策规定,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下乡,其余的可以留在城里。妈妈为了不让我下乡,还把《户口簿》藏了起来,这样我就错过了毕业后首批下乡的机会。两个多月后新的一批下乡报名开始了,我赶紧乘妈妈上班,翻箱倒柜寻找《户口簿》,找到后瞒着妈妈报了名。报完后有点害怕了,一直不敢告诉妈妈,直到还有两三个星期就要出发了,这才无奈地告诉妈妈“我马上要下乡了”。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愿不愿意上山下乡,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更激进的话语是:是把子女放在自己身边,还是交给党来安排?这是用私有观念的“父母之爱”腐蚀子女,还是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教育子女的原则问题。妈妈一看,啥也不说了,可啥也没准备呀,那就马上去买棉花剪布料,赶做被子和棉衣,简单地为我做出发的准备。
下乡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冷”
我们乌丹一中七零届这一批共30多人,下乡到距乌丹镇百余公里的乌兰敖都牧区。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一大早我们就到学校集合,老师给我们戴上大红花,上午10点多,我们背起行李,穿过欢送的老师、同学和群众队伍,爬上一辆敞篷大卡车,高高兴兴带着理想、充满希冀,踏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征途。
由于路况差冰雪厚,我们的车好像行驶了六七个小时,才到达乌兰敖都公社生产大队的队部,天已很黑了。这一路上,我们的棉袄早已被寒风穿透,真正领教了寒风刺骨。车停下后,我已经下不了车了,是一位牧民把我抱下车的,嘴里还不停地问道:“妈妈的没有吧?”,可能是看我特别瘦小,以为我是个孤儿。那年我还不到17岁。
一进大队部感觉很简陋但特别暖和,已为我们准备好晚餐,食堂很小,无法容纳30多人同时就餐,大家就捧着饭碗,坐着吃的、蹲着吃的、站着吃的都有。那顿晚餐吃的啥?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牧民领导特意为我们用心准备的——酸奶子羊肉粥。可我只尝了几口,没有食欲,可能是吃不惯又饿过了头。大家吃完后,我们30多人被编入3个生产小队,我在二队,同队还有刘凤英、陈慧芝、杨树芝、王瑞霞、周桂兰等5个女生和3个男生,共9人。 当晚,车就送我们到各队的青年点,距离大队部都有七八里地,我们到达时已经很晚,青年点的几个老知青还等着我们,屋子很冷,但大炕已烧热。太困了,大家顾不上多说话,各自都上炕休息了。
第二天吃过早餐,大队部来人接我们去开会,要步行七八里地,感觉很远。大队部里已很热闹,聚集了许多牧民群众,这算是正式的欢迎会。大队领导给我们介绍了队里的情况,还把我们一一介绍给牧民们认识。有些牧民对知青下乡不十分明白,有的认为我们是很有知识的青年,是毛主席派我们来帮助他们建设新牧区的;也有的认为是毛主席让我们来这里接受“革命改造”的……但我们已经意识到,从今天起,已不再是老师眼里的学生了,也不再是家长眼里的老大、老二、老三了,而是“下乡知青”了!想到这些,心情特别复杂,五味杂陈。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一出门,呼啸的白毛大风可以把人刮倒,我常被刮出数米之外。在空旷而荒秃的“草甸子农田”干活,我们虽然穿着新做的棉衣,可比起牧民们的羊皮衣,根本不挡风,就像没穿似的,冻得心里直想哭。手脚更是被冻僵、冻裂,甚至被冻伤。我们的宿舍,是废弃多年的大马车店(马拉公交车的一个大站),门窗全是漏风的,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即使在室内也是冰冷的,只有炕上暖和一些,我们睡觉都要戴着帽子、围上围巾。
下乡的第二年总是“饿”
刚下乡时,我们的口粮有补贴,第二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粮食补贴没有了,要靠我们自给自足了,但实际上我们根本“自足”不了。原因是,我们下乡的地方说是牧区,却不见肥美草原,只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长满野草的低湿地)和荒漠沙丘,我们赖以生存的那块“农田”是前几届下乡知青选择最好一块草甸子垫土改良而成的,所以是“草甸子农田”。在这上面种玉米产量很低,草甸子上的畜牧业也不发达,至于其他副业也不让搞。所以我们的口粮缺口很大,一般都是上半个月有吃的,下半个月就得勒腰带收肚子,到了月末的最后几天只能饿着,什么吃的都没了。
有一次轮到我做饭,午饭贴玉米面饼子,面少只能和稀点,蒸熟后还是不够人均分的,只得再把饼子打成碎碴,然后烧上一锅开水,加点盐粒,这样每人能分到一小碗玉米面碎碴,喝点盐汤水,就算一顿饭了;晚饭则是完全揭不开锅了,几个男知青就去了生产队的碾棚,偷吃一点专喂小羊羔、小牛犊的豆饼粮渣来充饥。饿急的时候,不管人吃的还是牛羊吃的,甜的还是苦的,熟的还是生的,只要能充饥解饿就行。
要说饿,春天是最难熬的。因为大地刚开始复苏,连野草野菜都没长出来,青黄不接,叫做“苦春”或者“春荒”。到了夏天,饿急的时候还有办法可想。我们院子对面,有一片生产大队的菜园子,主要供应大队。这块菜地也是垫土而成的,种植面积有限。管理菜园子的是一个叫老王头的,那时已有50多岁了,是个汉民,说普通话。男知青们和他关系不错,他脾气很倔,我们女孩子见了他有点害怕,但是想着菜园子里有吃的,所以也王大爷、王大爷地叫着。有一次我们商量好去“偷”一点菜改善一下,先派一个男知青到老王头宿舍陪他聊天喝茶,我们几个就溜进菜园子挖了点菜回去,连夜吃掉。第二天老王头发现菜少了,又嚷又骂,肯定怀疑我们了,但事后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个月,我们琢磨着菜园子里的西瓜要熟了,算计着吃一次西瓜。还是用上次的办法,一个男知青去和老王头聊天喝茶,我们几个摸黑去瓜地摘西瓜。那天晚上下着雨,我们鞋底踩上泥巴会有脚印,从菜园子出来就倒着走(脚印就反方向了),且不敢直接回宿舍,绕上一大圈儿,经过一片草甸子后再返回。回来一看西瓜还没熟呢,但大家还是狼吞虎咽,男知青一口气能吃五六个生西瓜,可想他们有多饿啊!吃完后,连夜把瓜皮瓜子挖坑埋了。第二天老王头到我们院子来东看看西转转,没发现可疑的,也就骗过去了。这两次“偷吃”既解了一时的饥渴,也是我们收工后惊险刺激的集体活动,从策划到准备再到实施,今天想来着实在拍一部微电影。
下乡知青的这种“偷”,一是为了“自救”,二是丰富“业余生活”,其实老王头心知肚明,只是不点穿我们罢了。比起云南某些青年点抓住偷吃东西的知青残忍体罚,我们是幸运的,老王头和当地牧民、干部们是宽容的,爱护我们的。
下乡尝得最多的是“苦”
伟大领袖号召 “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下乡前只是我们高喊的一句口号,下乡后才尝到了“最艰苦”的滋味,劳动、学习、衣食住行,样样缺乏,处处艰苦。
在既不是农场也不是牧场的草甸子上种地,农活以外需要不断地、加倍地改良土质,抬土挑担、平地填坑、锄地捣粪、修筑田埂等等,一年四季闲不着。在草甸子上干活,对我们女孩子来说,最麻烦的是上厕所问题,草甸子农田周围没有一草一木,劳动时间又不能跑到几里以外的荒漠边缘杂草丛里去方便,也不可能像牧民那样随地解决,这可怎么办呀?最后的办法是我们三四个女孩一起走远一点,两三人站在前面挡着,一个人就在后面方便。这样的尴尬,也只能接受。
我们在荒僻的牧区,缺乏书报、缺乏阅读,缺乏指导,缺乏集体大家庭的热闹和温暖。我们要接受牧民群众的“再教育”,要和牧民群众打成一片,融入他们的生活很困难。首先是语言不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不说汉话;其次,当时的牧民还以游牧为主,还习惯于蒙古包生活,一户户牧民居住很分散,相互间来往很少。每次到大队部开会,应该是很好的交流机会,但开会都要等到各小队和牧民吃过晚饭后陆续到场,讲话都要一遍蒙语,一遍汉语,即使内容不多,也要开上两三个小时,等回到宿舍已经半夜了,第二天一早还要出工,所以大家也都不愿意多交流。
一次大队部开完会,可能是在屋子里闷了两三个小时了,一出屋顿感空气清新,秋高气爽,繁星点点,心情大好。男知青们已走远,我们几个女知青手挽手一字排开,迈着大步,高唱起毛主席诗词歌曲“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正高兴地唱着,忽听“噗通”一声,紧接着有人叫喊“妈呀”,“救命啊”!原来有两个人踏空掉入水井,我们没掉下的也慌乱起来了,一边喊着,一边想找柳条枝拉她们上来,没找到,情急之下我们就几个手拉手,伸下手去把她们拖拉了上来。其实草甸子上水井很多,大概是给牛马喝水的。因为水位高,没挖多深就出水了,所以水井并不深。拉她们上来以后,虽无大碍,但衣服湿透,浑身直哆嗦。大家心有余悸,边往回跑,边喊男知青,可他们早已走远了。我们慌乱中又走错了方向,跑了好久,还没看到宿舍,觉得不对了。以前我们都跟着男知青走也不记路,这下成了迷途羔羊了。我们越走越远,好像进了荒漠沙丘,走不出来了,这下我们更慌了,又紧张又害怕,就拼命往沙丘高处爬,看到了电线就找电线杆,大家一起辨别方向。
男知青们回宿舍后,一直没见我们回,又去大队部找我们,还是没见我们,知道我们迷路了,就点上火把站在房顶上不停地挥舞着。黑夜中我们忽然发现了舞动的火光,大家不约而同放声大哭起来,异口同声“那里就是我们的家”!一边哭一边追着火光方向跑,就这样跑回了宿舍,已是凌晨2点多了。男知青还烧了一锅开水慰劳我们。那一夜我们感动得无法入眠,大家围坐一起,谈刚才惊险一幕,又谈感受、谈体会,再谈理想、谈抱负……谈了整整一晚上。
漫长的冬天里,城里的冬衣在这荒凉的草甸子上,根本不挡风,等于没穿。像牧民们穿的羊皮衣我们没有,家里也没有,只能硬挺着熬过冬。对于还在长身体阶段的下乡知青来说,本来就容易饿,天气寒冷更容易饿,口粮不够又严重缺肉、缺菜、缺油,饿上加饿!越是饿就更觉冷。农活收工后,肚子早已饥肠辘辘,可还不能马上回宿舍,先要捡拾柳条枝和牛粪,这是做饭、取暖的燃料。特别是冬天,黄昏的温度更低了,我们只得在草甸子上蹦着、跳着、跑着捡拾牛粪,还要背上一捆沉重的柳条枝。
我们3个生产小队,要数我们二队住宿条件最差,原先是个马车店,两排破旧的平房,长年失修,紧靠着马路,没有院墙,也没有厕所。对于我们几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来说,一到知青点,解决上厕所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下乡后的开工第一天,就自己动手先盖个厕所。所谓的厕所,就是在女舍后面,用玉米秸秆和柳条枝埋上一排,后面挖一个坑,前面稍作遮挡,就算是我们女生厕所了,比茅房还简陋。这还只是小便厕所,大便厕所是一二里以外荒漠边的杂草丛里,我们三五个女孩一起要走上十几分钟。男厕所就不需要了,他们随便解决。
“交通闭塞”和“偏僻落后”总是一对孪生兄弟,那时我们要回一趟乌丹很困难,经常坐不上班车,尤其到了年节。和牧民们过完“革命化春节”后,大年初一开始陆续有人回家,但坐不上班车,直到正月初四我和3个同队女知青还是没坐到,后来拦了一辆三轮“蛤蟆车”,好说歹说才肯带我们回乌丹。从上午10点多出发,到乌丹已是晚上七八点了,这一天我们没吃没喝,也没戴帽子,当我站在家门口时,已冻得不会说话了。家人见我回来又惊又喜,但不让我马上进屋,也不让碰我耳朵,让我先在门口搓手、跺脚,10多分钟以后再进屋吃东西。我环视着家和亲人,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了。那天我第一次体会到,回家是一种幸福。
又冷又饿又苦就会想家
下乡以后,狂热劲和新鲜感渐渐退去,眼前的一切与报名时想象的大相径庭,思想容易波动,不由得想起家来。由于我们是1970年12月末下乡的,没多久就是春节了,大队领导要求我们留在乌兰敖都和牧民群众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们开始为“春晚”准备文艺节目,我还是文艺骨干呢。等到节目排练得差不多了,春节也一天天临近了,大家就越发地想家了。大约腊月二十七八,我们同队的6个女知青约好,下午收工以后夕阳西下时,一起走到数里之外的一个最高的沙坡上,“一”字站立,面朝家乡乌丹的方向,双膝下跪,给父母和亲人拜年说心里话。可一跪下还没等开口,大家的眼泪就止不住吧嗒吧嗒往下掉,且互相感染,越哭声音越大,越哭越有节奏,越哭越伤心,根本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天也黑暗下来,我们当中一个年龄较大的站起来催大家回去,哭声这才停了下来。那时我们虽然想家,但不恋家,回家团聚几天后,都准时回到青年点报到。
难忘而无悔
下乡的岁月虽苦,但苦中有乐。那几年,我学会了许多农牧活,种地、锄地、割草、修路、挖沟、挤牛奶等;明白了一个道理,下乡知青,就是下乡劳动,就得干活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那时男强劳力一天挣16工分,女强劳力一天挣8工分,而我因为个子小力气小,大多数的时候一天只挣6工分。牧民干部安慰我说,不是你偷懒,而是你气力小,干活少,就只能少拿工分。我的记忆中,好像很少拿到过满工分,到了年终结算,我要比别人少许多。当时我确实小,也不在乎,哥哥姐姐们都照顾我,就挺满意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还有了一份“很得意”的工作。那是玉米种子刚播种完,为防止乌鸦来叼种子吃,队里安排我驱赶乌鸦。玉米地里,地头地尾各树一个草人,我一个人在中间看着,见有乌鸦飞来,就来回跑着赶着,有时喊有时唱有时跳。我从小爱唱歌,有一副好嗓子,所以队里就分配我干这活儿,不要多少体力,又能发挥我的特长。对待这份工作我很认真,每天早上去晚上回,从不迟到早退,一直到玉米苗长出半尺多高后,才换做别的。这活儿我连续干了3个春天。
难忘的经历许许多多。尽管有人说“知青一代是失落的一代”,但我依旧把这段经历看作是一种光荣,一份荣耀。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也曾自豪地说“虽然我现在已是中国文化界有些‘名气’的人物,但在很多场合,我还是这样告诉大家,我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依然眷恋着那片神奇的土地。”5年的下乡生活,使我发现了草原的美好,了解了牧民群众的宽厚,感受了知青们在相处中结下的真挚友情。在那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地学干农牧活,我们一起满怀希望地憧憬未来,有的甚至悄悄地开始了难忘的初恋。每每想起这一切,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春洋溢、激情澎湃的年代,让人激动不已。
有位内蒙古兵团的下乡知青说得好,“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再有什么样的苦也已经不觉得。我们受了那么多难,还有什么样的困难能挡住我们?老天爷既然给了我们特殊的命运,那么也必将造就特殊的一代。”下乡这几年的历炼,使我们从稚嫩的学生成长为经历风雨、坚忍不拔、有思想有担当的一代。懂得了对真善美的敬畏,学会了对温饱的珍惜,明白了苦能励志的道理,磨砺了吃苦耐劳的意志,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习惯,蓄积了战胜各种困难的正能量。正如一位福建知青所说,“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钱文忠漫谈人生》中把知青的特质和优点概括为:“坚忍,独立,受得了委屈,经受得住挫折,见到过波浪,也扛得住风浪,同时没有各种小心眼和自私心”。他在10多年的教学中,观察发现到“非常好的学生中,往往知青子女的概率极高”;“知青子女有一个特点,其中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一般来讲,独生子女里边,知青子女是最优秀的一群”。这是因为,知青子女从小的生长环境,没有城市独生子女那么优越,他们从小学会了克制、容忍、退让、牺牲,这种品德恰恰是现在城市独生子女最缺乏的。这也许是老天爷给知青们的回报吧。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经历过炼狱的知青们,是不会忘记过去的!更不会背叛自己的过去!(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孙铭春在这上班,干一天活回来总是闷闷不乐的,我看他那样我心里也别扭。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怎么不高兴?”他也不吱声,我说“你不说,那你别给我看脸子,你不高兴,我不兴问问吗?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他就说:“海鹰青年点的青年欺负他,他干完的活了总给他捣乱,还得重整……”
我说:“明天我跟你去看看去,行吧?”
他说:“不好吧。”
“要怕不好,那我就不去。”
我没去,回来又是不高兴,海鹰青年点的青年全是鞍山青年,在那安家的,那帮坏小子,真的是挺坏,我找厂部领导去了,说明情况,场部领导说:“这事咋管呢?越管越坏,他们主要就是欺生。”
我说:“要不,您给他换个地方行吧?海鹰那块全是青年,老农几乎没有,”
领导说:“要换地方,那就得明年开春才能干了,得待一冬。”
我说:“行,正好我还没柴火烧呢,让他给我打柴火。”
领导说:“那就这样吧,明年开春再说。”
孙铭春下班回来,我问他:“今天如何?”
他说:“还那样。”
我说:“咱不干了,明年开春再干,上别处干去,不在那了。”
他说:“那多不好哇,领导好容易给找个活……”
我说:“没事,我和领导说好了,明年开春上班去,现在咱家没柴火烧,我一天不是抱夏大哥家的柴火,就是抱小尚家的柴火,他们俩家都告诉我了,让我抱他们的柴火烧,你多打点柴火,咱们够用了,你给他们打点,就当是还他们的了。”
孙铭春说:“行。”
我这有绳子、扁担,也有镰刀,他就开始打柴禾,一天打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他捆的那柴禾捆子,都快赶上他高了,他把扁担串到柴禾捆上,把柴禾担起来,筒直就是个小柴垛在走动,谁见了谁都说他能干,几天我的小柴禾垛就起来了,我们这的道路两旁的柴禾可多了,都是半人高的桑树杆子,特别好烧,也没人打,旁人都去苇塘搂苇子,拉一大车回来烧一年,那得找六、七个人搂一天,今天给你搂,明天给他搂,给谁家搂,谁家给带午饭,搂几天柴禾也够累的。
我告诉孙铭春:“别搂那么多,挑着怪沉的,捆的捆小点。”
他乐了,说:“没事,这柴禾不沉。你还挺心疼我的呢?”
我说:“废话!你是我丈夫,我不心疼你,我心疼谁,你一下子累坏了,还得我照顾你,我希望你能照顾我一辈子!”
他说:“没问题,我能照顾你一辈子。”
我说:“你说话要算数。”
他说:“一定。”
孙铭春虽然长得不是那么俊,但是在一起看时间长了,也觉得顺眼了,我也改变了我的看法和想法,即然在一起了,就要往好了处,我要抓住他的心,我要让他为我甘心乐意地付出一切。我们开始建立感情,也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这样一天天过的也很高兴。
他的父母总来信,让我也把他们全家的户口也办到东北来,这哪能说办就办的?也得花钱啊!我就去找老二,想让老二给出钱办户口,老二答应了,说给帮忙办户口,可是老二媳妇不乐意。我一想,准是老人不好,老二媳妇比我早来几年,她知道的事多,她不愿意,准有不愿意的道理,我也不再坚持了。离年近了,老家来了封信,让我们回家过年,我们我们也乐意回家过年,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给老二去了封信,让老二开车来接我们,老二来了,开车把我们送到沟帮子,他给我们买的车票,把我们送上车,我们回关里来过年,我带来五十斤大米,二十斤粘大米,给那两个姑,每人做件上衣。
这两个小姑子挺高兴,他父母也挺高兴,过的这个年还算行吧。
年过完了,他父母和我提起把办户口迁关里来,让我回去折腾(变卖家具)家,我答应了,我跟老孙上他这边来,我省心了,不用给他找工作了,他也不受气了,我也省心了,有什么事情都有他来挡了,用不着我了,我和老孙回关里,我没有告诉俺家,我没法告诉,告诉了,要不同意我去关里怎么办?我听谁的,听娘家的,娘家又没人来和我做伴,我为了省心,我只得跟着老孙走,老孙跟我回来折腾家,把家俱全卖了,两口大缸卖了,两口小缸,一个是装柴油的,一个是装咸盐的,还有挑柴油的铁筒,扁担还有做饭的大锅,连锅盖,都送给了小尚,光带着辅盖、小锅、碗碟、筷子啥的,到了这边也不用置办就能过日子了,反正是穷搬家就是了。
在这边,老人就趁(只有)那么四间房,让我们住一间,里屋门堵死了,在窗户半边开个门,一间房子,半间炕,就这么住了两年,出门口就是菜地,种的东西挺全,但是我从来没自已进园子摘过,老的给,咱就吃,老的不给咱自已买菜吃,让人最气愤的是有两畦西红柿,孩子三叔栽的,栽上没时间浇水,眼看要干死了,我怀孕快七个月了,我每天早上去大河挑水浇西红柿,一早上浇一畦,隔个三四天给浇一次,西红柿救活了,象气吹的似的长,孙铭春又弄点树枝子给架起来了,紧接着就开花结果了。
有一天,孩子的老叔进园子,数西红柿,说:“那会儿数,还八个红的,这一会的工夫少一个,剩七个了,怎么丢的呢?”
他站那说话,正冲着我的屋,门开着,我听见了就出来了,我说:“丢还能是外人拿吗?准是咱那俩小东西干的!”我说着就开始找我那俩孩子,在房后头见手里握着西红柿正划印要掰呢!让我一把抢过来,回到房前头,我还乐着冲婆婆说:“还真是这俩小孩干的,你说他们哪会摘的呢,我也没看见。”
婆婆撸得个脸子,说:“你要说没看见,我看你是装没看见……”连着连着
问我好几句,我也挺生气,老叔还在园子里站着呢,我就给他扔了过去,我说:“给你,你接着!”
他老叔没接着,西红柿掉在了地上,摔坏了,这老太太可不干了,连着问我好几遍,你摔谁呀?”
我说:“我又没摔你。”
“你没摔我,才怪呢?”这就开始骂上了,骂的那话呀,太难听了!
气的我把窗户门全关上,把孩子全弄屋来了,我问我那俩孩子:“知道奶奶骂谁不?”
孩子说:“骂妈妈……”
“因为啥骂妈妈?”
“因为我俩摘西红柿……”
“以后能记住不?还摘吗?”
孩子说:“记住了,不摘了……”
老太太从下午两点多开始骂,一直骂到太阳落山,干活的都回来吃饭了,她也不歇气,一边做饭,一边出来进去的骂,我就在屋里待着,一声不吱。
实在无可奈何,我就在屋里唱上歌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没做饭,我也没法出去做饭,我那时还没生孩子呢!孙铭春回来了,看我在炕上躺着没做饭,以为是和他妈用一个炉子,孙铭春就上他妈那边做的饭,做好了端过来,他喊我吃饭,我一边吃饭,一边掉眼泪。他问我怎么的了,我就把下午发生的事告诉了孙铭春,孙铭春也挺生气,第二天买了二斤西红柿回来,让这俩小孩吃,告诉孩子:“再不许摘他们那破玩艺!”
孩子说:“记住了,再也不摘了……”(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冬灌累死人
 
我们下乡的地方是锦州西北的小山沟。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刮风,老乡们开玩笑的说:“不多,一年就刮两次风,刮一回就是半年”。
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刚立春就开始刮,没什么雪的大地里飞沙刮得睁不开眼睛。什么叫“飞沙”,就是颗粒极细的沙子,还不是土,就是细沙,弄得嘴里都直牙磣,吃饭时老是“嘎吱嘎吱”的。
风一大地就干,墒情不好,到了种地的时候,就要抗旱,年年如此,大伙都犯愁。没有别的办法,就得靠挑水种地。水不是那么好挑的,平地要去河套挑,河套是条季节河,开春没多少水。先要去几个人把离地最近的地方挖几个深坑,然后才能保证供应。一挑水要走几百米,甚至更远,有的还要挑到山坡上,其艰苦、劳累可想而知。反正谁也没个笑模样,平时叽叽嘎嘎,爱说爱笑的老娘们儿们也没了动静,发出的多是一些牢骚:“操他妈,下辈子再托生。说什么也不能托生在这羊草沟,累的晚上什么心事都没有,老爷们一睡像死猪似的,地都快荒了!”“净挑好听的说,你家那些崽子搁哪蹦出来的?”有人揭短,然后就是一阵笑骂。“快干活,这么累也堵不住你们的贫嘴,还是不累!”有着玻璃花眼睛的瞎队长一声吼。不累是假的,一春天下来,个个累的唉声叹气,腰凉背折,垫肩都磨坏好几个。
到了1971年夏天,队里有了电,我当上了第一任电工。队里为了解决春旱的问题,决定在村外唯一的八亩地上(平地)打一口机井。说是平地,其实就比山地坡度小一些,肥沃一点。要想打井这里还真是首选,打井要在上冻得时候动工,以防止塌方。
小雪一过,天气有点嘎嘎冷的意思了。队里集中男女主要劳力,兵分两路,开始打井和建设一条直通东边山根下的主水渠。修这条水渠的目的就是把机井里提出的水,通过它流到东山根儿,然后再通过支渠利用自然坡度,向西灌溉。这口井的井址距河套不算太远,直线距离也就三百多米,但由于水位低,井的垂直深度有十米多。
下乡以前不知道水井是怎么打出来的,认为很简单。找一个钻井队不就完了。这回才知道,还是挺费事儿的。队里是罗锅上山—钱(前)紧。没有钱,要靠人工去打。钻井队打井可以直上直下打,人工不是打井,而是挖井。要先开出一条“马道”,也就是在井的确定位置旁边开一条斜坡,能容马车下去,好运送井下的土石和筑井的材料。我暗自按“勾股弦”定理测算了一下,十多米深度的井,这条马道起码需要二十多米长。如果坡度小于30 度的话,可能还要长一些。否则就会太陡,马车上不来,下去也危险。打机井不同于村里的小井,需要大量的材料,如果测算不好,容易出现窝工和事故。我向队里提出了我的建议和想法。
 
经过半个月夜以继日的奋战,还算顺利,井打成了。由于打到了河底,水还挺旺。水有了,下一步就是我的工作了。我在水井附近立了两根线杆,配置了一台15千伏安的变压器,为了安全,又安装了两台鸭嘴高压跌落式开关。扯下四根380伏的低压线,安装了一台扬程十五米的离心式真空浑水泵经过试运转,开始了我的冬灌工作。
农村的冬天,没什么更多的农活,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猫冬,除了几个赶车的和跟车的往地里送粪以外,其余的多是在家里压炕席(就是睡觉)。每天吃过早饭,我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三、四里地,到我的岗位去。这里冬天的气温虽然比抚顺要高一些,但到了数九天也还是拿不出手来,滴水成冰。
到了机井,第一件要干的事儿,就是先下到井下,砸开薄冰,提水上来,把吸水管灌满水,然后再启动水泵。水顺着水渠,流向东。这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但也不那么顺当,老出毛病。给我折腾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每天都像落汤鸡一样。怎么回事呢?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买的设备都是二手货,跑气漏风。大家知道水泵是真空设备,漏一点气就少出水或干脆不出水。我一个人要看水泵、要调整水渠的流畅、还要不时地调整水泵的盘根,弄得手忙脚乱。特别是水泵吸水管的底阀不严,稍停一会儿吸水管里的水就会流光,再想启动只能下到井里,一只手提一桶,飞快地上来往吸水管里灌水,(还有马道,留着待观察水够用后再砌井壁)待到吸水管灌满,再迅速地接上出水管,启动水泵。动作稍慢一点儿,就会前功尽弃,还得重来一遍。
有的时候不能等出水管接严,就强行启动。15米扬程的水泵,力量不小,可以把水喷射到十五米的高度去。如果接不严,水会从接头处喷出来,我如同接受消防水枪开花水的打击,短短的一瞬,我满脸满身都是水。我没有靴子,也没有什么防湿的装备,棉鞋、棉裤每天都是透湿。二十多度的严寒,把棉裤冻得硬邦邦的,一动“卡啦卡啦”直响,好像穿着铠甲,脚像被猫咬的一样疼。好在时间由我自己掌握,衣服太湿就早些收工,回村的路上挺难熬,走道有些笨笨磕磕地。
房东家的炕头还挺热乎,能在冰冷之后,在热炕上熥熥冰凉的腿和酸疼的腰,挺享福的。这些我能挺过去,谁让你是电工了?不能光出头露脸,吃香喝辣,吃苦遭罪的活你不干谁干?让我遭罪的就是吸水管的底阀,我决心给它来个彻底的改造。
六寸的吸水管被我从井里拽上来,解开水管与吸头的快速接头,拆下来,用胶皮照猫画虎重新做了几个阀门。一开始还挺好,但几天过去还是不行,主要是材质问题,只好对付使用。每天的冬灌都像打仗一样,争分夺秒,尽量快速地打水、灌水、接头、启动。但每天还都是落汤鸡一样的下场。
有的时候往机井走,心里也挺打怵。看看飘雪的天空,听听呼啸的北风,想想那么些人都还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就我“孤井一电工”在“万径人踪灭”的雪地里拼命,心里有点儿那个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一个来月,总算是完成了冬灌任务。我也落下了一个腿疼的毛病,咳,也算是下乡四年的一个纪念吧! (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回家复习,应对考干。我拿定了主意,准备一搏!
恰好赶上媳妇到北京参加企业的计划生育培训班,三岁的儿子送到了父母家。这让我有效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每天的学习真可谓通宵达旦。我温习了考干要求的重点学习科目,翻遍了近期政治时事的宣传材料。
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我如期参加了东陵特区增编国家干部的考试。自认为应考状态良好,发挥水平正常。
那时上班,东陵区政府是必经之路,我天天留意着区政府大门的动静。按规定一个星期发榜的时间过去了,却没有一点音讯。
我的心开始惶惑不安。一天正吃午饭,一个工人骑着车子过来,让我请他喝酒。他见我发愣的样子笑道:“傻样,你的榜下来啦!”
我扔下饭盒,跳上这个工人自行车的后座,直奔东陵区政府。大门口果真贴出了大红纸,上面有四十三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细问才知道,这只是过了分数线的名单,还要经过面试一关,最后落实的具体名额数是二十六人。
按照规定的时间,我和参加面试的四十二名考生来到了区政府的二楼礼堂。参加面试的人全部站在礼台上,随着点名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名字,要高声喊“到”。
台下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们拿着成绩单和报“到”的人,逐一地对着号。只有半个多钟头的时间,参加面试的考生还没弄清所以然,就草草散了场。最后,一个工作人员告诉参加面试的考生,能否录用要等候通知。
我不情愿地走出区政府的礼堂来到政府门口的收发室,从值班人员那里听到的是非常可怕的消息。这位老者神秘地告诉我,面试是为走后门找的借口。二十六个名额还不够区里五大班子,部委办局领导孩子们分的呢。没根没梢的能进这大楼,那可真就出了奇、冒了泡啦。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一下凉到了脚跟,默默地回到了工地,就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
一晃过了半个多月,真的没有一点儿招干结果的消息。可是我的心已经长了草。尤其是每天上班途经区政府时,看着宏伟气派的大楼,不仅让我想到了离开青年点时看见的那披着金色霞光的石山,又想到了要攀那峰要登那顶的感觉。进不去这大楼,我是真不甘心啊!
 
时隔三天,上班路过东陵区政府时,我鬼使神差地进了大楼,打算探个究竟。就在我走到人事局走廊的时候,恰巧和给我报名的大姐走了个顶头碰。
只见她满面春风地冲我走来,高兴的对我说道:“唐明达,正要找你呢,快跟我进屋!”
我进了屋没等落座,她拿出了三张表对我说:“卫生局的石书记、公安局的孙局长、广播局的郝局长都看好你了,你喜欢哪个部门呀?”
这样的问话让我不知怎样接过话茬,还有点发傻地问:“我考上了吗?”
她看我发蒙的样子,笑道:“你考了个榜眼!我没走眼呐。”接着她还替我拿起了主意说:“你文章写得好,我看你还是到广播局吧。”
我顺从地点了头,心里想能进了政府大院,啥局都比我那风吹日晒的建筑部门强呵。
大姐领着我,直接来到了广播局局长办公室。办公室宽敞明亮,只有一个胖胖的老头坐在靠椅上。她告诉我这位老人就是郝局长,然后向这位局长打了个礼貌的手势,推门走了。
郝局长摆摆手让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没有落座,毕恭毕敬地站着......
郝局长点了一颗烟,向我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文章写得不错呀,喜欢做记者工作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做记者工作这是我多么神往的理想啊!脱口答道:“愿意,非常愿意!”
“那你就到沈阳电台东陵记者站吧,播发的文章会有稿酬的,就看你小伙子的手笔啦。”郝局长见我高兴的样子,补充道。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原单位的态度,不无隐忧地说:“我原来的单位要是不放我怎么办?”郝局长笑了说:“不会的,单位只能劝阻,不能拦阻。”
他看到我脸上还有难色,就挂了个电话,要对方拿一个记者证过来。
一会儿的功夫,秘书拿着一个小红本进了屋。郝局长接过红本,让我把它填上。
我看到记者证三个字,手不免抖得厉害,拿在手里的笔,怎么也不敢往下落……生怕填错了字。
秘书见状,上前主动帮我填写了记者证。
郝局长亲自把记者证交到了我的手里,自信地笑着说:“拿这个证,谁也拦不住你!”
走出区政府的时候,我又回身望了望高耸的政府大楼。几天前的幻想,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真的像做梦一样!
坐在回家的十一路无轨电车上,我打开了记者证,看到后面几页印有民航总局,铁道部,交通部为记者提供出行方便的指令文件。我慨叹自己一个砖瓦堆里的人,竟会突然有了这般待遇!无法平抑的激动让心跳的不行,又恍惚觉得是在做梦,可千万别是梦呵!
我把手放在挂着厚厚冰霜的车窗上,直到手温化透了冰霜,见到了玻璃,才算住手,确信了眼前的一切。
这时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竟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眼泪一串串地涌出了眼窝,怎么也止不住了,嘴唇咬破了都不行…..车上的人都莫名其妙的瞅着我,别提多囧了。

果不出所料,在回单位办理调离手续时真的犯了卡。队领导轮番和我谈话,周旋了两天没有效果,不得已把我推到了总公司。
总公司王才经理认真地告诉我说:“组织上按计划对你已经有了重要的人事安排,在哪儿都是革命工作,个人的理想要服从革命的大局,这是当代革命青年起码应该有的政治觉悟。”
尽管他搬出了一桌子的大道理,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还是没有效果。无奈之下,他让我去找王恩基书记。
我是铁了心地要走,来到王恩基书记的办公室,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周折和麻烦,我不得已地拿出了记者证。这证还真好使,等来的不再是领导的劝阻和说教,而是王书记的热情支持和鼓励。
仅用了三天时间,我就办完了工作调动手续。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这天,我以记者的身份,走进了东陵特区政府的办公大楼。
记者站的编辑部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红漆罩面的地板,加上顶棚和墙面的装修,使进屋的人不由得有种特殊身份的感觉。甚至神态和步态都会让你有了自信的把握。
编辑部有五人办公,一名新闻编辑,一名文艺编辑,三名记者。全区的新闻在这里撰写和编播,每个人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对于初来乍到的我,编辑部任何形式的欢迎、多么热情的话语都是客套。真正让自己高兴的是,这里才是我畅想游弋、尽情博弈的地方。
到区政府大楼上班的第二天中午,政府大门口有几十人站在那里,编辑部主任进屋告诉我,这些人是来找我的。(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为了加强减租减息斗争,对抗财主东家,防止坏人破坏。农会又组织成立了民兵小分队,大段小分队的队长由王青山担任;副队长由张信担任;父亲和陈士清、张才、李树坤,田四,傅永林等成了民兵骨干。根据大段的地理位置(中心地段)及东西走向,经白音套海区政府批准:将大段划分成两个行政区域,大段以东至海立土为一个行政区,设行政组长(相当于生产队长)一名,由陈世清担任;大段以西至小段为一个行政区,设行政组长一名,由父亲担任;行政组长在农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和村官有了不解之缘。
     
     斗汉奸  清算复仇
大段最先被清算斗争的是汉奸王景堂和儿子王峰;狗腿子杨永升;王景堂是伪满时期大段的保长,因年数大,退居幕后,让儿子王峰出面主事。王峰为人阴险奸坏,仗势欺人,在其父担任伪保长期间,在大段“日伪配济所”里,贪污20多担穷人的救济粮和数不清的生活日用品,民愤极大。杨永升,人称杨二狗子,是王景堂招用的伪满排长,专门溜街串巷,探听情报、入户登记、核查人口、灾情等事宜;杨二狗子原本是穷人,自打当上了伪排长,吃喝嫖赌,溜须拍马,其上瞒下,无所不为;王峰大贪,他是小贪,人们恨之入骨。因此,清算复仇一开始,农会就把王峰,杨二狗,列入了第一个清算斗争对象,
大段农会和海立土农会,把各自然营子组织起来,召开了联合斗争大会。工作队和骑兵团的部分战士给斗争大会助威;群众有近200人参加了斗争大会,首先,由民兵队长王青山、张信带领父亲和陈世清等几名民兵骨干,将王峰,杨二狗子五花大绑捆住,押进会场,绑在一辆大铁车上。顿时,打倒狗汉奸王峰,打倒杨二狗子,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口号声,潮水般的响起,这气势,吓得两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狗汉奸浑身发抖,哆嗦成一团,
斗争大会由大段农会主任张兴主持他很激动的大声说:老少爷们,今天开大会,斗争汉奸王峰、杨二狗子,你们有仇报仇,有冤申冤!还没等张兴把话说完,人们压抑多年的心中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一下喷发出来,呼啦啦的拥到大铁车前,向王峰和杨二狗子劈头盖脸地打起来,有人解下扎在腰间的麻绳子;有的举着打牛用的皮鞭子;有的攥着柳条子;一边抽打,一边骂:让你当汉奸,让你当狗腿子,让你使坏。。,。后边的人打不着就大声的喊:让狗汉奸把粮食交出来!拿走我们的东西都还给我们,。。。前边在打,后边再喊,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大骂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会场一片沸腾。
时间不大,王峰和杨二狗子的脑袋就搭了下来了,身子也瘫软了、堆萎了,满脸窜花,浑身像个血葫芦,狼狈不堪。这顿暴打,人们出气,解了恨;心中的怒气一泄而光。最后,张兴宣布:没收王峰、杨二狗子的土地、财产,全部归大伙,会场一片欢腾,群众一个个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斗争大会一结束,农会带领民兵小分队把王峰和杨二狗子家(主要是王峰家)的箱柜,衣服、绸缎、银元、乃至锅碗瓢盆,全部没收;房屋除留下家人住的,全部查封。小分队赶着装满物品的大铁车,打着鼓,敲着锣,精神抖擞地走在大街上,人们见到了,都感到无比到兴奋。
接着开始斗争伪警察分局所所长赵小惦。本应该赵小惦要和王峰、杨二狗子一起斗争,他们都是一路人,可是农会和许多群众觉得赵小惦没多大民愤,多少为大段做过一点事情,人们不想让他同王峰和杨二狗子一起挨斗,说白了就是不想打他。在斗争会上,只是让他下跪,低头认罪。赵小惦也很识相,磕头作揖的认罪,并一再表示:把家里财产、土地、房屋,全部交给农会处理。随后,民兵小分队把王峰。杨二狗子、赵小惦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联合斗争大会,有力地打击了伪汉奸,震慑了财主东家,鼓舞了农民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一村斗争,村村联动,户户参加。看到昔日耀武扬威,今日低头认罪的日伪汉奸、伪警察的狼狈相,农民群众到处传说的议论着,无不称赞共产党好,农会好,
    算老账,清债减租
由于减租减息运动开展阶段不同以及斗争对象的差异,斗争形势往往成为决定斗争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大段的减租减息运动发生在新解放区,也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进行的,因此,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机动性与灵活性,是当时土改政策的明显特点。
在工作队的指导帮助下,侬会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
对比较开明的财主东家,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杨秀峰、孙会。一个是过去有势力的土豪;一个是在大段占有土地最多的财主;他们能够积极响应减租减息,主动配合农会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对比较弱小的财主东家(土包财主)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而顺应潮流的,要说服动员,让他们自觉自愿的减租减息,退租退息。
对等待观望,拖着不减的财主东家,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由民兵领着耪青户到他家说理辩论,并通过算账,达到减租减息目的。
对减租减息抱有抵触情绪,软磨硬泡的财主东家,则采取先礼后“兵”的斗争方式,以对其起到震慑作用,使其停止抵触和对抗,必须减租减息,并按清算后的租息退还。
对拒不执行政策,说坏话造谣的李三东家,要采取坚决斗争的方式。农会根据群众要求将其扣押,进行严厉审问;并向他说明减租减息政策和法令;迫使他承认错误。最后,他表示愿意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并将原来订立的契约收回,按照现行政策,重新与耪青户订立了保障青户使用权的新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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