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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06)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7/12/22 19:32:53     点击:330
 

 

          2017.12.30 星期六 知青文学(106)

 

      恭祝海内外知青和关心知青的朋友们元旦快乐

 
凤凰颂
 
作者:可人(江苏)
 
天地交合,
应运而生。
万物尽发,
时来运转。
凤凰鸣矣,
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
 
不知从何而来,
不知去向何方,
只想一睹真容,
把我心中的灯点亮。
你高高的翔于
 
 
九天之上,
隐于云端,
我只能仰望
那彩云之间
透出的万道霞光。
 
传说,
远古的夸张,
想象,
最美是凤凰。
曲项燕颔,
五彩斑斓。
锦缎一般的翼展,
轻扇
把浮尘吹去,
净水一汪的慧眼,
微张
把世事洞穿。
 
挥毫飞凤藻,
妙手诗千行。
我赞美凤凰,
景仰如泉水流淌。
通变化,晓阴阳。
拿日月,缩千山。
看万物皆明,
察天下万象。
 
把漂渺的神话,
衍化成警世文章,
把虚幻的故事,
编撰成凤德传扬。
凤凰
和鸣锵锵,
凤凰
和瑞吉祥!
 
作者简介:可人,本名马植林,1950年6月出生。大专文化。江苏南京人。1968年11月插队于江苏省江浦县石桥公社。1976年2月返宁。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现退休。南京金陵诗社会员。近年在多家网站发表文字并获奖。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5年3月27日晚
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今天下午2点42分在静冈乘新干线高速火车,于4点20分返回日本东京。当晚,参加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在青年会馆举行的欢迎酒会。日青协负责人和一些日青协本部的干部从各地方专程赶来表示欢迎。
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十几天以来在各地访问成功。由于代表团内定,今夜全体要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故在与日方青年座谈会时,大家都选择表示友好答谢话题进行交流。
与日本青年的座谈会结束后,我驻日大使馆来车接代表团全体成员去使馆。大家来到大使馆真好似到了家一样。使馆的炊事员为代表团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一声“同志”的称呼,几乎使人激动得流出热泪。
代表团在使馆召开访问总结会。我驻日使馆李参赞、一秘程志迈等同代表团一起总结前段活动情况。
大使馆同志再次明确要促使日本政府在将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的原则。战后乃至我们建国后,几十年日本历届政府奉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国人撇开日本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并在改善同中国关系方面早于日本,日本人称为“越顶外交”。这下,把佐藤越掉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使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第七条是“反霸条款”。年初(1975年1月)陈楚大使和日本东乡外务次官举行第二次预备谈判已有进展,可是今年2月双方交换各自的条约草案,当中方主张应当把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反霸条款”写进条约草案时,日方却以“等距离外交”为由拒绝接受,竟使“反霸”问题成为当前谈判的焦点,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现在苏对日施压也是原因之一,三木派是软骨头。使馆党委指示,原则问题决不退让。这样,接下来的访日活动目标就更加明确了。
根据使馆党委指示,代表团回国日期推迟至4月4日。接下来的访问活动,多一些与日本中下层青年、各界人士友好交流的内容,强化“反霸”舆论的影响力。
    1975年3月28日晚
由于访日日程有变,一些参观项目显然是临时增加的。日方陪同人员向我们介绍箱根:这里位于神奈川县西南,距东京90公里,40万年前这一带是熔岩,是不停喷发的火山口,火山喷发后形成的7万平方公里的芦湖,现在成了世界各国旅游者的观光胜地。这里有箱根神社、大涌谷、芦湖、还有数不清的温泉。
中午12点50分上汽车,经东京湾跨海大桥,14点30分到小田园城参观,15点30分到箱根大谷上船,15点40分开船前往箱根。
登上火山顶,果真见一巨大火山口。这里有一队又一队的外国观光团,几乎见不到来自大陆的中国游客。
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在山梨县受到日本青年热烈欢迎。
山梨县位于日本东州的中心附近,面积4 400余平方公里,四面被200米以上群山环绕,是一个山地占80%的内陆县。
17点30分,代表协和的车队来到山梨县富士青少年会馆。一下车,便感到友好气氛。一些日本青年自发地前来欢迎,不仅挂着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日中友好条约早日缔结”的横幅标语,还偶有“日中友好,坚决反霸”的字样出现。
按日方计划,今晚主要让代表团休息,并未安排活动。没想到,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是在公众的餐厅就餐,五六十名日本青年主动过来,用汉语和我们打招呼,还向我们献花,送上小纪念品。有一日本小男孩送我一对身着和服的日本青年男女画像,说:“日中友好万岁。”有一日本青年送代表团每人一张印有“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宣传画,他还大声用汉语说:“向毛主席问好!”出乎意料的友好气氛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主动为日本青年合唱日本民歌《拉网小调》、《樱花》。在山梨,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切身感受到在日本民间的确有一股十分强大的中日友好潮流存在。(待续)
   
1975年3月28日夜
由于傍晚日本山梨县青年自发与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进行友好交流,使原定的代表团内部总结会推迟到夜间举行。
团长讲:来日本访问已过三分之二的时间,成绩不小,使馆同志对前段时间的活动表示满意,剩下的1/3时间,任务更重。希望大家遵照主席“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的指示,圆满完成这次出访任务。
一秘讲:使馆同意日方安排,3日下午日本官房长官接见代表团。要有充分准备,以礼相待,可明确提出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这是原则问题。
团内讨论要不要给官房长官献礼品。经讨论决定:日本官员讲究送礼品,可考虑回赠礼品。
胡焕章讲:明天下午,日方安排柴春泽的专场报告,原定100人,改为60人。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个人经历要有别于国内。不要拿稿,自然一些,注意与翻译白易兰配合好。明晚,代表团分3组到日本农民家住,可与日方农民深入交谈。
                         
1975年3月29日上午
今天上午,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到日本富士山观光。说是观光,其实是借观光之名行扩大影响之实。日方也是有意做出安排,在一些景点不时出现手持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标语的日青协人员。一些国家的观光者,不时地打量着我们。
9点50分,我们乘汽车离开青少年会馆,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爬上富士山。
富士山在本州中南部,距东京80公里,为富士火山带的主峰,海拔3 776米。日本奉为“圣山”,视为国家的象征。日本翻译神崎在飞机上曾把富士山指给我们看。日本有很多歌颂富士山的歌曲,也有很多诗歌赞美富士山,很多画作展示富士山。
日本青年团协议会的陪同人员介绍:富士山是由于地壳异变板块相碰而形成的一座休眠火山。我问:“什么叫休眠火山?”那位日青协干部请另一位日方陪同人员介绍说:按照活动状况和特征,火山分为“死火山”、“活火山”、“休眠火山”。人类出现之前喷发过,熄灭后再无喷发的就是“死火山”;有人类历史后喷发过的火山叫新期火山,喷发时叫“活火山”;喷发后停歇期间叫做“休眠火山”。他指着眼前的富士山说:这火山自公元781年有文字记载以来已喷发18次,最近的一次喷发是在260多年前(1707年),现在就是在“休眠期”。不用细问,这人一定是地质学家。在大家的催问下,他继续介绍说:几百年前富士山喷发时,地壳内涌出1 000度以上的熔岩,穿过岩石,奔流而出后向四周漫流,冷却后一圈圈地堆积在周围,形成这样的圆锥形火山。日本过去有语言无文字,日本民族语言中“富士”语音就是“火之山”之意,汉字传入后写成 “富士山”。我们说:在贵国人心中这么神圣的“富士山”原来还有中国汉字的一份功劳。那日青协干部也直言不讳地说:在古代,我们祖先是向贵国学习的。
难得到日本富士山,大家都尽力爬上富士山积雪点。3月的富士山,山顶积雪,山下草绿花开。中国云南的访日成员金桂仙生活在南方,很少见到雪,用布包装了满满的一包子雪下来,不多时便全融化了。
 
1975年3月29日下午
我在日本山梨县日青协青年报告会上的发言重点: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下午好!
我是来自中国辽宁省的下乡知识青年,今年23岁。应会长之邀,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最早开始于五六十年代,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自1968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现已有1 500万中国知青在广阔天地茁壮成长。涌现出千千万万像邢燕子、侯隽、董加耕、朱克家那样的先进人物。
我是在1971年下乡的,几年来,我们知青和人民公社社员一起,重新规划了农村的土地,建起方田、林网,开始改变祖祖辈辈种植低产旱田的习惯,从当地实际出发开始改种水稻。
我父亲和很多知青家长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子女,怕我们在农村吃苦,几次要我回城工作,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在农村扎根成长,我们很多的知青都认为: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比父母的话更重要,所以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
在我们千万知青大军中,还涌现出不少英雄模范。比如:上海知青金训华,1969年20岁时下乡到黑龙江,在山洪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两根电线杆子)英勇牺牲。天津女知青张勇,1969年17岁时下乡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她曾在蒙古包内写下“天作帐篷地作床,风雪呼啸我乘凉”的诗句,1970年放牧时,她为保护生产队落水羊群壮烈牺牲,年仅18岁。还有不少青年在建设农村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些知青是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利益而死的,所以他们的死重于泰山。
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说:“农村需要文化人啊!毛主席派知识青年来农村,真是太好啦!”知识青年们说:我们是农业大国,一切应以农业为基础,“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为革命多打粮,我们再苦再累心也甜。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现在,我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在四届人大会议的精神鼓舞下,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我们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作为他们的代表,我来贵国访问。我们为中日友好而来,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75年3月29日晚
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分3组住日本农民家。按商定的日程,日方安排我们到农民家同吃同住,我和大使馆一等秘书程志迈、曹立国为一组。当晚7点至12点,有8位日本农民和我们一起吃饭后座谈。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农户,主人夫妇均60多岁,两个儿子。那小儿子下午参加会,听了我在山梨县青年团协议会组织召开的专场报告会上的讲话,好奇地向我提了几个问题。
其一,你们共产主义国家的知青,为了领袖拒绝父母,是出于真心吗?我们做事拒绝父母完全是因为个人爱好。
我对他说:我们是出于真心的。
其二,你说的那两个青年(金训华、张勇),是为木料和羊群死掉了,这怎么可能?
我对他说:这是真的!我们的报纸、广播都报道过。他似乎还是听不懂我的话。这家的主人说,国家存在是为老百姓的,不为老百姓,这样的国家存在就没意义了。(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卖给我们的机器用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扔到库里,长锈,一年忙个死,为的是还买机器所欠下的钱。
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最后一个来到,他见到我们非常客气地向每一个人施礼。他说:我年轻时参军,去中国东北(侵华),是战犯,在中国的抚顺监狱,我以为不能活了,没想到释放了,后半生是中国给的,所以现在做日中友好工作,参加了日中友协(正统)。他还说:老毛子(指苏联)不好,开始被他们捉住,让修铁路,干重活,挨打。交给中国了,让吃饱,不挨打,只是让学习。中国顶好。和中国打了仗,对不起中国,要用后半生来报答中国。
日本人每天都洗澡,农家也一样。主人安排我们分别洗澡并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件和服让我们穿。第一个洗完的是一秘,他穿上和服回来继续交谈,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以为又来一个日本人。我是最后一个洗的,很不习惯那和服,原想不穿,一秘示意我要穿,表示友好。面对镜子看自己穿上像长袍一样的和服,真有些好笑。这时,这家的两个儿子要出去办什么事,讲日语,商谈起什么事。一秘说,他们商量开哪辆车去,我想在国内家里人上街,条件好的,可能选择骑哪辆自行车,这日本农户竟可选择开哪辆汽车出去办事,这一定是日本农村最富有的人家。事后得知,这家只是一般的农户。(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亲近昭乌达
 
喻晓梅
 
喻晓梅  女,汉族, 1957年5月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辽宁抚顺雷锋小学党支部书记,高级教师。1975年插队到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太合昌大队。1978年返城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大队辅导员、总队辅导员、党支部书记。辽宁教育学会会员、抚顺学雷锋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和学校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后荣获全国“创造杯”优秀组织奖、“辽宁省优秀辅导员”、“抚顺市优秀儿少工作者、“抚顺市模范思想政治工作者”等。
2005年深秋,我代表抚顺市雷锋小学到承德隆化,参加存瑞中学60年校庆庆典。活动之余,距此不足两百公里的昭乌达(现赤峰市)吸引着我,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庆典活动刚刚结束,我毫不迟疑地奔向第二故乡——赤峰。
列车不断前行,我的思绪也随之展开:30年前的夏天,我们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高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歌曲,高呼“开发昭盟、建设昭盟”的口号,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昭乌达,在那里度过了3个酷暑严寒,感受了千余个日出日落。草原的风将我由一个稚嫩的小姑娘吹成了一个困难面前不低头、难事面前不叫苦的铁姑娘;草原的沙将我磨练出一种笑对人生、勇于进取和永不服输的性格;草原人民教会我一心向善、爱满天下,让我懂得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30年前的经历如同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春节
1975年8月2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响应号召,从辽宁抚顺来到千里之外的昭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太合昌大队插队。
1976年的春节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大队为活跃社员的文化生活,在春节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和青年点的4名同学被选为文艺宣传队队员。为了给贫下中农奉献出最好的文艺作品,我虚心向老文艺骨干请教,加之自己的嗓音较好,从没有唱过评戏(当地的一种地方戏)的我竟成了女主角。当时没有乐谱,就靠老师一句一句地教。老师耐心地教,我也虚心地学,经过一段时间地“打磨”,我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角色的要求。
春节即将来临,青年点的同学都纷纷购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文艺队的同学有的也禁不住思乡之苦,有的打起了退堂鼓。是走是留?问题摆在面前。18岁的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时间又这么长,因为想家不知哭了多少场,看见同学们都回家了真是着急。可又一想,我是主角儿,人家教我唱了那么长时间,一场还没演就当逃兵,对不起贫下中农,对不起领导的信任,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母亲。母亲曾经教育我说:自己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集体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和石城乡同学决定留下来。青年点由商中华同学留守,我们3人一起在青年点过年。
腊月二十三小年到了,贫宣队吴大爷和王大爷来了,他们带来了年货:23斤猪肉、一捆儿粉条和半板儿豆腐,还有粘豆包等。在上世纪70年代,有这么多年货过年真是够富足的了。我们上顿猪肉煮小米粥,下顿猪肉炖粉条儿,吃得非常开心。
正月初一,我们踏上了慰问演出的征程。从初一到十五,每个小队演一场,足足演了15场。由于宣传队的队员精心排练、认真表演,赢得了贫下中农的赞许和掌声。看着他们的笑脸、听到他们的掌声,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共大”里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马蹄哒哒惊醒了带露的鲜花,药箱闪闪迎来了漫天的朝霞。马背医生红心向党,千里草原防病除害走万家……”这是当年描写蒙汉族赤脚医生的歌曲,也是我在翁旗“共大”最喜欢唱的两首歌。因为,在学校理工系班主任栗殿奎(我初中同学)的推荐下,学校任命我担任了赤脚医生工作,这是我非常喜欢做的工作。因为我在初中学工学农劳动中,有幸到医院学习了半年,对一般的医护知识和防病治病的简单方法略懂一二,加之我愿意为更多的同学服务。担任赤脚医生后,我深感自己医疗知识欠缺,于是自费购买医务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医疗知识,更好地为同学服务。
有的同学头痛,我就给他针灸;有的同学发烧,我就给他找药吃,并用酒精棉球为他物理降温;有的同学头晕,我就真像大夫一样为其量血压……我虽然提供不了最佳的服务质量,却能提供最优的服务态度。不管哪位同学有病,只要我知道了就主动前去询问,同学们对我很满意。有的同学对量血压感兴趣,我就认真地为他们讲解,什么是舒张压、什么是收缩压,怎样看水银柱的跳动。在为同学服务中,我学会了与人交往,感受到了付出的快乐,也体现了自身价值。
记得一次到翁牛特旗政府所在地——乌丹去购药,临行前我主动征求同学意见,看看都需要什么药。有的说需要消炎的,有的说需要止痛的,有的需要治疗外伤的……当问到李志杰同学时,他说:“需要新诺明。”当时我还没听说过这种药,就问:“这药是治什么病的?”他故做神秘地说:“你就不用问了,买来就行了。”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是我做赤脚医生的宗旨,于是我只身一人来到旗医药公司买药。我按着同学的需求一一购买,当买来新诺明阅读说明书后才知道原来就是一种新的磺胺类抗生素,当时我想一味抗生素的药有什么神秘的,但我还是挺感谢李志杰同学,是他让我认识了一种新药,同时也为自己医药知识匮乏而羞愧。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更多地掌握为大家服务的知识。购买的药品都齐了,任务完成了,就打道回府吧。我高高兴兴地来到长途汽车站,当买完返程车票后,不慎将剩余的12元钱弄丢了,这钱在当时可是我两个月的助学金啊!原本特别高兴的我一下子就打蔫了,可细细一想:为同学买的药齐了,为学校买的简单医疗仪器也购到了,我自己丢了点儿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心情调整好了,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归校了,认认真真地把每一位同学需要的药送到他们手里。
短暂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也随之结束了。在为同学服务的日子里,有辛苦,有付出,但更多的还是快乐。
 
“知青共大”简介
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知青共大” ,是由翁牛特旗革委会创办、旗知青办主办的培养知青干部的学校。校务人员由4人组成,白敬武(五七战士)任校长,玉田皋知青、柴春泽的同学王钟任副校长,孟远翔任教务主任,杨克勤任总务主任,刘扶友任办公室主任。另有兼职人员两名,一名是旗知青办主任范玉芬任名誉校长,另一名是玉田皋公社副书记、当时知青典型柴春泽任兼职副校长。
学校于1976年3月1日开始从翁牛特旗各公社抽调46名优秀知识青年作为首批学员,课程设有:党政理论和农机基础及应用两大门,学员根据情况分为两个排,对应两个专业。聘请富有实践经验的大队公社干部及农机技术人员讲课。校址选在玉田皋大队,后期党政理论排搬到旗委党校,农机班搬到鸭鸡山农机厂。
学校本打算长期办下去,由于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辞世形势发生变化,国家方针也相应改变,学校在经过8个月的风风雨雨后宣告结束。学员先后于11月8日前回到各自的青年点,未能实现校通知中所说的“学员将成为各公社大队的领导干部及农业机械化骨干”。
 
感谢昭乌达 会说普通话
从昭乌达回城后,我从事教育工作,定期要进行普通话测试,每次普通话测试我都能拿到二级甲的证书(大部分老师会拿到二级乙,推普员才拿到二级甲,抚顺地区拿到二级甲以上的微乎其微)。这要感谢昭乌达,感谢那里的人们,感谢那里的土地。
从小就热爱朗读的我,加之爸爸妈妈都是教师,从来就没有想到我的语音语调会有什么问题。下乡到昭盟以后,还觉得当地老乡说话有点儿土。他们会把广播站的“站”发成“站”和“寨”中间的音,把“吃药”说成“吃药儿”,管“昨天”叫“夜了个”,管“中午”叫“晌火头子”,管“找大夫看病”叫“找先生扎固扎固”,管“有没有能耐”叫“有没有尿儿”,更可笑的是管“爸”叫“大”……我们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潜意识中有一种清高自傲。
一次闲聊,老石家大小子的话给了我迎头一棒。他说:“你们还是大城市的人呢,说话那么土。”我当时就和他争辩起来了,让他说说怎么土了?他举了几个例子:吃肉不说吃肉,说“cī yòu”;有一个同学叫金英,他说我们喊金英,“英”字还拐了一个好大的弯儿;回家的“家”还往下说;把“十”说成“sí”。他还让我们跟他学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不要把十四说成sí四,也不要把四十说成是十。”当时我们还真没学上来,这场争辩虽然嘴上没服,但在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回到青年点我彻夜不眠,就想人家说得有道理呀!那我们抚顺的话差哪儿了呢?经过深思熟虑,我想通了,抚顺话与普通话的区别关键有两点:一是第一声不够高,二是平翘舌分不清,说平舌的多。问题找到了,我欣喜若狂,我和青年点同学说,他们却说:“谁像你似的琢磨那个事儿呀!”从那以后,字典便成了我的好朋友。平时我注意听老农们讲话,注意调整自己的语音语调。
回城后从事教育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进一步揣摩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找出了症结。第一声也叫高平调,音值是5-5,我们抚顺人读第一声的字,一是不够高,二是后音还往下拐。抚顺人分不清平翘舌(指年龄大的人),无论是什么音,一律读平舌。其实汉字中有三分之一是平舌,三分之二是翘舌。有的年轻人为了赶时髦,硬是把所有的字都读翘舌音。为了更好地掌握普通话技能,我将平翘舌音的字找出来归类画表,压到办公桌玻璃板底下,时常看看,矫正自己的发音。在小学里,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少,不谦虚的说,能说到我这个水平的人还真是不多。
退休后,我来到天津带孙子。这里有个同事,比我大几岁,她的孙子上学了。孩子嫌她说话土,不好听,她还不服。她说:“我也是老师,曾教过那么多学生,怎么到你这就土了呢?”我就把抚顺话和普通话的差异和她说了,这下她心服口服了。
这真是得益于下乡在昭乌达,让我说好了普通话。
 
不知不觉,车已经来到了目的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太合昌村。原本到赤峰还要住一宿,第二天需要倒两段车才能到地儿,今天到目的地却不到两个小时。可见第二故乡道路交通的变化有多大呀!
到了目的地,感觉一切都似乎熟悉却又陌生:那里的人熟悉,表情却比以前多了几分喜气,因为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甜蜜;那里的农作物熟悉,秋收的场院却比比皆是(一户一个),这是国家的农村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福气。一位老者对我说:“我们现在真是赶到好时候了!过去种地要交公粮,现在不交公粮还给补助。种地给地补、养殖给养补,就连前后院儿种树也给补助。”看到她那份得意、那份幸福,让我深深感到了农村改革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我的到来也如同“喜讯”一般,顷刻间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家要请,那家来拽。没辙,我只好买了些酒菜,找几位大姐、大嫂帮忙,在“堡垒户”家做了两桌子饭菜,把大家聚在一起喝呀、聊呀……当年的故事一个个地迸出,趣事一段段道来……开心又快乐!
第二天,我还是无法拒绝盛情,来到了当年的副队长家小餐一顿(这也是我此次回去除了堡垒户之外吃的唯一一家的饭,请的人多,没有时间,又不好吃这家、不吃那家)。因为他唯一的孙子是个聋哑孩子,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种锐气。他们夫妻二人和儿子儿媳每天不停地劳作,就是为了给孙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我的到来,让他觉得很长脸、很有面子。职业使然,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开导开导他们。我充分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劝说他们以解心中忧虑:“上帝为你关上这扇门,一定会为你开启另一扇窗…… ”
第三天,我来到了曾经带过课的小学校,送上20本《雷锋读本》,表达一点点心意。因为是“十一”长假,没有看到老师的教学身影和孩子们学习嬉戏的情景,但从教室的布置和校长的言语中,还是感受到了教学改革的气息。
不知不觉接近返程的日期,老乡们纷纷送来秋收的礼物——上百斤的豆子和葵花籽。我虽然身大力不亏,但也难能拿动。看着这黄豆、绿豆和小豆,小米、黄米、葵花籽……这丰收的果实凝聚了老乡们的汗水,折射出农民的欢喜,呈现了农村改革的景色,也表达了“鱼水”情谊……
返乡又已过去近10年,每每想起,心中都充满幸福之感。(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有一天,孩子拉肚子,得吃药,我怎么哄他就是不吃,无奈,我按着他往嘴里灌,孩子嗷嗷叫唤,孙铭春急了,骂上街了“操娘”“操奶奶的”都骂出来了。
我说:“你就会骂街,我不会,不跟你一般见识就是了!孩子拉肚子,不按顿吃药能好吗?你啥也不懂,就骂人一个顶俩……”
他还骂,我就有点着急了,说:“你别臭美啊,让你骂两句,你还没完了……”
他不等我说完,就有骂道:“去你娘那X去!”
我说:“你再骂?”他又骂一句。我说“孙明春,你骂我娘,我娘早死了,她也听不见,我也不生气,我要和你学,骂你,你妈可在那屋听着呢?你要骂急了我,我也骂你哟!”
“你敢骂我?”
“凭啥不敢?你长三头六臂了?”
“你奶奶逼去!”
我说:“看起来你家没人,老的少的都没在家,你这么骂我,都没人过来说说你。即然这样,咱俩就对骂,看谁能骂过谁,反正是晚上,也没人来,我也开开斋,我从来没骂过人,我今天要骂骂牲口。”接着骂道“操你奶奶地!操你八祖宗,大骗子,你跑东北去把我骗来了,你一点人心都没长,我从来到现在我对你家人咋样?你心没数哇你?你心瞎、眼瞎,我对你一家子的好处,你全忘了你,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想欺负我,我告诉你连门都没有!一开始,你骂我,我不搭理你,你得寸进尺你,我告诉你,谁老实、厉害脑瓜门上也没写着,我要怕你我不会带两个小孩子跟你来,我要走,这个小的也不给你,别跟你遭罪,跟你也学不出啥好来,我要想走,我想啥法都能走,实在不行我起诉你,这一块的人谁不知道你们一家子欺负我呀!你还觉着咋回事似的,你要不要脸呐……”叫我这么数落的他不吱声了,也不骂了,我也累了,也不吱声了,一宿无语。
第二天,我照样起来做饭,因为我有两个会吃饭的孩子呢!我不能因为他生气不做饭,倒霉的是我孩子,我做熟了饭,盛上让我俩孩子吃饱:“吃完玩去,别和人打架!”至于他,爱吃不吃,不管!他闷声不响地坐那吃一口走了,路过他妈门口被他妈给截住了,不让他去干活,他如果不出工的话,不但不挣工分反倒要扣他十分工分,他走也走不了,不管他怎么说,他妈就是不让他走,他妈问:“我养儿攒的跟着挨骂?你干嘛吃的?她骂你,你没长手?你为嘛不揍她?你爹白给你作个蛋,你支不起来裤裆?没能水,没尿……”
我在这边听一会,我看她紧着没完,就过去给老人赔礼道欠,我想给她消消气,好让孙明春出工去,一家人还等着他挣钱买米下锅呢!
到她那屋,我说:“妈,您别生气了,是我错了,我不对,我不应该跟他骂,我以为您这边没人呢,我才和他骂的,以后不骂了。”
他妈非但没消气反而蹬鼻子上脸,说“我不听你逼扯,我不听你逼扯……”连着说了好几句。
我说:“不听我逼扯,我走!”
我扭头就往外走,刚走一步,就让老三把我拽住了。“来了就别想走,让你走?便宜了你!”
我就往外挣,他妈就喝着他三儿:“小三,你给我揍!小三你给我揍!”连着说好几句。
小三就劈叉扒叉的打我,她妹妹连同他妈一起动手劈头盖脸地打我。我一看他们真打我,我也和他们支上架子,我也不能白让他揍我一顿呐!我一下逮住老三的胳膊,死死咬住不撒口。这工夫,孙明春一看,三个人打一个,不容分说左右开弓就扇了老三两个大嘴巴子。
他爸起初坐在炕上看热闹,看到他大儿打他三儿,他就下地了,抄起来一个小刨奔的把,递给小五说:“小五,你给我打小大!”孙明春正在给我和小三拉仗,小五听他爸的口令,拿着那个两尺长的木棍就打他大哥,他大哥不能拉仗了,小五打他,他和小五支巴上了,他爸一看小五不是个,他爸就帮着小五,这爷俩把孙明春揍了一顿,那娘仨还在打我。小孩们都没在家,就我老儿子在跟前,他才刚过完一周岁,刚会走,走的也不稳当,大人撕罗,把他给撞倒了,孩子吓的嗷嗷哭也没人管,孙明春一看把孩子抱起来,这下那爷俩更得打了,把孙明春打的够呛,一边打还一边问:“看你还怕老婆子不?你不舍得打,我们给你打,看你记住了不?”
他们娘三还在打我,我妹妹和他妈打我,我没还手,因为她们打我我不在乎,她们也没多大劲,她们在我身后无非就是踢一脚,踹一脚,我和老三一边支巴一边往外挣,挣到了外屋门口,正让过路人给看见了,两个大小伙子正想去房前头串门,听到房后头吵吵,回头一看,正看到老三摁着我在打我,他俩跑过来就给拉开了,拉开之后,我们都到当院子了,他家窗下头杵个挖沟的筒锹,用的锃亮,老三抄起来,奔我来了,嘴里还在骂着:“你狗操的,今天我不把你脑袋给端下来我就不姓孙!”
我说:“你狗操的,今天你要不把我脑袋端下来,你不是你爹揍的!”
老三端着铁锹往我跟前窜,我站那连躲都没躲,我说:“先死容易,后死难,你往这戳!”
拉仗的那两个小伙子还没走,他俩把老三截住,他俩气的就推他,有一个还踹他两脚,把铁锹抢下来,扔在了房上。
我走了。满腔热血,浑身热忱就换来他全家一顿毒打!满肚子的苦水涌上胸膛!我上前街,前街一条南北大道,两边全住的人家,人来人往的,我扎着小辫,皮套都给拽丢了,我披头散发的,我一走到前街,就有好几个人注意我,看我象个疯子,因为头发乱,我哭着、喊着:“大街的老少亲友们听着,你们听听有没有老孙家这样的人家,昨晚上就因为我给孩子灌药,孩子哭,孙明春就骂我,我以为他家没有也跟着对骂了几句,今天一早我过去给老的道歉,我妈就喝着三伯和大姑娘三个一块打我……”
我把我这一年来的所有事都在前街倒出来,有的妇女在擦眼泪,在替我难过,还有一个妇女说:“挨他们一顿打,还一口一个妈的叫,咱可做不到!”
我和大伙说:“我不和孙明春过了,他们一家子是把我骗来的,我要回东北,本来,我第一次来,在东北说好了是来看家庭的,来了给我四百块钱定婚钱,根本在东北没结婚,我到这他们家贴喜字算结婚,四百块钱到现在也没给……”
大伙听了,全都骂他们家,说他们家太欺负人,大伙都挺气愤的,拉架的那两个小子也过来了,也说他们赶上的事,他们说让俺俩碰个正着,俺俩要不拉开,他们大伙得把大嫂子给打个好歹的!又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大嫂子,大哥在下坎哭呢!他说‘我自已都不舍得打,让他们给打一顿,光打我还不行吗?把秀舫也给打了……”
我听别人和我学这话,我又有点可怜他,人群里站出一个年青小伙子说:“大嫂子,别说不跟大哥过了,咱离开那个当院行吧?我家有三间闲房,你先上俺那三间房住去,躲开他们一家子。走,大嫂子找大哥去,搬家!”(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早逝的小学弟
 
1968年9月28日的那天,我们五中的一千多名“老三届”踏上了下乡插队之路。奔向辽西的火车,满载着对陌生乡村的憧憬,也满载着告别故乡的惜别。当火车徐徐启动,汽笛长鸣之时,惜别的泪水奔涌而出,原来轻轻的啜泣,也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哭号。但有人没这样,强装出笑脸,顽皮的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看着比他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们。
他就是“新一年”的校友——郭某某。要说“新一年”很费解,就是六八年才入校的新生。本来下乡没他们这届什么事儿,但他非要下乡,非要和我们一起走,还非要和我们班一起走。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爱在家呆,就想尽早地离开这个让他烦死了的家。他的继母,对他不太好,总看他调皮,不听使唤。叫他打狗他撵鸡,让他往东他往西。反正是够调皮的。下乡一动员,他就报了名,家里不管怎么说还是愿意让他在家,还要念几年书,身体也再长一长。可是谁说也不好使,偷出户口本就报了名。学校也劝,但他又哭又闹,说什么也要下乡,说在家呆不下去,继母对他不好,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把学校领导也弄得没办法,还挺同情他的境遇,只好作为特殊情况批准了。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跟我们班一起下乡插队,那一年他顶多十五岁。
别看他年龄小,身体还真不错,一米六冒尖儿的个头,是个五短身材,挺壮实。红红的脸膛,两道眉毛挺重。性格挺开朗,说说笑笑没有离家的痛苦,剩下的就是高兴。我们心里想,他能行吗?到了农村还不后悔?我们都满腹狐疑。
他没和我分到一个青年点,距我们点有十几里路。有时候他也来我们点“串点”,不怎么太正经干活。可也是,年龄太小,玩的心胜,没想到农村的活那么累,那么难学。所以没事就“串点”,东一头,西一头,在这个点儿住几天,到那个点住几天,都是一个学校的,到哪个点儿去都饿不着。队里拿他也没办法,也不给他派什么活,任凭他像个快乐的小马驹儿东游西逛。
一九六九年国家开始了“八三工程”建设。“八三工程”就是把大庆油田的原油经过管道输送到秦皇岛,在那里建设原油码头,再运送到各地的炼油厂。
“八三工程”正好由我们下乡的地方经过,听说工程浩大,需要当地的驻军、和数以万计的民工来完成。民工不是普通的民工,必须是年轻力壮、根红苗正的基干民兵才行,一般人想去那是做梦,下乡青年去的最多。郭某某下乡的大队在他强烈的“请战”下,答应他去“八三工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好好干。
“八三工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人都发军装,没有帽徽、领章,每天吹起床号、熄灯号,像军队一样。我去过离我们八里多地的工地,感到一种军队的气氛和神秘,挺让人羡慕的。伙食也比我们好很多,最不济的也就是二米饭,每个星期能改善生活,还有几块钱的补贴。我们都为小郭感到高兴,如果好好干下去,说不定工程完后还能给安排个工作呢?他真的比我们幸运!
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在我们为他庆幸的时候,他出事了。
那是六九年的伏天,他所在的施工队伍在小凌河旁边,天气炎热,忍不住清凉河水的诱惑,在收工后到小凌河游泳,他出事了。在一块水较深,又较静的地方他出事儿了。
他游泳水平很高,在我们学校时就是个游泳爱好者,学校的游泳池常见他的身影。一些野泡子他都和我们一起去玩过,水性没说的。可就在这里出事了,他有些“显摆”了。当地的小青年没几个会水的,顶多就会搂几下子“狗刨”,和他比起来那就是旱鸭子。听我们同村去的的小青年讲,“小郭游泳没人能比了,会好几种姿势,就是有些显摆了”。从他们嘴里知道,他是站在岸边的一块高岗上往下跳水。也没探探水有多深,就往下跳,结果脑袋扎进淤泥里。若不是发现及时他当时就没命了。
 
他被大伙七手八脚整到岸边后已完全没有了意识,好在军队是施工的主体,运送还算及时,送到锦州205军医院。听他们介绍,在救护车上不敢放在担架上,是八个人用手托着他挺到锦州。经检查,他颈椎粉碎性骨折,肩以下没有知觉,高位截瘫。
我没有经历当时的场景,但过后我到205医院看过他。他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如果眼睛不动,你很难相信他还活着。看见我们,他眼角流下泪来。我们能说什么?只有眼泪往肚里咽,怜惜地看着这个比我们小好几岁的学友、弟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他一躺就是几年,1972年我要回城的前夕,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已经瘦得没了原来的样子,眼睛暗淡无光,深陷在眼眶里,身上没了结实的肌肉,原来两条粗壮的腿软软的,肋骨清晰可见。这时他没了眼泪,嘴边惨然一笑;“你们都要回去了,就把我扔下了,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回老家了,唉,有家不能回呀!”他的眼里闪着泪光。语气里带着无奈和无限的悔意。
我猛然想起,就在我们下乡的前夕,他在家里大闹了一场,摔碎了家里不少的碗、盘,口出不逊,把继母骂了个狗血喷头。在这个时候他想家了,想起了那个他曾经缺少母爱的家,想起了那个不是很满意的家。我的心里很酸,“你那时候还小,不懂事,你妈不会记恨你的,好好养病,我们在抚顺等着你!”我知道此时的他,心早已飞回家了,只不过在家门口徘徊,踟蹰,不敢贸然迈进那个曾经被他闹得天翻地覆的家门。
这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还不到一年,他就病故在205医院,还不到十九岁。
多少年以后,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还会唠起这个小学弟,他那红红的脸膛,五短的身材,还会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黑黑的眉毛,还会扬来扬去,刚变声的嗓音,还会甜甜地叫我们哥哥、姐姐。真挺想他的,我的小学弟,在另一个世界,你还好吗?(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组织决定没得说,我只有点头的份。听完局长的话,原来是让我带一段新来的这位女大学生苏晓凡。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无端地添了个累赘,组织安排没有办法。
恰好第二天有一个新闻采访,我和苏晓凡约定在市政府坐郊车,到英达乡去采访。
早晨八点十分有趟开往英达乡的车,七点半我就来到了市府广场,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售票口。苏晓凡走到了我的近前,递给我已经买好了的车票,她比我来的还早。再看她冻的哆哆嗦嗦,漂亮的连衣裙虽然瞅着靓丽,入秋的清晨还是显得单薄。上车后才感到我们的出行不像是去工作,倒像一对出游的情侣。

 
秋天的景致真好,车窗外不断掠过的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不同树种的树叶,编织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秋天的图画,煞是好看!
可坐在我身边的苏晓凡却没有留意这些,她不时用眼睛瞟着我,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看出她今天和我出行的愉悦。
“唐老师,开欢迎会那天你一进屋就让我眼前一亮。”她乖乖地看着我,讨好似地说道。
“噢,那天我穿着白汗衫嘛。”我陪着笑,搭讪地回道。
“不,不,是你的体态,还有你的神态,尤其是你那藐视一切,不,不对,是目空一切的眼神,真男人!”她眼睛放着光彩,又神秘地对我说:“局长对我说一定找最好的记者带我,当时我想这个最好的记者,要是唐老师你该多好啊!没想到天随人愿,真的就是你!”说话间,她清秀的脸蛋泛着红晕,笑成了一朵花。
“我那眼神不是藐视一切,更不像你所说的目空一切,我的眼睛是不愿看那些闲事和琐事。”我淡淡地一笑,解释着自己的心态。
“唐老师,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真有琐事,我还可以帮你的。”她的表述和语气,近乎是在表决心。
此时看着身边的青春女孩儿,我的心情已不再烦躁,尤其是她今天的主动热情、温顺和谦卑,没有了开欢迎会那天的清高和矜持,倒使我对她开始产生了好感。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到了英达乡东沟村,老村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听说我们是采访旱田药剂除草免中耕试验田的,披上衣服就领着我们来到了村里的玉米试验田。
真是神了!村民胡德金的玉米地采用阿特拉津胶悬剂药剂除草的方法,不仅免去了夏季除草的三铲三趟,而且长出的玉米茎粗叶壮,穗多粒饱。相邻的村民徐贵生地里的玉米,用的是原始种植三铲三趟的老法子,则是杂草没脚,玉米颗粒远不如前者。
老村长喜出望外地告诉我们,全村搞了六百亩旱田药剂除草的科学实验田,不仅增加了百分之十的产量,还使七十多户一百多个壮劳力腾出了手,到辉山园林管理处搞副业去啦。
知青下乡那会儿,我用锄头铲过地,玉米地里密不透风,每铲一锄头,汗珠都会落地八瓣。眼前农民摆脱了铲地的辛劳,手里几千年来的锄头没了用场。
新闻的灵感使我知道今天又捞着了一条大鱼!
午间吃饭老村长高兴,我也兴奋,不喝酒的我和人家连干了三杯。更要命的是金乡长听说记者站的唐明达来了,也赶到了饭店。
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直喝的我拿不住酒杯。苏晓凡怕我喝得太多了,不得不端起我的酒杯替我圆场,她挡着我和人家喝了许多杯......
时过晌午,眼见记者和乡长都喝到了量,村长这才收了场。酒桌上苏晓凡的出手相助,让我的酒没有喝得太多。在回家的路上又一个有分量的新闻稿件,已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
 
 
第二天我拿着写完的稿件,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班上,发现我习惯了凌乱的办公桌面,已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原来苏晓凡比我来的还早,只见她把昨天的披肩发,编成了好多的小辫儿,盘在了头上,让人感觉不仅是昨天的清纯和漂亮,更显得洒脱和干练。
她这会儿拿着刚洗干净的抹布进了屋,又给我擦起了办公桌。
我实在不好意思,顺手抢过抹布,把手中的稿件递给了她。她如获至宝的接过稿件,认真地看了起来。看完稿件的她禁不住地喊了起来:“太棒啦!东沟村农民扔掉锄头把!就这一句足够新闻啦!”
我看出了这丫头对新闻消息的灵性和悟性,加上她的勤快、她的清纯、她的热情、她的漂亮,使我从心底里萌生出说不清楚的喜欢。
我忙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声张,拿出几张稿纸让她帮我抄写六份。
她诧异地问:“为啥要抄这么多份啊?”
我得意地告诉她:“报社、电台、电视台全送。”
她不无担心地说道:“新闻稿件不允许一稿多投的,那样人家以后都不会用你的稿子啦。”
我笑了,神秘地对她说:“我的稿件不会,他们只能抢发,快发,你就放心吧!”
果然如此,辽宁经济报第一个发出了我的新闻稿件,在头版头题显著位置醒目地标出:“东沟村农民扔掉锄头把”副题是:“科学种田药剂除草,旱田免去三铲三趟”。
尔后其他报社、电台、电视台都在显著位置上发出了这一重大的农村新闻
苏晓凡高兴极了,更让她激动的是,我送的新闻单位的稿件也都署上了她的名字,看着报纸上“苏晓凡”的黑铅字,她竟情不自禁地亲了我面颊一口,自己的心里也不由的甜丝丝的。
可是我们的采访工作也不总是春风和煦、艳阳高照。不久后,我们就碰了钉子,处在了两难的境地。
我们去长白乡采访的时候,本以为这个被区政府树的农村经济改革一面旗帜会有先进的经验、正面的新闻。在长白乡政府门前却看到一群农民“闹事”。有哭诉的、有吵嚷的、还有叫骂的…..。
为了弄清情况,我和苏晓凡先到乡政府收发室和我们熟悉的值班老人聊了一会儿。从中知道,这些农民开春时在乡种子商店买了假芸豆种,种在地里没了收成。告到乡里半年了也没人出面解决。
下过乡的我清楚地知道,农民颗粒无收的痛苦,决定插手这件事儿。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和苏晓凡同这些农民进行了正面的接触,采访中我们越加感到事态的严重。
因为受害群众不止这些农民,还涉及到长白、浑河站、五三、杨士四个乡八十多户菜农。这个事件不仅面临着对受害农民的经济补偿问题,还涉及这家种子商店是长白乡政府为农民办的十件好事之一,并且作为政绩发表在沈阳日报上。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是谁来给农民补偿损失。二是怎样挽回乡政府的面子。三是报社失实新闻的负面影响。所以半年来,没有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领导敢接手这个问题。受害农民自然也就落了个眼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可怜局面。
我们的采访还没有结束,长白乡党委的宣传干事在人群里找到了我们。无论是按照采访兼听双方的原则,还是履行采访工作的程序,我们都应该到乡里走一趟。 可是我们来到乡党委,并没有听到有关假种坑农情况的介绍,而是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很复杂,不宜报道。
对于这样的处理态度,我们不敢苟同。乡政府的午饭我们都没吃,又回到受害农民堆里取证去了。第二天我同苏晓凡和农民相约先后到了省种子公司、省农科院,鉴定了农民剩余的种子。结论是:假623芸豆种。
有了结论后,我和苏晓凡拿着受害农民提供的购买种子的票据,以及地里受害植物的照片回到单位,向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
局长和站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只是告诉我们对这样的报道要慎重,再无下话了。万万没想到新闻单位的领导,对假种劣种坑害农民的事件,也是这样冷漠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郁闷极啦,吃完中午饭,一个人往区政府后面的菜地走去。我坐在一块界碑上,久久地望着远方,不解地看着天上浮动的白云……
我不住地想着几十户农民老老少少忙活了大半年,面对着颗粒无收的灾难,流出的那一行行的泪水和那一张张无助的脸孔。
突然后面伸过来两只小手蒙住了我的眼睛,掰开两只手一看是苏晓凡。惆怅的我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她的手,她也顺势挨着我坐了下来。采访一段时间以来,一种莫名的情感,使我俩的心越走越近。
她看着我忧郁的神情,关心地问道:“唐老师,你在想什么呢?”
我晃了晃头没作声,她又接着问:“是不是长白假种子的事儿?”
我这才点了点头叹道:“想不到朗朗乾坤,受骗的农民却找不着说理的地方,老百姓真就是个草民啊!”
“不是找不着说理的地方,是没人替农民说话!”苏晓凡也愤愤然。
我又低下了头,久久地沉默着……。
“那怎么办呀?”她急切地问道。
我知道,她是在为我的精神状态着急。倒是女孩子的眼泪说来就来,泪珠不断的落在了我的手上。我还知道,她也在为受害的农民难过,同时更是心疼我。
她把脑袋紧紧贴在了我的肩头上,一头乌黑的秀发,洒落在了我的胸前。
我正要给她擦泪,突然她抬起头来,说道:“找我爸!对,找我爸!他会帮助咱们的!”
苏晓凡的一句“咱们”,显然是心甘情愿地把她绑在了我的战车上了。那一刻我和她心贴着心,仿佛血也流在了一起。
“唐老师,有我呢。你别怕!”苏晓凡信心十足地告诉了我她的由来。
原来她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位领导,这次她大学毕业分配时是东陵区主动安排她的工作的。
然而我并不想因为假种子的事搬出她的父亲,那样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也许会把我同领导的关系搞糟。我已不再是二十多岁的楞小伙了,自己要尽量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最后我们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费了好大的周折,采用了双向调解的办法,终于促成了问题的解决。一是指导受害农民通过法律途径逐级上告。二是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层领导讲明假种问题不处理的严重性。期间,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区乡政府和受害农民坐在了一起,各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的处理意见。
我们记者站往沈阳报社写稿则是以政府自查自纠的方式,报道了乡政府主动解决了种子商店销售假种子的问题,对受害农民作出了积极的补偿。假种子事件最终结果:乡政府挽回了面子,农民得到了满意的补偿,报社有了合理的顺序报道。
通过这一事件,记者站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唐明达不仅是“高稿酬”的记者,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有职业道德、有人性良知的新闻工作者。
 随着我和苏晓凡新闻工作的不断进展,她和我的情感也在不断地升温。她经常把她母亲做的好吃的饭菜,送到我的办公桌;时常把她父亲特供的好烟好酒,带到我的身边。我几次推脱和谢绝,却是我无法阻止的。班上的工作岗位,我们固然形影不离;下班回家的路上,又是难舍难分。
我和苏晓凡犹如两个玩耍的孩子,坐在一个漂流的皮划艇上顺流直下......更可怕的是这种忘我的情感游戏,对我们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和不可抗拒的刺激。
然而我那个高明的媳妇只轻轻地一拨,就止住了我和苏晓凡失控的漂流,让我们心悦诚服地上了岸。
记得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二十日,我成功地把苏晓凡在北京读博哥哥的事迹,分别发表在了沈阳日报和沈阳晚报上。她的哥哥很厉害,中学的时候就拔得了辽宁数学比赛第一名的头筹,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的他,在《解不可压缩流体力学》的研究上提出一种新的降阶法。把通常用迭代几十步运算才可以达到要求的计算精度,用一步运算量即可达到。这一成就,引起国家学术界的震动,这是沈阳人的骄傲!她哥哥的事迹见诸于报端的那天,让兴奋的我们在一家饭馆喝了很多酒,直到我们喝得酩酊大醉。
我和苏晓凡相扶到了我家,仍然开心着、沉醉着......
最先醒来的是我,屋里熟悉的脚步声,让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下班回来的媳妇。
媳妇拿着投完了的毛巾,让我擦了脸。我尴尬的不知说什么才好,趁着媳妇又上厨房投毛巾的时候,我推醒了苏晓凡。
媳妇又把用温水投完的毛巾,递给了有些惶恐的苏晓凡,客气地说道:“你们记者东奔西走的,真是太辛苦了。”
苏晓凡一边擦着脸,一边抱歉道:“嫂子,我今天酒喝得太多了,太失礼了!”说着拢了拢头发要走。媳妇急忙拦住了她说:“你是明达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从明达的嘴里我知道,你帮明达打赢了农民受骗的官司,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人,我就姐一个,你就当我妹妹吧。”
媳妇诚挚的话语、真挚的目光,不仅让苏晓凡轻松了许多,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一会儿的功夫,媳妇端来了煮好的大米粥,拌了一盘小咸鱼,煎了一盘鸡蛋,切了一盘香肠,炒了一盘花生米。虽然不是什么硬菜,对于只喝了酒还没吃饭的我和苏晓凡,还真是一顿美餐。
眼看天色已晚,我和媳妇送走了苏晓凡。
回到家里进屋之后,我在等待着媳妇的兴师问罪。可她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上床睡觉时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不久后苏晓凡生日的那天,她还织了一个漂亮的披肩送给了苏晓凡。苏晓凡则同样以礼相回,给她织了件毛衣,来来往往的倒成了姐妹。
多少年以后我问到媳妇:为什么对我和苏晓凡的好,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宽容呢?媳妇只是一笑说:“你俩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理解和宽容会让你们更重情重义。再说我和你唐明达的路还长着呢,我没有能力不让你欣赏路边的美景,但是我有能力让你知道,毕大芳这才是最温暖的地方,才是你最靠实的家。”
我对媳妇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真不愧是个看病的大夫,对人的脉搏把得竟是那样的精准,入药的处方竟是那样的对症。(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这些条条的主要内容是:
土地法大纲和上级文件精神:一,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债务;(主要是指地租和高利贷,不包括商业买卖债务)二,彻底平分土地,基本原则是: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村农会接收,连同村中其他的一切土地,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分土地;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村农民大会以及选出的农民协会组织,是这次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
白音套海四区,贯彻实施土地法大纲补充规定:一,废除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主要是指所欠地租和高利贷,不包括商业买卖债务)二,对政府暂时不开采的土地,可以分给农民经营,如需要开采,即行收回,由当地政府给农民进行调剂土地,并适当补补给其生产损失,对于沙滩、河地的处理,应由旗县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之;三,照顾原则。对开荒者,应鼓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对土地改革以前,已经开恳的生荒地,应属于开荒者所有,不再平分土地之列;对抗战以来,在前线中牺牲的烈士和现役军人,应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为了增进民族团结,不分蒙汉和其他少数民族,应同等平均分配土地。四,保护原则。在土地改革中,富裕中农是保护对象,在对其土地经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下,对其浮财和房屋不得触动;五,给生活出路的原则。分配土地时给地主、富农一份土地,使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六,平等原则。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坚决贯彻平等原则。无论任何人,凡触犯法律法规的,一律严惩;凡营私舞弊的,弄虚作假者,交由人民法庭依法严惩;七,对土地改革中,存在的明的暗的、阻挠破坏活动的人,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一律无情打击,惩罚。
在宣讲土地改革政策的会议上,陈队长特别强调了四区党委、政府对这次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要求:就是仅仅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发动农民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工作队不包办代替,不强迫命令;以农会为主,走群众路线;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都要争取群众的同意,按照农民的意愿办事。其目的就是让农民壮起胆子,抖起精神,放开手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来。
划分阶级成分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中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是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搞土地改革的目标,就是将地主的土地实行没收;将富农多余的土地(出租部分)进行征收;即:无偿的拿出来,然后又无偿地分给无地或缺少土地耕种的贫雇农所有;当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分清楚,哪些人是地主?哪些人是贫雇农?因此,就有了划分阶级成分。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划分了,敌我就分清了,斗争的目标也就明确了。
怎样评定阶级成分呢?当时依据是1933年中共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两个土地改革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讲话)和以后发表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指出:“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附带劳动,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地租。富农占有比较充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生活来源和一部分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贫农一般需要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雇农完全地或主要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依据中央高层领导同志的讲话,根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是否剥削这样的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阶级,这就是土改中变更土地的理由和依据。
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和上级文件精神,大段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执行的标准是:
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
占有较多数量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
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他人,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
有少量土地、农具,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
完全没有土地、耕畜、农具,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后来,为扩大农村的“依靠面”又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种。土地较多,农忙时要请些零工,收入较好,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划为上中农(富裕中农)土地、耕畜、农具较少,收入和家庭生活较差的划为下中农。
划分阶级成分的方法步骤
为了能够准确地把握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尺度,工作队带领农会干部深入到各农户,进行走访调查。采取面对面的、背对背的方式,了解掌握各家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制定一个表格,内容包括:土地、财产、牲畜、房屋、借款、收入、家庭人口等等,作为群众评议时参考依据。在划分时,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法。
所谓“自报公议”就是各户的户主,必须亲自到场,报告自己的家庭在解放以前的家庭财产,收入来源,生活水平等等。越详细越好,公议,就是群众评议。由农会和全体农民对照各户填报的表格和自报情况,逐一进行评议;如有不实,当场会有人提质疑,然后,再重新评议;经反复评议后,最后,根据评议的意见,确定每户的阶级成分。
所谓“三榜定案”就是群众对照上级文件的规定,自报应定什么成分,进行公布,这为第一榜;经过讨论,评议后认定的成分,进行公布,为第二榜;在自报公议的基础上,经过工作队和农会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成分后,报请区政府批准,再进行公布,为第三榜。
中央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把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是否剥削作为唯一标准。可是政策到了地方,特别是到了封闭、偏远的农村,到了传统落后的农民那里,唯一标准却发生了变化,走了样。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和想当然去评断,这就形成了多重标准。如下:
所谓的经济标准:在划分前,工作队反复向大家宣传解释:成分的划分,是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剥削与否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农民只按土地占有,不考虑占有多少?只按出租土地,不计算出租多少?只看到剥削,不分剥削轻重,只要是占有土地、出租土地,有剥削行为的,就一律往地主、富农成分上划。普遍存在:“矬子里拔大个,抓不住阎王抓小鬼”的现象,
所谓的政治标准:一些群众在公议他人成分时,往往把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作为评断标准。比如:干过坏事的;伪满时做过事,帮过忙的,有汉奸嫌疑的等等。
我们家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无地,有一头耕牛和少量的农具(锄头、镰刀、犁杖)按照标准衡量,应该划为贫农,却被定为下中农。原因是大爷在伪满时,被王峰胁迫帮助“配济所”向农户发放粮食和日用品,干过几天当差。在公议成分时,有人提出大爷在其中“摊着红花”了(好处)所以,不能定为贫农。虽然父亲和全家人都不情愿,但又不好申辩,毕竟是让人找出由头来,最终,这个下中农成分,并没有因为事实不清而改变。那时候,只要有人提出异议,就算是板上订钉了。(因为没有人去调查核实)所庆幸的是,下中农还是主要依靠、扶持对象,并没有给父亲和家人造成多大影响。
再如:腰段有个李木匠,被认定为中农成分。他感到极大的不满意,他对人说: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像贫农那样干活和受那样的苦吗?难道这一冬天我不是靠着干木匠活,勉强生活的吗?旁边的人指责他说:你干木匠活这不假,但是,自打土改开始后,你参加过几次大会,发过几次言,表示过决心吗?李木匠无言以对,只好认账。又一个被抓住把柄。而对汉奸走狗,伪警察成分的划分,更是偏向于政治,愤怒的情绪是那样的激烈。
所谓生活水平标准:群众对划分的本质并没有搞清楚,往往用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水平来判定。片面的认为:吃得好,穿的好,就应该把成分定高。比如:老张没有那么多土地,但是他总是想方设法每个月吃几顿肉馅饺子,究竟他一个月吃了多少饺子?无法断定;再如:老李家的确不富裕,李老汉因为抽大烟,吸掉了大部分土地,但他家继承了祖上的家财,仍然比一般农民吃得好,穿得也不赖。从这个角度出发公议,完全偏离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
所谓传统道德标准:在闭塞的农村,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仍然在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把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作为评断标准。比如:有过贪污盗窃,偷鸡摸狗,坑蒙拐骗行为的,都是恶人,阶级成分就上升;而能说会道,溜须拍马和农会干部关系好的,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还要查三代;有的趁划分阶级成分搞个人恩恩怨怨,进行私人报复等。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队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已经失灵,受情绪的感染和影响,工作队甚至会任意和放纵群众的举措,“宁左勿右”农会取代了工作队,群众成了主宰。
由于偏离了土地、劳动/剥削的划分标准,完全按照农民的意愿公议。所以,在划分阶级成分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参加自报公议的农民群众,都使出各种法子尽其所能,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成分。
划分时,极力的贬低自己,抬高别人。自报人尽力说服大伙和农会、工作队干部,与别人家比自己家如何受剥削,生产资料如何不具备,生活条件如何苦等,以博得同情和怜悯,好让自己的成分被划的低点。
二榜认定的结果公布后,中农、富农和贫农各自的想法都表现出来了:
对于公议的中农、富农,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被定为中农、富农,以便在以后的“填穷坑”运动中所承担的负担会小一些。于是,极力向评议群众和农会揭发、报告其他相对富裕的农民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对他人的剥削情况。
与此相反,对于公议的贫农,他们则希望更少的人被定为贫农,以便以后的“填穷坑”运动中,所分到的财产会多一些。如果许多家庭都被评为贫农,那就势必要减少自己应分的“果实”显而易见,参加分配的户数越少,每一户分到的份额就会越多。
由此可见,贫农对阶级成分的心态是:贫农的户数越少越好,地主、富农的户数越多越好,那么他们分到的财产就会越多;而被划定为地主、富农的户,对阶级划分的心态却是:贫农的户数越少越好,地主、富农的户数越多越好,那么他所承担的财产就会越少。这些矛盾心态及其表现交织在一起,不断的研发争论。
如:在评议李三东家为地主时,他辩解自己的财产都是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来的。这时,曾在他家扛活的里刘大嚷嚷跳起来指着他说:我在你家做长工,每年种20多亩地,一年差不多打十担粮,我在你家吃住,就算扣除一半,你还拿走我五担粮食呢!6年下来,拢共是多少?随后,又有人接着说,你年年放高利贷,少则三分多则五分,还不上还要“驴打滚”你说你剥削了我们多少?评议会变成了批斗会,在大伙轮番的揭发下,李三东家招架不住,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
三榜定案的结果,有人喜有人愁。喜的是自家的成分降低了,不用献出土地和财产了;过去,一直担心被没收土地和财产的较好的人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榜上靠后的地方时,欣喜若狂;有一个豆腐匠,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划分成富农,这次被定为一般的中农。他挺着胸脯、目光闪烁、大步流星的在街上走来走去,见到愿意听的人就说:有些人想把我划成富农,定为地主;可如今,他们耍尽花招,我还是中农。说实在的,管他把我定成什么?他爱叫我什么就是什么?事实是明摆着的嘛!
愁的是一些农户升了级,担心被剥夺财产。有个耍小手艺的,会焗锅补缸人们叫它“焗锅匠”,家里有几亩地,两头驴,按照划分标准,充其量就是个下中农。这次被定为中农,有人不叫他焗锅匠了,改叫他老中农,他非常反感。他对人说:“我和我媳妇这些年,风风雨雨,没黑没白,累死累活的干,好不容易挣下几亩地,早知道落个中农的下场,还不如在家里坐在炕上什么也不干才好呢?这样穷了,也好分别人的地和财产”。
为什么会导致多种划分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左倾过激的后果呢?首先是中共中央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不明确,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够透彻,制定的阶级划分标准含义抽象、模糊,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标准来衡量。刘少奇在1947年指导土改时指出:“一个最大的过失,就是没有做出政策规定,没有说什么样才算剥削,怎么样的剥削够得上地主富农。因为没有标准,结果靠村子里的贫雇农自己来定。于是,贫苦农民求财心切,见富即打。村子中有25%-30%左右以上的村民都化成了地主富农,财产被瓜分。。。”其次,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缺乏土地改革的工作经验,没有掌握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正确方法,加之感情用事,任意和放纵农民群众言行,划错了一些人的成分;第三,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农民认为地主霸占了土地,剥削了穷人,就应当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平均分给贫雇农,分完地主的财产后,进一步分富农,甚至分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求得绝对的平均。因此,在划分阶级成分时,许多人便理所当然、不加思索地把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带到阶级成分划分中,产生了一些“左倾”过激的划分结果。第四,借划分成分报私仇。一般的贫农雇农的成分好定。比如:裴罗锅子家,杨瘫痪家,张兴家等,都是穷的叮当响的人家;而明显的地主富农的成分也不难划,比如:王景堂、孙会、李三东家,这些人都是富得流油,是什么就定什么?该划什么就划什么,没有争议和分歧。但是,对于做过坏事,在村子里人性不好,人与人之间有着某些恩恩怨怨的,群众公议时,往往不够理性,常常把这些人的成分定高,像杨二狗子,原本就是穷人,自打当了汉奸后,干了不少坏事。但从家境上说并不富裕,也就是个中农水平。但由于民愤大,被定为富农。第五,求得分更多的胜利果实。划分阶级成分被农民狭隘的理解为,分享地主、富农甚至是中农的土地和财产。越多的人被划分成地主、富农,他们可以分到的土地和财务就会越多,还可以获得政治威望。大家心里都明白:通过划分阶级成分,最终将决定每家的前途。划分为贫农的人,就可以分配到财务;划分为富农的人,只允许保留相当于翻身农民那样多的财产,多余的财产都得被征收;划为地主的人,财产要全部被没收,然后给予一部分维持生活的财产。
由于标准多重,抬高了他人的阶级成分,打击面过大,损害了中农利益。“左倾”错误造成了政治上的恶果,虽然后来得到纠正,但产生的影响是久远的。父亲曾对我说:“划成分那会儿,可是个大事,有人宁愿少要几亩地,也不愿背上的坏成分。要是划了贫农,这就好了,安全了;倘若划了中农,心里都不牢靠,一有运动就发毛;如果划成地主、富农,那就完了,成了敌人;那还了得,有的是法治你,这辈子完了,下辈子也没好!
划定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平分土地,
划定阶级成分后,就进入了没收、征收土地阶段。所谓没收,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所谓征收,就是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大段在平分土地上,基本经历了5个步骤即:成立组织,土地调查,土地评级,分配土地,发土地证。
成立组织。没收和征收土地由农会统一领导。农会和贫雇农大会是分配土地的合法执行机关。设立没收、征收委员会,由农会主任担任主要领导。下设土地丈量,统计登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若干小组,负责具体工作。如:行政组,由王庆福、陈士清负责。主要是组织协调,召集工作;土地组:由韩广财、姜申负责。主要是土地丈量,统计登记;物资组:由王庆玉、裴罗锅子负责。主要是房屋、粮食、耕畜、农具等保管工作;保卫组:由王青山、张信负责。主要是组织民兵值班值宿、安全保卫工作。
土地调查。分为三步进行即:丈量、计算、登记。在大段土地丈量很别致。用弓来计算,每亩地288平方弓;一平方弓为25平方尺;一平方米为9平方尺;亩有大亩小亩之说。如小亩:一亩地是6000平方尺,刚好等于666平方米,即公制一亩;15亩即1万平方米为一顷地。
丈量土地的工具叫“弓”是木制的。样子像个大圆规,约1米5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约为5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要一个营子一个营子的做,工作量很大,干活的人非常辛苦。
土地评级。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自然营子,逐个地块丈量;记下每块的长度、宽度和方位;计算出每块地的亩数。然后,由农会和土地小组,按土壤状况和自然条件好坏进行评价,评出等级,登记在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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