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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11.特专刊)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1/8 11:20:59     点击:337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作者:柴春泽
 
今天,2018年1月8日,是举世敬仰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四十二周年的日子。本文摘自《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2月)一书中柴春泽的文章《伴我终身的请柬》,以纪念周恩来总理。
                                     
    说到周总理,就会让我想起一张老照片。那是1965年,周总理视察新疆石河子农场时,双手抱肩,面带笑,同知识青年亲切交谈的动人场景。每当国庆节,我都会在书橱里取出一张周总理签名的国庆招待会请柬,注目多时,沉思良久。当年我是作为知青代表出席国庆招待会的。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有12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是辽宁省的知识青年代表。这年的国庆招待会,辽宁省有各方面代表9人出席,作为参加会议的12名知识青年代表之一,我也有幸接到了周总理的请柬。这12名知青代表中,邢燕子、朱克家和和薛喜梅早已见过周总理,而我和其他同志因为还没见过周总理,则更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急切盼望见见我们日思夜想的周恩来总理。令人遗憾的是,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我却没能见到心中仰慕已久的周总理,当时他老人家已得重病住院,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招待会。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好好干,再争取机会!
     能够参加国庆宴会,的确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与会知青代表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表示我们建设好新农村的决心。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都对我们的信做了批示。毛泽东主席于1975年10月27日做的批示是:“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邓小平副主席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赛会议后,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建设家乡大干、苦干的时候,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传来。
    1976年1月9日,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当时我正在玉田皋大队插队劳动。突然从广播里传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悲哀袭上心头,我找出那张请柬看了又看,想到再没机会见总理了,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中。..........
    作为玉田皋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等上面安排就通知召集各生产队干部、“五七”战士、全体知青、共青团员到大队集中收听广播并组织召开了追悼会。大家追思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总理的遗志,把家乡设好。

    那一年,我所在的玉田皋公社争取到上级水利投资40万元,当地农民投工投劳在上游红山水库建成引水渡槽一处,在头一年成功试种50亩水稻的基础上,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经历届班子努力推广,现已达到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20万亩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不足百斤提高到超过千斤。现在回忆起知青那段生活,我们之所以在广阔天地为当地群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是与周总理精神风范的巨大鼓舞分不开的。
    前些时候听朋友说,高崇辉早已回到了上海,我真是喜出望外。高崇辉是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五团的。在黑龙江兵团整整工作18年,直到1986年底才调回上海农垦局。当年和我一样,他也作为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并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有他的消息了,我忍不住当时就拨通了电话。30多年没有音信,该有多少话要说啊!可两人异口同声说都是那个珍藏已久的国庆招待会请柬。
    高崇辉十分动情地对我说,几十年来,他的照片、日记时有丢失,唯独这张请柬一直完好地保存,每年国庆都要取出来看看,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32年前的1975年,我总是念念不忘!那年我参加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国庆招待会,曾收到总理的请柬却未能见到他老人家,时隔3个月,人民的好部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看,这既是我们的终生遗憾,也是我们的终生幸运。正是这张请柬,让我们收下并永久珍藏了周总理的这份关爱和信任,使我们深知自已应负的责任。我们将终生学习敬爱的周总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把大爱洒向人间,世纪的丰碑将永远铭记这一伟大英灵!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
作者介绍
柴春泽:男,汉族,1952年出生,赤峰市人,中共党员,赤峰学院思政助理究员、学院成教院远教部电大班专职班主任。1971年12月,下乡到辽宁省昭乌达盟(现内蒙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插队落户,1975年,参加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领导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好评。下乡期间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昭乌达盟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原载《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2月)
 
 
 
               鞠躬尽瘁
       
        ——一幅震撼人心的油画
 
             源自:西贝儿
       
    这幅油画名为《鞠躬尽瘁》,创作于1994年,作者是军旅画家王吉松。
    出现在这幅画作上的周恩来总理,不是人们在其他摄影作品或绘画作品中常见的英姿勃发的形象,而是抓取了艺术家塑造伟人形象很避讳的情节——周总理闭眼的一瞬。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总理晚年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
  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一直在工作着,接下来还要继续接见外宾。这时,秘书进来提醒说:“还剩十四分钟。”极度疲劳的周总理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在门口等待许久不见总理出来,便打开了洗手间的门,这才发现,周总理在卫生间里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画面中那憔悴消瘦的面容、稍稍倾斜的身姿、右手的刮胡刀、左手垂落的毛巾,与人们熟悉的那位英俊潇洒、神采奕奕的总理判若两人。然而,这些细节非但没有损害周总理的形象,反而将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总理刻画得更加真实、高大,更加震撼人心。
 


                           

                       海棠花开

               作者:支永春.淡墨青花(北京) 

                                                             年年花开
                                                             花开不败 
                                                             西花厅的海棠花在等谁来 

                                                             静静开花
                                                             静静不败 

               西花厅的海棠花谁的最爱 

               你走了四十二载 
               四十二载年年花开

               你走了整整四十二年了啊 
               西花厅的海棠花 
               年年花开不败……

               我们的好总理啊
               人民的好总理啊

伟大的名子——周恩来
千古不忘的名子——周恩来

七十八年光辉的足迹
印记在民族的抗争与奋起

七十八年的辉煌经历

书写着民族的曲折与磨砺

七十八年的辛勤努力
造就了民族的站立与崛起

七十八岁的生命壮丽
激励着一代一代华夏儿女

西花厅的海棠花啊
周总理也在惦念着你啊

西花厅的海棠花啊
周总理又来看你来啦……

周总理啊今年的三月五日
是您诞辰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的风风雨雨
您与您的祖国永远肩并着肩

西花厅的海棠花
永远有您的目光在留连忘返……

周总理啊……
您一回眸
便是春花烂漫

周总理啊……
您一注目
便是万水千山 


(2018年元月8日清晨写于北京)

那一天
 
作者:璞玉(山西)
 
那一天,
在团部,
手端报纸,
心在哭,
周总理倒下了,
瘦得皮包骨!
 
你在哭,
他在哭,
大家都在哭,
痛彻心痹,
泪水如注,
万箭穿心,
难以倾诉。
 
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呀,
天有风霜迷雾,
地有大雪封路,
我们要去连队,
战士上山伐木,
哎呀哎呀,
天塌地陷一般,
失了擎天柱!
 
像一群沒娘的孩子,
腿软了,
失去了主心骨,
心乱了,
像是林海雪源迷了路!
一阵阵痛苦,
一阵阵疾呼:
苍天啊,
为什么不能把他留住?
中国离不开他呀,
连毛主席也不愿离他寸步!
 
他在实施伟大部署,
他在推进“四化”宏图,
音容笑貌留民间,
风餐露宿长征路,
鞠躬尽瘁为人民,
殚精竭虑好公仆,
伟大勿须谁加冕,
丰碑自有人民树,
人民好总理,
人民最拥护!
 
总理啊,
孰料你走得这样急,
神态是如此痛苦?
人民看在眼里,
眼前疑云密布。
兵团战士的我们,
在山上已无力伐木,
对冰雪,
犯嘀咕,
止不住的眼泪
一漱漱……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5年4月4日下午
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于今天东京时间15点15分登机,北京时间15点10分到日本大阪停50分钟后,登机抵上海。晚饭后,回到北京继续住中联部18所。中联部领导到机场迎接代表团。
昨天下午以来十分紧张,需补写日记如下:
4月3日下午,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同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中央本部干部座谈3小时。
日方:通过接触,对中国青年团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计划年内组团去中国访问。
我方:十分感谢日本朋友的热情接待,希望就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问题上共同努力。欢迎更多的日本青年访问中国。
座谈会后,日中友协(正统)记者采访金桂仙和团长梁秀珍。荣泳霖、柴春泽也参加了此次采访。
晚上,代表团准备行装。曹立国、柴春泽负责将日方赠送的所有礼品送我驻日大使馆。
4月4日中午,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参加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在新大谷饭店举行的欢送宴会。下午,在机场举行比欢迎会更为隆重的欢送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大会。我驻日本大使馆的同志和日中友协(正统)、华侨总会、朝联及日本各大团体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难忘7月草原行
按:天津知青曾是内蒙古知青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隔多年,在新的历史时期,海河儿女开始了回报第二家乡的新征程。
根据胡锦涛同志“赤峰应当有一所本科院校”的指示, 经教育部批准,在整合赤峰高教资源的基础上,赤峰学院于2003年正式成立。2004年,天津作协获悉赤峰学院的党委书记就是扎根赤峰的天津知青郑克,又进而了解到今天仍在赤峰的一群天津知青,于是,欣然牵头,组成联合采访考察团来到赤峰。柴春泽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这次采访、考察活动。
                       
2004年7月7日
  上世纪六七年代,在中国知青大规模政策性的上山下乡大潮中,京、津、沪、辽数十万知青来到内蒙古农村、牧区插队。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内蒙古各族人民敞开了草原一样博大的胸怀,接纳哺育了千千万万来这里插队的京、津、沪、辽知青。
为追寻天津知青的足迹,天津作家协会领导牵头,由天津《今晚报》、《通俗小说报》、《科技先导报》、《青春阅读杂志社》等组成联合采访考察团,于今日来赤峰采访考察。其中,赤峰学院党委书记,扎根内蒙古赤峰的天津知青郑克和天津知青周健、于凤兰、李洪禄、翟金柱等是此次采访的主要对象。我作为本地知青和网站站长,有幸参加接待并陪同考察、采访。
    从人员名单中,可以看出联合采访考察团的规格和阵容:
    张洪义,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
    张少敏,天津作协原党组副书记
    谭成建,天津作协秘书长
    赵保起,天津《今晚报》主任记者
    王爱英,《通俗小说报》编缉部主任
    王富杰,《通俗小说报》编缉部副主任
    李兰芳,《科技先导报》记者
    郭丽梅,作家
    王丽萍,作家
当晚,赤峰学院在新泰和宾馆举行欢迎宴会。
赤峰学院党办副主任孙惠春、天津知青代表周健、李洪禄等参加接待。
赤峰学院党委书记郑克在致辞中表示:热烈欢迎天津联合采访考察团来赤峰采访、考察。感谢家乡人民对扎根内蒙古草原的远方儿女的关爱。
今天,年过半百的知青们仍有无法释怀的“知青情结”。由此看来,记者们来访一访,真是十分必要。
5天前的7月2日,老知青向赤峰学院捐书仪式在赤峰学院图书馆举行。
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赤峰五校合一成立赤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赤峰学院。天津知青郑克担任学院党委书记。
新成立的本科院校正处于发展中。按本科院校规定,图书馆现有藏书明显不足。在一次知青联谊活动中,郑克动员同为天津知青的李洪禄为学院捐书。捐书那天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图书馆馆长梁勋满面春风,亲自主持了捐书仪式。分管领导、赤峰学院副院长郭丽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学院宣传部部长徐晓明、教务处处长杨忠、计算机系系主任范体贵、院团委书记青格乐图等数百师生参加了捐书仪式。
                            
2004年7月8日上午
    今天上午,天津联合采访考察团来赤峰学院召开采访座谈会。我以知情者的身份向大家一一介绍了参会的天津方面各位朋友。
赤峰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席永杰讲话。1953年出生的席永杰教授是蒙古族干部,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后任赤峰师专校长,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与郑克书记直接参与赤峰学院的组建工作,艰苦创业,成为非常要好的搭档。听说郑克书记家乡来了作家和记者,还特地嘱咐在食堂设宴接风,他代表学院对联合采访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院办主任赵学富,院党办副主任孙惠春,汉文系调研员王文彬等参加了采访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对郑克书记的专访。接下来的时间是由郑克书记本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回答采访者的提问。
1951年12月出生于天津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克,1969年5月8日来到内蒙古昭乌达盟(现赤峰市)敖汉旗敖吉公社车罗城大队小东营子生产队插队,1973年在农村入党,同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沈阳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重新回到赤峰。1978年恢复昭乌达蒙族师专,他任党委宣传部长兼学生工作处负责人。1986年,35岁时他任副校长。后来,郑克任赤峰教育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根据胡锦涛同志“赤峰应当有一所本科院校”的指示,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由赤峰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赤峰教育学院、内蒙古电视大学赤峰分校3所专科层次的学校合并,同时并入赤峰卫生学校、内蒙古幼儿师范学校的部分资源组建为一所多科性本科普通高等学校赤峰学院,郑克任党委书记。
郑克怀念故乡天津,因为那里是自己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父亲郑恩德是解放前的北洋大学电机学校教授,解放后的天津大学教授,母亲在天津大学图书馆工作。他有多次调回天津的机会,天津市委、市政府的现任领导也曾诚邀他回天津工作,但他总是热恋着赤峰这片热土。
妻子佟桂琴是他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分回辽宁抚顺。夫妻俩过了7年的牛郎织女生活,1984年妻子带着女儿也来赤峰落户。
我和郑克是1973年相识的。当年3月,我们一同出席了辽宁省第五次团代会。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通过这次采访活动,我对他的了解更加全面,还知道了一些细节。
他是天津七十三中学初二学生,1969年5月8日踏上知青专列之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郑恩德在工宣队员的看押下,来为自己的儿子上山下乡送行。
1973年,恢复高校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入学程序。推荐表由大队、公社、旗3级党组织审阅盖章,选拔要参加考试。天津高校特意派人回招天津知青,当时有一个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名额。参加报考的下乡知青中只有郑克一个党员,而旗里领导的意见也是一致的,这个南开的名额应该给他,因为他是全旗下乡知青中表现最突出的。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天津来招生的负责人打电话请示时,工宣队的答复则令人失望:郑克是天津市各个大学都熟知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把他招回去,没法向学校交代,还是慎重点好。就这样,虽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郑克,却因父亲的“问题”失去了录取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机会。经自治区、盟、旗领导向来自辽宁各所高校郑重、详细地介绍和推荐,当时设在朝阳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终于录取了他。
                        
2004年7月8日晚
《红山晚报》的领导听说天津知青联合采访考察团来专访天津老知青后,执意要请联合采访团到《红山晚报》作客。
《红山晚报》总编展国龙,副总编刘玉琴、刘姝妹、白雪冰等十分热情地接待天津客人。
晚报的主人说:“和《今晚报》相比,我们是小兄弟,要向老大哥学习,请老大哥们多指导。”《今晚报》的朋友则说:“早在1990年,《今晚报》总编李夫曾为《红山晚报》题字:“报小志气大,人少贡献多,晚报丛中一朵红花。”
《红山晚报》一直关注有关中国知青的信息,多次开办知青专栏,知青们也视晚报为朋友。自1988年创刊以来,我就与《红山晚报》结缘,晚报的历届领导栗双虎、唐守义、大江、寇永贤、关庆、申平等很多记者都成了我的朋友。1988年,《红山晚报》第三版刊出晚报记者马守喜的人物专访《今日柴春泽》。当时有十几家报刊转载,为我与各地知青朋友的进一步交流创造了条件。由于这是近10年来全国第一家报刊正面介绍我情况的首篇报道,朋友们当成了特大新闻相告。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多年不知我的音信,现在总算知道行踪了。外地的朋友打来的电话都说:“内蒙古赤峰的领导政策水平高,不但让柴春泽读电大,而且毕业后还调电大工作,还能通过报刊公开宣传。
因与晚报很熟,所以我与朋友们说话也随便。我说:“天津传媒界已经来赤峰采访、宣传,作为本地媒体,咱们一定会比外地宣传力度更大吧?本站愿配合主流媒体发掘、宣传好知青这一特殊资源,为促进我市经济文化发展做贡献。”(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在沙那水库

                    刘秀芝

刘秀芝,女,1951年7月生,中师学历,小学高级教师。1968年9月从北京下乡到昭盟巴林左旗花加拉嘎公社东风大队。1973年9月至1975年11月在赤峰师范学习,毕业后曾在林东一中、赤峰第十六小学、赤峰第九小学任教;1991年9月至2006年 先后在北京丰台五爱屯二小、五爱屯小学任教。
1968年9月13日,我加入全国千万名知青的行列,来到昭盟巴林左旗花加拉嘎公社东风大队双山屯插队落户。我们把青春和浪漫留在了广阔天地,把汗水和热血洒在了希望的田野上,人生的酸甜苦辣沉淀在知青的岁月里。
当时,巴林左旗正在修建最大的水利工程——沙那水库,全民上下齐行动,筑坝截流,引水灌溉,发展副业,造福人民。水库的修建给知青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我被选调到广播组。我目睹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民工们用手推、肩扛、人抬,展开了一场蚂蚁搬家般的人海战术。走进民工驻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新建房屋有些潮湿,生活设施也不齐全,然而他们勇于克服困难,大干苦干加巧干,小病轻伤坚持不下火线。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鼓舞着我,一次次拿起笔战地采访、实况录音、修改稿件、编辑节目,让水库的每个角落都听到党的声音,都知道大家奋战的动人事例。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项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广播宣传里。为了读准每一个字音,我认真查找字典,练习标准普通话,有时与外线员步行十几里,查看广播线路,忙时甚至忘记了吃饭。当时广播组没有食堂,几个人自己做饭,稿件多时挑灯夜战,就这样,在忙碌充实中度过了美好的广播时代。
沙那水库建起了文艺宣传队,由各公社选调有特长的文艺骨干组成,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大家一起搜集素材、写词谱曲、创编节目。为了练好每首歌,演好每个节目,队员们虽然已经20几岁,仍然每天坚持练习基本功。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文艺宣传队要筹备一台向领导汇报的文艺演出,我参加了男女声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父女双双逛水库》和最重要的舞蹈节目——《万众一心,激战合龙口》。我和另一名演员肩扛石包(道具)从两侧同时出场。由于在排练时我不小心把腿抻坏了,大面积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大腿上部一片紫黑,好几天走不了路。编导说不行改其他动作,或一名演员上。怎么办?撤下来放弃?不!既然参与了,就坚持到底!在大家的关怀帮助下,经过热敷、擦药等积极治疗,腿渐渐好了。汗水流在脸上,泪水藏在心里,我终于坚持完成了两个难度较大的动作,真正让舞蹈完美展现生活的同时,又高于生活。整场节目由我们自编自演,包括独唱、二重唱、表演唱、舞蹈、快板、小品等,深受大家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领导走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亲切地说:“你们的演出很成功,赞颂了家乡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又鼓舞了斗志。谢谢你们!”
文艺宣传队不仅活跃在沙那水库工地上,还到偏远山区进行演出。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冬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到位于山区的乌兰坝鹿场演出。由于环境使然,林场、鹿场建在半山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有些路段甚至只能步行。我们先去较远的一个护林站,那里只有几个人常年在山上驻守。为了让他们能看到文艺演出,我们分成小组,背上服装、道具,踏着陈年积雪,沿小路向山上进发。近两个小时的路程,来到护林站时已是万家灯火,老工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我们几个人,太辛苦了!你们带来了党的温暖,我无以言谢,喝杯奶茶吧!”演完后我们继续向下一站进发。北部的山区寒风刺骨,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大家的手脚都冻透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冻破了,袜子和血粘在一起,在忙碌中我忘记了疼痛。热情的老乡把我们迎进温暖的毡房,一位大娘端来温水,经过慢慢浸泡,轻轻地帮我把袜子脱下来,这时我才感到钻心的疼痛。大娘亲手为我敷药、包扎,眼泪掉在水盆里,真情却暖在心里。
那天,我们演唱了京剧《龙江颂》选段、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水库新面貌》等,动人的歌声,精彩的舞蹈,令人捧腹的相声、快板等节目,赢得了工人们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大爷得知我是北京知青时,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握住我的手说:“姑娘,你唱得真好,是毛主席派到草原来的百灵鸟!”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沙那水库宣传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46年已经过去,如今风景如画的沙那水库已成为游览景区,人们品尝着海味,欣赏着山水美景,享受党的利国利民好政策带来的幸福。我为此而骄傲,因为那里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婆婆说完了,冲小荣子说:“哪说哪了,别出外说去,别告诉你大嫂子!”
小荣子说:“我没吱声,我就出来了。我越想你婆婆说的那话,我就越生气。一早晨,我在屋里收拾屋子,听见二哥和我爸在外面说话,我爸说‘听说家里闹事回来的?’二哥说‘去山东拉活,顺便到家看看,回来了,知道这些事就得管一管。我妈太糊涂,这么好的儿媳妇不会维护,还一家子欺负人家,我回来得帮着我嫂子,让他们以后不许再欺负嫂子!‘我爸说‘老二,你做的对,老二你临走得好好说说你父母,哪有他们这样的,不压事,还喝着小三打嫂子!’二哥说‘我昨天说我爸妈了,我大哥、老三我把他哥俩都给损一顿,老五我也警告他了,就老四没在家,我也告诉他们了,让他们通知老四,我给我大嫂子评理了,我给我大嫂子撑腰了。我说‘往后谁再敢打嫂子,让我知道了,我就回来揍他!’我爸说‘老孙家亏了有你是个说理的。’二哥说‘咱是党员,能不说理吗?’说到这,我就出来了,等我出来二哥走了,不知道上哪去了,我就去你婆婆家了,我又听大娘那么说的,到底谁说瞎话呢?”
我说:“你大娘说的全是瞎话,你二哥说的是真的。”
荣子说:“我把这些话全告诉你了,大嫂子,你可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说:“我去问问老太太,昨天老二到底损谁了?”
荣子说:“大嫂子,这些话我不告诉你,我心太别扭,我告诉你了,你别把我显出来,要不你婆婆得骂死我,离的那么近……”
我说:“行,我不问她就是了。我收拾收拾,明天跟老二的车走,我不在这了,老二还没走呢,她就胡说八道,等老二走了,她还不一定说啥呢!”
荣子走了,走到外面正碰上里院的三婶子出来,小荣子又和三婶子学我婆婆说的话,我给孩子找出来该穿的衣服,又找出来我自已穿的,无语,做饭、吃饭,照常。第二天早上早班的起来做饭,吃完了饭,我就抱着老三,带着俩大的在前街等着,等有半个小时,老二的车终于开上前街了,老二把车开到前街把车头掉过来头冲南,停下了,因为他看到我们娘几个在这站着呢!老二下了车,走到我们跟前,弯下腰抓着我女儿的两只小手说:“看把孩子冻的,手冰凉,别冻着孩子,在这等多半天了?嫂子快带孩子回家吧?怪冷的!”
此时我要哭,我极力的忍着别让眼泪流出来,说:“二兄弟,求你让我们娘几个上你车吧?我们跟你去山东,然后跟你车回东北,你只要给我送到清水农场,就不用你管了,行不?”说到这,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哭上了……
老孙家的所有人都跟到了前街,还是缺老四,他爸他妈、老大老三、老五、他那俩妹妹,还有房前头的那几家,也包括小荣子都在内,还有前街马路两边的住户也有出来的,人越聚越多。孙明春过来说:“你又咋地啦?昨天不都说好了吗?老二也给你出气了,你咋还要走哇?”
我说:“老二还没走呢!闲话就出来一大堆,等二兄弟走了,还不一定又说什么呢?我不想在这听闲话,我走了都清静了,也不用你妈编闲话了,今天你要不拉我走,你这个车也别想走!”
老二说:“嫂子,你挺明白个人,咋和兄弟歪上啦?”
我说:“那你去问你妈去,你妈逼的我!”
老二就去问他妈:“妈,咋回事?”
他妈说:“我哪知道咋回事?你问我?”
老二着急走,但是又走不了,老二又走到我跟前,低声下气的说:“嫂子到底咋回事?你说出来?不妨!”
我说:“那好,我说。二兄弟你听着,大伙都听着!我妈说的老二回来也没给她好脸子,把她损这一顿,别看她搬出去了,她搬出去了,我也照样能治她!等着!老太太让我等着呢!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所以我要走。孙明春,你是跟我走?你是在这?”
孙明春和老二说:“你说咱这老太太可咋整?”
大伙都在看我婆婆,我婆婆看看那个姜婶,然后走到小荣子跟前说:“不让你说,不让你说!你不听,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什么嘴呢?”
小荣子说:“你什么嘴?二哥明明没损大嫂子,你偏说二哥把大嫂子损一顿……”
孙老五过来要打小荣子。我说:“干啥?没理了?想打人?老大、老二、老三都说老五,老的做错了!你还想犯浑,滚旁边去!”
老五也没敢动手,扭头走了,老太太说完,小荣子也走了,老爷子一直在那站着看,他看老伴走了,他老儿子也走了,他也走了,嘴里叨叨着说:“丢人哪!丢人!”
剩下的邻居上我跟前来说:“大嫂子,别走了!你不就因为你婆婆说那个吗?往后她说啥俺们都不信了,你别生气了,快带孩子回家吧!”
我明知道老二不会带我走,别人劝我,这是给台阶让我下,我见好就收,孙明春把小的接过去。我说:“二兄弟,你上车走吧!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啥时回盘锦了回封信,让我们放心!”
老二说:“谢谢嫂子!”还给我打个敬礼!上车了,按了两声喇叭,又摆了一下手,车开走了。
孙铭春抱着他儿子,老三说:“来姪女,三伯抱。”说着把我女儿抱起来。
我说我大儿子:“来,亮,妈背着。”我把我大儿子背起来,我们三人谁也不空着,一人抱一个孩子。
孙明春说:“我把儿子接过来,为的是让你歇歇,你可倒好,弄个大的背上了!”
我说:“我愿意!你少管我!我大儿子也是我生的!也不是拾来的!”
老三说:“就是嘛!往后你少管闲事,你该管的管,你不该管的别管!”
孙铭春说:“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老三说:“挑水,抱柴禾!累话你要抢着干,别那么赖!”
老大说:“你们成了一个战线上的战友了?那我呢?”
老三说:“你好好表现吧,要不,嫂子不扔了你才怪呢!”
这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转眼又来到年了,打和家闹完这次别扭,本应该完事了,这又续上了,从打老二走了以后,我再也没去过老的那边,我嫌老的嘴不好,她想说啥就说啥,你得听着!不听着和她打呀!所以我就不去,我告诉我那俩个孩子,也尽量不去奶奶家,我那俩孩子很听话,从不去那头,就在家跟前和小孩玩,我只要出来一喊他俩,他俩就能听到,就回来。孙明春我不挡他,他爱去他妈家随便,他不去他妈家,他又能去哪呢,那是他的父母,我不能不让他去,他去是应该的,我没啥事,我去干啥去?
说话来到了腊月三十了,白天我忙着收拾屋子,干一些零活啥的,孙明春抱他儿子去他妈家玩了半天!吃完中午饭去的,我做好晚上饭了,就等他回来吃饭啦,一会,他抱孩子回来了,他跟我说:“咱妈说的,咱们愿意上那边过年去,就去,要不愿意去,咱就自已过。”
我说:“咱自已过吧,不上那边去了,咱赶紧吃饭,吃完饭,你帮我包饺子,包完饺子,我们娘几个睡觉,你愿意去那边,你就去,我不挡,随你便!”
唉!他不乐意了,他说我不够作(揍音),尽说四方眼子话,就开始摔风淋风的,我放桌子,往桌上端饭,他说:“吃你娘那个逼呀?”
我说:“跟前有一个,在下坎呢,愿意吃,吃去吧!”
我把饭端上后,让孩子们吃,别饿着孩子,孩子不知道啥事,让吃饭就吃饭,他和我那样,我真的是吃不下去,他也不吃饭,往炕上一躺,嘴里骂骂吱吱的,我是故意气孙明春,我看他有啥反映。
我说:“你在你妈那待了一下午,你妈都和你说啥了?你回来和我这样?”
他也不吱声,我说:“你不吱声,就证明有事,我去问你妈去!”我说完就出去了。我想,他应该起身把我拽回来,他应该说“你找啥?人家啥也没说!”可是,他没有!他还在那躺着,骂骂吱吱的!我也不愿意听他骂,我就出去了,我在外边站有十多分钟,还挺冷,我这十多分钟想了很多,我想来想去,为了我这两个孩子,我也得活着,跟他堵气死了不值得,我要真死了,他妈不得说我多难听呢,自已想,大年夜的,下界的什么神都有,我心情不好,别再碰上丧门神?但又无法回屋,又不能去别人家,我豁出去了,去他妈家去,看他妈咋说!我就去了,到了他妈家,两个姑和别人家的两个小始娘在外屋地打扑克呢。上上供了。四个小姑娘一齐喊我:“大嫂子来了?”
我说:“啊。”
我就进屋了,进了屋,公公、婆婆还有老四,他们三口子包饺子呢,我说:“包饺子了,妈!”老太太说:“啊。你还没包?”
我说:“啊。吃饭没?”
我说:“没有。”
婆婆:“咋还没吃饭?”
我说:“那个在家吹猪呢!躺在炕上骂闲街呢!我不爱听,我出来了,在外边站会,怪冷,大过年的,我没处去,我就上这边来了。
他妈妈就开始骂上街了:“私孩子,王八羔,他不过年也不让我过年……”
老四说:“行!大嫂子,等我包完饺子,我去揍他去!”
我说:“行,四伯,你要打不过他我帮你!”
他爸说:“等我包完饺子我拿刀宰了他去!”
我说:“可好!你今天宰了他,我明天就走!”
老四说:“要走就今天走呗,等明天走干啥?”
我说:“今天没车了,明天走也不晚。”
他妈这工夫就穿上鞋下地了,说:“我去问问那王八羔子,我说嘛了?我要调理你们打仗,灯灭我就灭,她屈赖我调理的灯灭他也灭,她这么说着就出来了,我也跟着她出来了,她到了我们家进屋骂孙明春,我一听她骂的话不是骂她儿子,是指狗骂鸡,我一听,我不能进屋,我装没听见,我在处边门口站着,这阵老四又来了,一边走一边骂,走到我跟前,瞪着两只眼睛骂,我知道他是骂我,我说:“你骂谁?”
他说:“我骂你!”
我说:“你凭啥骂我?我招你啦?”
他说:“我就骂!”
我说:“我叫你就骂!”我上去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他捋赶子就给我一个电炮,打在我前胸,我穿个塑料底的鞋,脚下一滑,一个电炮把我打一个跟头!我起来又打他,他又给我一个电炮,我气哭了,他总共打我三个电炮,这会孙明春出来了,我怕滑倒,我抓着孙明春,照他裤裆踼一脚,他两手捂着裤裆转一圈,他妈也出来了,也看见了,他妈拽着老四家走了。你说,这年该咋过?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锦县烧烤忘不了
 
现在市面上很流行烧烤,不知道怎么整的,锦州烧烤打出了牌子,不管是不是锦州人,凡是开烧烤店的都好像改了籍贯,一水儿都是锦州人。但是不是,我一听就知道,他就没有那个锦州味儿,就是学了锦州方言也不像,弄得南腔北调的,不伦不类。
说起烧烤是近几年的事,以前还真没见过。就我们下乡那阵儿,根本就没有烧烤这一说,市面上根本就看不着。如果说那时候不让私人开店也是事实,就是公家的店里也没有卖烧烤的。像锦州的烧锅大坑,做买卖的多了,小饭馆也不少,就没见过有烧烤的。所以锦州烧烤,没多长的历史,多说也就二十多年。
要说锦州烧烤的历史,我认为还应该出在锦县,烧烤的发明人就是当地的老农,要是这么说的话,历史不应该很短,反正我下乡的时候,就品尝过,那是相当别有风味,吃法也是一绝。
我下乡在锦州西北的一个小山沟里,民风朴实,有时也有一些小小的狡猾。六十年代“文革”风盛,“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等,为当时工作、生活的主题,粮食统购统销,是铁律。没人敢越雷池。家家的小自留地只能种点儿蔬菜,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茄子、土豆是主粮。公社干部下来工作吃派饭,都见不到一粒粮食,就是土豆、茄子,茄子、土豆,还要交两毛钱、半斤粮票。
到了收庄稼的时候,烧烤可是要派上用场了。最先烧烤的是土豆。一入伏,就开始收土豆了。队里种的土豆都在平地,先把土豆秧子割了,然后用马拉犁杖翻。
看着圆滚滚的土豆堆成堆,打头的说话的了:“队长,忙活半天了,是不是该尝尝咱们土豆今年怎么样了?”他们知道,土豆不是公粮的一部分,吃点儿没事。队长更明白,知道大伙心里想的是什么。
“怎么地,活还没干怎么地,就想吃啊,你是属猪的啊!你去,领几个人划拉点儿柴火,先把火拢着。傍晌午就吃你的烧土豆,别整的胡啦巴黢地,没法吃!”队长放心地摆摆手,打头的领几个人开始准备。
烧土豆有点学问,特别是要烧很多,好几十号人,每人至少也得分上一个,把嘴都堵上,没有点儿绝招不行。打头的给几个人分工,有选土豆的,有划拉柴火的、有在地里挖坑的。土豆不用洗,选匀溜个的,放在挖好的坑里,一个坑放上十几个,不能太多。盖上土,在坑上面点上火,几堆火熊熊燃烧,几个人不断地添柴火。烧了半个多小时,火小了,柴火的余烬还冒着青烟,不用去管它,该干活干活,到了晌午,活干的差不多了,火堆里飘起土豆的香味儿。队长一声令下:“晌午了,尝尝土豆去,兴吃不兴拿,每人两个,别他妈多吃多占!”
队长的话音还没落地儿,人们像秃鹫一样,“呼啦”落满了青烟袅袅的火堆。用锹划拉掉余烬,抢去覆土,黄央央的土豆就露出来了。一点儿没有烧的痕迹,但从里到外都熟透了,有股柴火的香气,堪称一绝。到了秋天的时候,烤地瓜也是如此料理。比起放在炉子里烤,味道绝对不一样。
到了收黄豆和花生的时候,烧烤的机会就更多了,但都是偷偷进行,为什么?为的是防火,你想想,遍地都是成熟的庄稼,要是跑了火,那还了得!
 
烧黄豆也要有技术,否则没法吃。烧的材料要精选,不是什么样的都行,要选择八分熟的,有点还泛青的豆子。太干的豆秧容易烧糊。糊了就没法吃,浪费。
要找准风向,把豆捆子人字型码在垄台上,在上风头点火,旁边有人掂着锹防跑火。现在火点着了,是“烧豆燃豆箕,豆在荚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烧何太急”。功夫不大,十几个豆捆自己烧自己,都躺下了,豆荚散落在垄沟里,有人脱下衣服,说声:“靠后,靠后,别迷了眼睛!”就用力地呼扇起来,烟尘四起,烟尘过后,人们蜂拥而上,开始了捡豆比赛。
“谁也不许挂幌子啊,别整的像花猫似的”,打头的喊。男男女女开始了表演,蹲在地上,把暴露的豆像连珠炮一样的、准确地扔进嘴里。我们不行,常常捡起一粒塞进嘴里,不一会儿,就挂了幌子,女的长了胡子,男的成了敬德。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招来一阵哄堂大笑。烧豆子挺好吃的,不像炒豆子那么硬,咯牙,有些脆,特别是那些青豆子,被火烧得一抻腰,更是好吃。每年秋收的时候都要烧上几回,提前享受一下丰收的喜悦。譬如烧苞米,烧花生都是常事儿,不一一赘述。
我想告诉更为奇特的是烤田鼠,吃过没?我吃过,恶心不?还行,细品品,和烤鸡差不多。如果不知道,你会大吃,特吃。
有一年冬天,我被安排到山上打石头。一共五个人,青年就我自己。在打石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田鼠洞。老乡说:“往下挖,看看有货没?”他们指的有货,是田鼠搬回来的豆子、花生。挖了一阵没看到什么货,却逮到两只又肥又大的田鼠。学名不知道叫什么,当地人管它叫“豆鼠子”。领干活的刘二叔发话了:“这家伙挺肥,扔了白瞎了,咱们来个烤‘豆鼠子’吧。”他的提议立马得到热烈响应。
刘二叔转头问我:“你敢吃不?这玩意好吃,净吃粮食长大的”,“那有什么不敢的,你们敢吃我就敢吃,向贫下中农学习么!”“行,有尿!”在刘二叔的指挥下,放下手里的活,先去整点儿柴火,把火拢着,把“豆鼠子”摔死,找块尖利的石片,给剥了皮。出去内脏,用树枝串上,放在火上烤。一股烤鸡的香味,弥漫在白雪皑皑的山上。
“哈哈,这要是有点酒就好了,不比锦州五丰斋差!”我吃了烤田鼠,味道不错。
最近看电视,有记者到苗寨,被热情的村民邀请吃烤“老鼠”,比这个可恶心多了。我看他们吃得兴高采烈,好像过年。如果有我们这里的“豆鼠子”,还不乐疯?
香喷喷儿的锦县烧烤,引起不少香喷喷的回忆!一去锦州烧烤店,就会想起下乡时候的烧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村官之路
互助组  初级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农村土地改革合法执行机关的农民协会,已经悄然的退出了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伴随着农业互助和集体化的到来,乡村开始组建新的村级政权机构,原有的农民协会组织被经过普选而产生的村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
1950年12月,政务院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为基层民主建政工作提供了指导。根据上级指导,经白音套海4区区委区政府批准,将大段的两个农民协会分别改成村民委员会即:海立土村委会,对外称海立吐村;大段农会改成大兴村委会,对外称大兴村;大兴名称由此而来。(一说是小学校长孙耀先起名,另一说是4区区委书记傅云丛命名)由于大兴村是当时该地区的唯一的大村,而且是南连奈曼、敖汉;北临开鲁;西接乌丹的交通中枢;天然形成了这个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以下是两个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人员组成情况:
海立土村。党支部书记:朱德良 。村长:曹景明。
负责管辖,海立土,马家地铺,天合龙三个自然村,设三个行政组组长。海立土行政组组长:朱德良(兼),马家地铺行政组组长:曹景明(兼),天合龙行政组组长:韩广财。
大兴村。支部书记:盖振东。村长:陈有德。负责管辖:北太平河,北公司,敖包营子,腰段,南太平河,小段。设6个行政组组长。北太平河行政组组长:盖振东(兼);敖包营子行政组组长:陈士清;北公司行政组组长:王庆福;腰段行政组组长:陈友德;南太平河行政组组长:张兴;小段行政组组长:姜申。
为了加强地方社会治安,保卫新生政权,发挥民兵的主力军作用,两个村委会分别将土改时的民兵小分队,扩编成民兵大队。大兴村民兵大队由王青山担任大队长,张信担任副大队长。并经翁牛特旗政府批准同意:每个村配备了8支步枪,每支枪发给五发子弹。
大兴村配发步枪的8名人员是:盖振东(支书,1支)王清山(大队长,1支)张信(副大队长,1支)王山(民兵骨干,1支)田四(民兵骨干,1支)王庆福(民兵骨干,1支)陈士清(民兵骨干,1支)王振德(民兵骨干,1支)
有了枪,就有了意 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由此,引发出来一则张信打“赖歹”(狼)的故事,
   张信是原大段的老地户,其父在大段人截击日本兵时,因抢枪被日本兵打死。父亲的死对张信刺激很大。因此,土改时,组织民兵,张信特别积极。骑兵团来到大段,张信同父亲,陈士清等几个年轻人都是骑兵团的常客。他们从战士们的手中,看到了枪,认识了,枪摸到了枪。并从首长和战士们那里学会了擦枪,使枪的方法和要领。建国后,大兴村重新组建了民兵大队,张信担任了副大队长,并且配发了一支步枪和五发子弹,圆来他的心愿。
土改时,张信家被划定为是贫农,分到了土地、耕牛和农具,日子开始好转。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家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弃掉了马架子,盖上了新房。新房是用“草坯伐子
”垒成的。没有院墙,周围是用两米多高的芦苇子夹起来的仗子。风一吹,东倒西歪的。张信就用一些木板倚上,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院子的西侧,有一个简易的鸡窝,养着十几只小鸡。
张信和我们家成了邻居,他的新房在东面,我们家在西面,紧挨着我们的是我的亲大姑父马秀家。当时,这3家是北公司的最后一趟街,紧挨着西拉沐沦河边。
大兴向来以土地肥沃,水草丰美而著称。因为植被好,野鸡、野鸭、野兔,到处都是。赖歹(狼)狐狸经常出没在农户家,叼走鸡鸭,小猪等。
这年冬天,张信家搬进了新房。一天晚上,(约六七点钟)张信和家人正在屋里吃饭,忽听得院里鸡飞狗叫。张信连忙放下碗筷来到屋外,就见一条黑影已经窜出院外,张信心想,这是“赖歹”叼小鸡来了。
他重新返回屋里,把藏在旧柜子里的步枪找出来,压上三发子弹,然后,躲在仗子底上的木板空中,等着赖歹的再次出现。果然,不到一袋烟的功夫,赖歹又悄悄地奔向了鸡窝。刚刚进窝的小鸡,又扑棱棱的尖叫着飞了出来。说是迟、那时快,张信瞄准赖歹就是一枪,“砰”的一声,打在了赖歹的后胯骨上,赖歹惨叫了一声,掉头向院外窜出去一仗来远;张信不由分说,又扣动了板机,这枪打在了赖歹的后腰上;赖歹不能再跑了,瘫倒在地上,张信上去照准赖歹的头部又是一枪,赖歹不动了,彻底被打死了。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就像一声炸雷,整个大段营子都被震动了。父亲拿出步枪推上子弹跑了出来;紧接着,大爷王庆玉,表哥乔永,大姑夫马秀都拿着家伙跑出来。有的以为胡子来了;有的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因为和张信家近在咫尺,大家赶紧进的院里,忙问怎么回事?张信迎上来说:是赖歹来叼小鸡了,被我给打死了。你们看:他用手指指鸡窝不远处,一条长脱脱躺在地上的赖歹。这时,大爷手里拿着一个“二牛杆”上前照着赖歹的脑袋就是一下子,嘴里还骂着:他妈了个逼的让你祸害人……张信忙说:“七舅,别打了,他已经死了。”
枪声就是命令,大队长王青山和几个配枪的民兵骨干,都拿起枪向张信家集中。大家神色紧张,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信忙把打赖歹的经过向大伙叙说了一遍,人们这才把心放下来。随后,张信又向王青山大队长请求批评、处分,因为民兵组织有纪律,没有命令和别特殊情况,配枪人是不准擅自开枪的。
这时人越集越多,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都称赞张信的勇敢举动,为民除害,大快人心,应该受到表扬。王队长表示这事我也吃不准,要向上级请示汇报。不过,我觉得张信做得对。事后,4区区委传达翁牛特旗指示:张信为民除害,要评劳模,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张信把赖歹打死了。但是,没地方存放,搁在当院里怕丢了,放在屋里,大人孩子都害怕。于是,他让表哥乔永帮忙,两个人连夜把赖歹皮扒了。第二天一大早,张信把赖歹皮送到了供销社副主任曹贵家里,曹主任以收购土特产收购了赖歹皮,并付给张信18元钱。
说来也怪,自打张信打死了一只狼后,大兴各户再也没有鸡鸭。小猪被野兽叼走的现象发生,狼从此在大兴消失了。
互助组
1948年春,大段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彻底解决了农民盼望多年的土地问题;确定了农民地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但是,好景不长。经历了三四年的单干,许多农户因缺少劳力,资金匮乏,耕畜、农具不足,无力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遭遇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更是无力抗御。出现了富的富,穷的穷,邦的邦、雇的雇的现象,不少人靠举债生活,甚至有卖地、重新陷入了困境。农村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显现。
面对这样的局面,各级党组织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开展互帮互助;在生产生活上帮助那些有困难的群众,摆脱困境、渡过难关”。
大兴历来就有扶贫济困,搭帮插伙的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优秀传统。平日里,谁家有个缺衣短袖、缺东少西的,无论是谁遇上了或是求到跟前,都乐意搭把手帮衬一下,解难救急。到了农忙季节就更不用说了,看到谁家种不上地,就会自发的搭帮插伙,把各自的单个牲畜合在一起各户轮流使用,互相邦扶。无牲畜的人家以人工换畜工,这样,基本解决了劳力、牲畜不足的困难。
我们家在解放以后,变化很大。分了土地,有了牲畜、农具,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够独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最大的变化是:1950年父亲和我的表哥乔永,(大娘的亲侄子,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姑姑)都在这一年成了家。这样,我们家就由大爷、二大爷、父亲、表哥4个小家合成一个大家。在奶奶的主持下,一起生活过日子。那时,家里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大兴北公司也算得上中等户了。
可是,当看到那些因天灾病业、缺少劳力,耕畜、农具等,而又返贫的农户,又重新掉进了“穷坑”里不能自拔时,父亲和家人都很不落(lao)忍,那种天性般、骨子里迸发出的同情、怜悯之心,迫使他们要出手相帮。于是,父亲和家人商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帮助最困难的户渡过生产难关。从土改后到1950年的三四年间,父亲和大爷每年都要投入一定的畜工、人工无偿地帮助困难户。但是帮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时间一长,被邦户就会觉得过意不去而拒绝帮助,只得自己默默地承受。父亲也觉得这样帮助终究不是个办法。后来,他和大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种无偿的帮助变成“插伙种地”,这样,被帮助的困难户就会乐意接受。一方面得到了帮助;另一方面,也不至于欠下多大人情。所谓“插伙种地”简单说,就是二三户人家在一起搭伙种地,通过余缺互补,互换人工、畜工的方式,相互提供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最初,父亲和大爷同他们长期帮助的对象:裴罗锅子;(缺少劳力)杨瘫巴(军属,缺少耕畜)两家一块插伙种地。每当春种开始后,3家就会把劳力、耕畜、农具等合在一起,搭成两副犁杖;一套簸撒,(填土)一套磙子,(镇压)有点种的;有捋粪的;有拉簸撒的;有打磙子的;非常配套。由于人工、蓄力、农具等,搭配使用合理,产生了1+1大于二的效果,很快3家的地就种完了。村里的其他困难户见他们插伙种地又快又好,非常眼馋,也学着两户合伙,三户搭帮的种起来。此后,这种穷帮穷的互助形式逐渐的发展起来,有临时邦工的,有季节性插伙的,有常年互助的等等。
由于劳动互助是农民自发的、传统的互帮习惯,是完全建立在私人感情和个人团结基础上的。所以,一般是不稳定,松散的。大多是农忙时互助,农闲时散伙。像父亲他们这种插伙种地,能够常年坚持下来的,(从春种到秋收)是不多见的。其实,他们这种常年插伙的形式,已经具备了互助组的雏形,发挥了互相提供帮助的作用。只是没有把它条理化,总结提高罢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初始的劳动互助,启动了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开始养成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的习惯;蕴含着社会主义的萌芽;为今后党领导农民逐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奠定了基础。       <2018.1.8 星期一 知青文学(111.特专刊)>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道路,在有初步互助运动,群众又有丰富经验的地区,有领导有组织的推广常年互助组。中央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的召开,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明确了互助合作的方向,大大提高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从此,各地的互助合作由自由发展转向有领导有组织的发展轨道,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发展起来。
昭乌达盟在赤峰县抓了赵斌互助组,作为示范典型,向全盟推广。以此来带动和影响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开展。
中共白音套海区委、区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精神,一方面,大力宣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政策,发动广大农民开展生产互助;一方面,派出得力干部到基层蹲点,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取得经验,指导全面。
在赤峰县赵斌互助组的带动下,四区区委、区政府分别在白音套海下伙房,抓了寇文成互助组;在大兴北公司抓了王庆福互助组;(当时,互助组都是以地名或人名命名的)。作为全区示范典型,推动全面工作。
父亲创办的互助组是在原来三户插伙种地的基础上,又扩大了户组成的,由父亲任组长,张信任副组长。成员有:裴罗锅子、杨瘫巴、李广义,共计6户。
区委书记,朱云辉,区长,王文,两人轮换着在大兴北公司蹲点,帮助、指导互助的工作。这样,朱书记、王区长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基本上都吃住在我们家。他们开始总结群众的首创经验,对起初出插伙种地模式加以条理化,正式确定为农业生产互助组。边实验、边总结、边提高,然后,在四区推广铺开。
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朱书记组织寇文成互助组和王庆福互助组相互参观学习,交流体会,介绍各自的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随后,区长王文又带领父亲和寇文成到赤峰县赵斌互助组参观学习,两个人眼界大开,学到了很多新东西,受益非浅。回来后,父亲把赵斌互助的经验借鉴到自己的互助组中,使互助组得到了全面提升。
经过一年的努力,父亲的互助组取得了丰硕成果。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粮食单产比单干户的多出将近一半还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人们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认识到了组织起来,才是由由穷变富的必经之路。于是,困难户们纷纷组织起来,3户一伙,5户搭帮。开始大规模地组建互助组,由个体变临时,由临变长期。到1952年大兴互助组普遍开花,各自然村都有两三个互助组。而且,全大兴发展到八九个常年、固定互助组。大兴村又增添了陈士清互助组和李树坤互助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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