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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13)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1/10 19:18:16     点击:247

 

          2018.1.27 星期六 知青文学(113)

 

        生命本是一趟旅程,沿途都是绝美的风景
 
            开心美相册(来源:书画文化 ID:TAIZHOUWENHUA)


生命,本是一趟旅程,每个人都在途中,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路过着沿途的风景。

有许多时候,生命若水,石过处,惊涛骇浪;有许多时候,生命若梦,回首处,梦过嫣然。
也许,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奇迹里有太多的酸甜苦辣;

也许,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传说,
悲欢离合,每个人都是风景。



 
                       生命于我们,
像春天的风,润暖;
像夏日的阳,火热;
像秋日的果,丰硕;
像冬日的遐思,
无时无刻不在累积深刻。

深深知道,这世界上,
走得最急的,总是最美的风景;
痛得最深的,总是沧桑的心。

生活,是煮一壶月光,
醉了欢喜,也醉了忧伤;
人生,
是磨难在枝头上被晾晒成了坚强。

红尘三千,不道惆怅,
不问花开几许,只问浅笑安然,
一方陋室,亦能心境自如;
一壶淡茶,仍品恬淡生香,
经年一笑,
我们需要做的:是取一份随意,前行。


生命若歌,起伏跌宕,

声起声落,我们每个人都是歌者;

浮华尘世,生命如茶,

或浓或淡,或苦或甜,

需要我们用心去品尝。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

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


也许,

我们无法把握未来,

但我们起码可以左右现在,

不是吗?


其实,不是没有伤,也不是没有痛,或许经历的太多,心,才渐渐学会了坚强。

把一切无法遗忘的交给时间去淡忘,把一切不能卸下的交给风儿去抚慰,只想让快乐多一些,只想让美好浓一些......


常常不自觉地想,今生逢着的人,遇见的事,是不是冥冥中早已注定


人生原本就有许多磨难,只是,没有什么伤痛值得我们一生去背负,

哭过了,才更懂得笑容的灿烂;失去了,才更懂得什么叫珍惜。


相信:

明媚着,便是快乐;

快乐着,便是美好。

感谢生活,让我们学会了遗忘;

感谢生命,让我们学会了成长;

感谢沧桑,让我们学会了坚强。


书一笔清远,盈一怀暖阳,

一指苍茫处,淡淡流年香…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2004年7月9日上午
    按照活动日程,今天上午采访考察团一行要到克什克腾旗参观考察。我和天津《今晚报》记者赵宝起,学院党办副主任孙惠春等同乘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我与给予我网站技术支持的启天网总经理崔成华通话,商定立即在我的网上发出欢迎天津专访团的消息。内容如下:
2004年7月7日,由天津《今晚报》、《科技先导报》、天津作家协会的作家、记者组成的天津知青专访团一行7人抵达赤峰,受到热烈欢迎。
专访团此次来赤,是专访扎根内蒙古35年的天津知青、赤峰学院党委书记郑克。随行的人员还有天津知青、赤峰市新华书店董事长、总经理李洪禄,天津知青周健、于凤兰夫妇等。
赤峰学院院长席永杰教授热情接待天津客人时表示,天津传媒界朋友的来访,将对鼓舞、促进我们进一步办好赤峰学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红山晚报》总编展国龙表示:“天津朋友来赤峰传经送宝,这是我们向天津学习的好机会。”
    柴春泽网站于5月28日开通后,这是首次有关知青活动的全程报道。
    郑克有专车,可在途中却让给了别人,挤到我们面包车上。这倒更方便了天津《今晚报》记者赵宝起的深入采访与进一步交流。我们借此机会了解到郑克下乡时的一些波折。
    文革中回天津七十三中参加运动,郑克被称为“黑七类子弟”,天天遇到的都是冷嘲热讽和人身侮辱,甚至连加入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更没有外出串联的权利。他感到极度苦恼。
    1968年,天津和全国一样,学校复课,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去过半军事化的生活,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郑克十分高兴地积极申请,结果却因父亲的“问题”未去成,很是寒心。第二年报名去昭乌达盟农村插队总算批准了。经过两年的农村艰苦生活磨炼,他简直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冬天,戴着狗皮帽子,腰上扎根粗绳子,成为地道的农村人。他提出在荒山秃岭上植树的建议,知青们自己解决树苗,将北边山坡全部种上树,如今树木已经茂密成林。他为敖汉的林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2004年7月9日
    经棚镇是克旗旗委、旗政府所在地。始建于清顺治九年,在元代是特薛禅家族的授封地。清康熙初年,经棚镇为庙会佛事活动的场所,庙会时僧侣商贾云集,搭置棚帐诵经,故称这里为“经棚”。
    天津联合采访考察团的到来自然引起克旗党政领导的重视。当地朋友们的本意是请天津朋友到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克旗放松、旅游,可来访者几乎都是“工作狂”,在车上、在饭桌上、在旅游点,他们总是离不开采访。
    在克旗新华书店,天津《今晚报》记者赵宝起也没有放松对时任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李洪禄的多方面采访。
    李洪禄是天津四十六中学老初一的学生,1969年5月8日来到赤峰喀喇沁旗上瓦房公社上瓦房大队银匠营子村,和另外9名回族学生在一个知青点。在城里张口吃饭、伸手穿衣的孩子们不会做饭,第一次烧火做饭,竟然用了17捆玉米秸,把炕上的被褥都烧着了。一年的时间,他学会了挑水、做饭、挑粪、耪地,后来他调到大队当民办教师,并担任班主任。1971年光荣参军,5年后从部队复员回村时,知青点已是人走屋空。他只好返回部队,在首长和战友的帮助下,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赤峰,分配到赤峰市新华书店,先后担任党支部副书记、门市部主任、发行科长、副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4年7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安排天津联合采访考察团旅游、考察。
    克旗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有内蒙古“缩影”和“百宝箱”之称,主要由青山第四纪“冰臼”群、北大山地区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黄岗梁地区第四纪冰遗迹、达里诺尔火山群和热水塘温泉等几种类型的地质地貌景观组成。2001年8月,克什克腾旗被批准为自治区级地质公园,同年,被批准建立国家地质公园,还晋升为世界地质公园。
   今天,来到位于经棚镇东北150公里处的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现任天津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洪义和作家王丽萍驱车赶到这里会合。张洪义是1968年下乡的老知青,在内蒙古30年才回到天津。
    采访、考察团的天津朋友面对大自然的美景,职业性地开始摄影、录像,朋友们还争相合影留念。
    “阿斯哈图”系蒙古语,意为“险峻的岩石”。阿斯哈图石林是第四纪冰川时期花岗岩体在冰盖冰川的创蚀、掘蚀和冰川融化时流水的冲蚀作用下,由两组近于垂直的节理和一组近于水平的节理切割而成。如同旅游资料所述:远望花岗岩石林犹如远古先人建造的城堡,平地凸起,峥嵘险峻,沧桑破败。近品石林,千姿百媚,如塔、如柱、如笋、如人、如兽,呼之欲来,趋之欲动,如人工刻意雕琢,令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原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少敏对我说,我了解你的情况,走过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谈到这大自然美景,他反复地说:“在整个大自然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渺小的,这山、这石林,数百年、数千年依然这样。”我细品这话,是否提醒自己大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有限的,几十年转眼即逝,要珍惜时光老人,要多做实事!
                        
2004年7月10日晚
天津联合采访考察团的朋友,白天一整天不仅观赏大自然的风光,更是加紧采访。
中午在白音查干举行欢迎午宴,牧民文艺团体还表演了精彩节目,晚上还有篝火晚会,表达了草原人民对远道而来的天津客人的盛情。
《今晚报》记者赵宝起一直轻松不下来,对天津知青周健、于凤兰夫妇的采访就是利用晚间进行的。(待续)
 
 
周健、于凤兰夫妇同为天津知青,在他们身上有很多感人故事。
1969年10月18日,他们分别毕业于天津市二十六中和天津古田中学,同时下乡到同一知青点阿鲁科尔沁旗巴奇楼子公社合作村大队。1974年10月又同时进入赤峰卫生学校医士班。
周健于1976年8月毕业,自愿走“社来社去”的道路,不挣工资挣工分,到克什克腾旗芝瑞公社马架子大队合作医疗站当赤脚医生。1978年4月落实政策,分配到芝瑞公社卫生院工作,任内科医生。1982年4月调任热水民族疗养院住院医生。1986年9月,经考试录取到赤峰卫生学校全日制专科班脱产学习。1986年8月大专毕业后调任赤峰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1991年9月任农工党赤峰市第一届委员会副秘书长。1994年6月晋升主治医师。同年当选为政协赤峰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9月任农工党赤峰市第二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11月,增补为农工党赤峰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2003年7月调任赤峰市计划生育技术工作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于凤兰1976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克什克腾旗芝瑞公社卫生院工作,任妇产科医生。1982年4月,调任热水民族疗养院护理部主任。1986年6月,调任赤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药具管理站药珍管理员。1995年5月,晋升主治医师职称。2003年3月被评为赤峰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2009年1月退休。(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老哑巴”
                         
                           张世萍
 
(张世萍,女,1976年8月3日随大连市第三十中学赴昭盟小分队下乡插队,在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芝瑞公社华兴大队,任华兴青年点团支部书记兼副点长。1978年8月回城,现已退休。)
 
我在插队后的第二个冬天参加了大队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队长给我们3名女知青分别搭配一名当地社员一起抬土、抬石头。
我的搭档与众不同,他不会说话,人们都叫他“老哑巴”。其实他并不老,也就30多岁的样子吧:中等个,黑脸,黄牙,乱蓬蓬的头发,一身黑布棉衣棉裤,不少地方破了洞,露出已分不清颜色的棉花,说话时只能发出一种单调的“啊——啊——”声,不说话时嗓子里也总是呼噜呼噜地响。
我戳着铁锹远远地打量着我的“搭档”,队长给我解释道:“老哑巴除了不会说话外,没有他不会干的活儿,而且有的是力气,和他搭伴干活一点也累不着,心眼实着呢!”接着又说:“就是脾气有点倔,别看他长得丑了吧唧的,可一般的人他还看不上。你是知青,所以他愿意和你搭伴,你放心,他不敢欺负你,有我看着呢!”
没办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哪能挑挑拣拣?派谁是谁吧。
见他已经装了半车石头,我也赶紧去搬石头,还没直起腰,就听耳旁一阵怪叫,吓了我一跳,一扭脸只见老哑巴站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冲我直“啊啊”。
“怎么了?”我问。他当然听不见,只是一劲儿朝我摆手,我也搞不懂就没理他,继续去搬那块石头。没想到,他几步跨过来,一把将我推了个趔趄险些坐到地上,指着另一堆石头“啊——啊——”地直叫。我脱口冲他喊道:“你想干什么啊!”一嗓子,把队长给喊了过来。队长和他比划了一阵后笑着对我说:“他是怕你搬不动这些大石头,又怕你砸了脚,让你去搬那些小一点的。”这时我才发现这两堆石头的个头确实相差挺大,原来他是怕我累着,自己不领情还朝他吼,明白了老哑巴的用心,偷眼向老哑巴看去,谁知他也在悄悄地观察我的表情,见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立刻向我挤了挤小眼睛,嘴里发出低低的“啊啊”声,立刻转身干活去了。
装满车,老哑巴吆喝老牛在前面走,我跟在牛车后面。走到地头,将石头卸下又赶着牛车原路返回。老哑巴把他赶车用的一根细树枝塞到我手里,指指车辕旁的一块空地儿示意我坐上去,并做出赶车的样子。我忙摇头说:
“不行、不行,我不会。”老哑巴“啊啊”地喊着非让我坐上去,见他那倔头倔脑没商量的样子,我只好遵命。刚坐稳,老牛就“吱——”地一声拉起车往回走了,老哑巴则摇头晃脑地跟在牛车后面,嘴里低低地“啊啊”着,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就这样,一车车的石头在牛车吱吱呀呀地伴奏下,从东头运到西头、从黎明运到日落。我和老哑巴在默默无言中竟然配合得十分默契。
老哑巴确实能干,一车石头几乎不用我装几块就满了,剩下的就是押车去、乘车回,优哉游哉好不惬意。老哑巴好像也对这种状况心甘情愿,有时我过意不去想让他休息一下,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干得更欢。
劳动间隙,人们一般都和搭档坐在一起聊一会儿天,鉴于我的搭档的特殊情况,我总是自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安静地闭目养神。老哑巴则是在我坐下以后找个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下,“刺啦—刺啦—”地磨他的铁锹把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块“宝地”,在离会战工地不远的小河旁有几块巨大平滑的青石,由于河床低于地面大约两三米,在工地上根本看不到下面,河水从大青石旁哗哗流过,阳光暖暖地铺在青石上,我放平身体仰面躺在上面,身下是潺潺流水,头上是悠悠白云,周身被阳光笼罩,四野寂静无声,真是一个绝妙之处。第一次休息后,老哑巴的表情好像是问我去了那里,我没告诉他。第二次休息回来他又向我皱紧了眉头,我还是一笑了之,我不想任何人知道。可当我第三次刚爬上青石板,就被一阵熟悉的“啊-啊—”声吓得差一点滑进河里,我极不情愿地抬起头,老哑巴站在高高的河床上——到底让他找到了。眼瞅着刚享受了这么短暂的幸福丧失了,真烦人!心里别提有多么沮丧。我总不会在哑巴的眼皮底下无所顾忌地躺着闭目养神吧?只好放弃了。还没等我从大石头上下来,老哑巴已经一阵风一样地来到了我跟前,嘴里急促地“啊、啊”地叫着,我心里生气不想看他,抬腿想下去,老哑巴忽地把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塞到我怀里,嘴里继续不停哇啦哇啦地“说”着,我一看原来是老哑巴的羊皮袄,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冲进我的鼻腔,羊毛一疙瘩一块油乎乎脏兮兮,我赶紧摆手:“不要不要,快拿走!”老哑巴的拗劲儿上来了,把我一推,把羊皮袄铺在大石头上,指着羊皮袄“啊啊”地又叫上了,我明白他是说石头太凉,让我躺到羊皮袄上……可看着脏兮兮的羊皮袄,我心里直犯嘀咕:里边还不知有多少虱子在爬呢。
老哑巴见我不肯,越发提高嗓门儿“啊啊”地嚷,我怕惊动更多的人,赶紧向他投降乖乖坐到羊皮袄上。老哑巴脸上立即露出笑模样,“啊啊”地点着头。我向他挥挥手让他回去,他很听话,飞快地向河床上跑去,同时不断地回头看看,见我始终坐在他的羊皮袄上,他的身影才从河床上消失。我一分钟都不想耽搁,从屁股下面拽出羊皮袄扔到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从此后老哑巴每天都披着羊皮袄出工,每每看到他收回羊皮袄时脸上那满足的笑意,我心里就生出深深的欠意。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在我眼里也不再那样丑陋可怕,有时他会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炒熟的蚕豆、黑豆之类的东西塞给我,作为回报,我也会偶尔扔给他几块水果糖,他会高兴地发出“啊啊”的欢叫声。
社员们都很诧异,他们说老哑巴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好”过,他是个孤僻古怪的人。
一天收工后,队长走到我身边:“怎么样?我的安排没错吧?”
可就在队长撂下这话没几天就出错了。一天午饭后,大伙都已经开始干活了,老哑巴还没回来。我想:反正我已经会赶车了,先把车赶过去装石头吧。我走上前抓起牛缰绳就向前走,往常老牛不用我吆喝就会跟我走,可这回老牛刚往前迈了一步就又退了回去。当我再拉它时,老牛仅仅是往前伸了伸脖子,车子晃了晃根本没挪窝。我心想:这牛也欺负人啊,平日里老哑巴在时好好的,今天老哑巴不在它就不走了!哼,我非得让你跟我走!我从地上拣起一根木棍,照着牛屁股就是一棍子。力量虽不是很大,但速度很快,老牛可能根本没想到我会发火,受了这突然一击,猛地向前一蹿,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从车下传来,紧接着是“当啷”一声铁器撞击石头的声音,车子被老牛拉着向前走去,在两道车辙之间一把断成两截的铁锹呈八字躺在了地上。我顿时傻了眼,这才想起来,临吃午饭时,我见老哑巴蹲在牛车前捣鼓什么,也没在意,现在想来他是在把铁锹藏在车轴上了。这样,一来牛拉不跑车,二来铁锹也丢不了,一举两得,真是聪明的好主意。可就是这一举两得的好主意,让我来了个一棍两伤的惨下场。老哑巴的铁锹,那是他的宝贝,锹头磨的锃亮、锹把匀称光滑一个毛刺儿也没有,用起来得心顺手,老哑巴从来不让别人碰,休息时也总是随身带着。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没带,还就让我给弄断了,这可怎么办啊!
这时,队长来到我跟前,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飞快地看了一下四周,连忙拣起断了的铁锹,一使劲儿扔到一个土堆后面,对我说:“老哑巴回来,千万别说是你给弄断的,就说不知道,找机会我慢慢儿给他解释,快干活吧。”
我早听说老哑巴脾气倔得很,谁要惹了他可不得了;和哑巴讲不出理来;哑巴打人下死手等等,我越想越害怕:老哑巴来了,我可怎么和他说呢?我正没主意,只见老哑巴急匆匆地跑来,老远就冲我一劲儿地摆手,嘴里还“啊啊”地直喊,我忙装着没看见,赶着牛车一劲儿往前走,他喘着粗气跑到车前,一把拉住牛缰绳,二话没说就趴下身子向车下望去。我当然知道他要干什么,正想去拉他,他已经“啊”地一声直起了身,瞪着两眼向我比划起来,边叫边指着车下。见他那凶巴巴的样子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傻站着。人们都远远地看着,没人靠前。老哑巴“啊啊”地叫着,又向来路跑去。在中午停车的地方,老哑巴仔细地查看着,前前后后搜寻着。终于,断成两截的铁锹被他从土堆后面找了出来。只见他挥动着断锹“啊——啊——”地叫着,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已冒出了汗珠。我呆呆地望着他,心怦怦直跳,汗水顺着脸颊、后背向下淌,几次想过去说出实情,可两只脚就像被钉子钉到了地上就是迈不开腿。队长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和他不停地比划着,但老哑巴还是一个劲儿地叫着,声音已嘶哑了,最后只见他将断锹往队长怀里一塞,一屁股坐到地上不叫也不动了,任队长怎样劝说,他就如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朝大伙挥了挥手:“干活吧、干活吧!”说着,来到我跟前:“他认定是有人故意弄断他的锹,一定让我把人交出来。”
“那,你告诉他是我…”
“说了,他根本不信,说你不会干这种事的!咳,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讲不通啊。算了,别理他,过一会儿就好了。”队长说完就干活去了。我拿起自己的铁锹,拖起两条僵硬的腿慢慢地走到老哑巴跟前,将锹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他抬起头,我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只见他的两只眼睛红红的,额角的血管跳得老高,嘴角堆积着白沫,样子真的很吓人。我不敢直视他,用不听使唤的手指了指铁锹又指了指他。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忙不迭地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把铁锹塞到我的手里。我急得大声喊:
“是我弄断了你的锹,是我!”他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我,半张着嘴,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别无选择地一把拉起他的棉袄袖子来到牛车旁,比划着把铁锹插在车轴中间的样子,又挥起木棍做出使劲儿抽打牛屁股的样子,然后,摊开双手指指地上的铁锹。我连喊带比划也不管这即兴哑语他能否明白,反正我是孤注一掷了,是打是罚任他去吧!
老哑巴看看牛车,又看看我,再看看牛车,再看看我,脸上僵硬的表情在这反反复复地审视中一点一点地缓和下来,两只粗糙的大手插进乱蓬蓬的头发一下下地挠着,最后从嘴里发出轻微的“啊、啊、”声代替了之前嗓子里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同时不停地点着头,随即转向我十分果断地摆了摆手,转身刚要走又回头向我挤了挤小眼睛,然后回身向来路跑去。只见他拣起丢在地上的断锹,三下两下砸下锹头,又跑了回来“啊啊”地向我叫了两声,就开始干活了。
    休息时,老哑巴独自去了河对面山坡上的灌木林,回来时他的手中就有了一根新的铁锹杆儿了。他用镰刀将一头砍了砍,把锹头安上去,在一块大石头上使劲墩了几下,得意地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出了大拇指,他更加得意,一张黑黑的脸笑成了一朵花,和先前的怒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场电闪雷鸣就这样变成了和风细雨。活,还在继续干着,牛车还在吱呀地走着,老哑巴和往常一样装车、卸车,人们还在抬土、修田……可我的心情却再也不能平静。老哑巴那张黑黑的、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的脸孔不断地闪现在眼前,他的一系列表情、动作在我的心中不断地回味、深思,这件事使我重新认识了老哑巴,同时为自己主观地对老哑巴的为人乱下结论感到深深的惭愧。不能说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是一种深深的偏见。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处于机械的劳动中,大脑一刻也没有离开刚刚发生的事情,其实老哑巴的行为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而做出的正常反应,如果我们历来对他一视同仁,善意对待,内心深处没有一丝的歧视,他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固执”、“倔强”甚至“不讲理”等等。事实就是这样,当你诚实地、毫不隐瞒面对他,他就会放弃那些“固执、倔强”和你坦诚相待并不留丝毫的芥蒂。而往往由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促成的后果,却让别人(特别是生理不健全的残疾人)去承担责任……我转脸向老哑巴望去,他正在兴致勃勃地搬着大石头,寒风中,他身上棉袄的破洞里钻出的棉絮颤颤地点着头,鼻子和嘴里呼出的热气已在他稀疏的胡茬上结成了冰,脸上竟带着一丝笑意。他已不再令我觉得丑陋,他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的灵魂。我不由地想起中学课本中曾学过的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中对车夫的一段描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是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不知鲁迅先生此文的寓意是否适合我当时的境遇,但,我当时确确实实想到了这段话。
在我近50年的人生历程中,昭乌达盟只是一个匆匆的驿站,我甚至无法将她的面目看清楚就离开了。然而,就是这匆匆的瞬间,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代替的闪光的回忆,它永远地、牢固地占据着我内心的一席之地。我对我的爱人讲、对我的女儿讲、对我的同事讲,讲昭乌达盟的山、讲昭乌达盟的水、讲昭乌达盟的夏天、昭乌达盟的冬天,讲给我们带队的老队长、讲给我们放羊的老羊倌、讲给我们赶车的车老板儿、讲和我一起“大会战”的老哑巴……
不知我的讲述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什么,也不知他们究竟对我的故事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的讲述深深地感动着、融化着。(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上次打仗离这次打仗,相差两个多月。上次打仗的情景还没忘下,这又一次!仔细想想,我到底哪做错了?想来想去,归根结底,全赖孙明春,哪次打仗都是他引起的,你说我还跟他过个啥劲?我越想越恨他,可又走不了,又加上刚才这一出,我是越想越气,筒直要气炸了肺,我的情绪得暴发,不行了,我放声大哭!哭的前后邻居都往这院跑,老三也家去了,一听他妈说,又打仗了,老三二话没说就上我这边来了,他一进大门口就听见我在哭,我从来没这么哭过,每哭出一声心里特别痛快,谁说,谁劝都不听,都不管用,只是哭,在屋里的人没有不哭的,都掉泪了,里院的三婶子也来了,三婶子搂着我劝我别哭,我只管哭,我这些年的所有的委屈我一下全倒出来了,心里这痛快!我也哭的差不离了,只听三婶子说:“大嫂子,你听我说,这大年午更的,你这么哭,我可嫌不顺绪呀!哪有过年这么哭的?”
我一听三婶子这么说,我就住了哭声,我说:“三婶子,对不起!我不懂有这些说道,要有不好的,我来挡,轮不到你里院!我住外院,我来挡厄运,与里院无关!与我这三个孩子无关!”
孙明春说:“与我有关!我来挡厄运!”
我说:“可好!就应该你来挡!你早死,我早解脱!你没了,我就能走,要不,我走不了!小的我给你扔下我舍不得,我带走,你让我带吗?”
孙明春说:“秀舫,你就这么恨我?你盼我死?”
我说:“你惹的,因为你,我挨两顿打了,我不想再有第三次!我告诉你!我恨你家所有的人!我摆脱不了你,你甭想我象先前似的那样老实了,你们家老的少的都是老实的欺负,硬的怕,见到横的叫爸爸!你不适合有好心眼的人对待你,天天我对你好,恭敬你,把你恭敬的驴脾气越来越大,往后少来,往后你自已做饭吃,没人侍候你!你要受不了我这样,咱就离婚!我别影响你再重找个好的去,等我有钱了,买个好棍,我上大马路上闭着眼划拉一个都比你强!都赖我的命不好!没找着好人家,你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难牛让我碰上了,真是天下难找,世上难寻的一块石头,又臭又硬,不知道在茅坑子埋了几千年,打雷崩出来的……”
其实,从我不哭了,人就都走了,人家都回家包饺子去了,都挨个的劝我一顿走的,让我想开点,别生气,说完就都走了。
三婶子说:“大嫂子,我才说那话你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啥也不在乎!我是故意那么说的,为了让你不哭,你看我那么一说,挺管用的,你就不哭了,咱往后总也不哭了,啊?”
我点点头,说:“放心吧,三婶子,我也不再哭了,三婶子您回去吧,回家包饺子去吧。”
三婶子说:“我正要包饺子,听外边干啥呢?出来看看,还是你这,那行了,我走了。”
我点点头,三婶子走了。
孙明春问我:“咱包饺子不?秀舫。”
我连瞅他都没瞅他一眼,想没听见一样。老三说:“嫂子,包饺子吧。”
我说:“三伯,你回家吧,我不包饺子,我要睡觉!”
老三说:“不包饺子,孩子明早上吃啥?”
我说:“吃啥都行……”
其实,我是准备包素馅饺子的,那些个东西都切好了。比如,黄花菜、豆腐干、木耳、粉条、葱、姜、果子都切完了,就差没剁白菜、没和面了。老三没走,他在给剁馅子,孙明春没脸没皮的来让我和面,我说:“滚!你从一开始不是就不想过年吗?这会咱就谁也别过,我才不和面呢!我实话告诉你,这年我不过了,饺子我也不包,我也不吃,谁爱过准过!”
老三边剁白菜边说:“大哥,你就不能洗洗手和面?往后这活你也得学着干了,你别啥事都依靠我嫂子,你别总当甩手掌柜的!”
孙明春去舀面和面了,老三剁好了白菜,把菜放在盆里,用水头一下,然后放在菜娄里挤水,老三又和馅,都弄妥当了,他们哥俩就在炕稍包饺子,我搂着我老儿子,在炕头躺下了,那两个大的也挨着我睡,我睡着了,也不知他哥俩啥时包完的,等我醒来时,亮天了,孩子们都醒了,我让他下地洗脸,老三也不知啥时走的,这下孙明春可老实了,给我这俩个孩子倒热乎水洗脸,洗完了脸让他们上炕等着,他给煮饺子,煮熟了捞上来,孩子们就都围在桌子上吃饺子。他没吃,他过来哄我吃饺子。我心里话:“你就欠治,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玩艺!”我没搭理他,我翻身前胸疼,我直“唉呀”!我瞪他一眼,他帮我翻身,他们爷三刚吃完饺子,他刚把桌子捡下去,孙明春他妈又来了,进了屋就指着孙明春骂,我有气无力的说:“妈妈过年好!”
因为我前胸疼,一说话就疼,昨晚上没觉出来疼,这睡醒一觉倒疼上了,老人上我门上来了,我不能不说话,我就给她问个好!她说:“好他娘那个逼呀,好?今早上煮饺子,饺子捞到大海碗里头,一端,大海碗底掉了,我赶紧说碎碎(岁岁)平安!我告诉你小大,我们那边今年大人孩子别出事,出事就是你们给损的,小心我把你们脑袋给拧下来!”
我说话胸疼,再没吱声。他妈跑这来发顿脾气走了。我女儿说:“哥咱奶奶真厉害!”
我说:“亮,记住了,带小妹在这跟前玩,不要往远走,记住没?”
我儿子说:“妈,亮记住了,不上奶奶家去玩!”
我说:“对!不上那去玩!再一个事要记住,不管谁给吃的东西都不许要,不管好赖东西都不许要!记住没?”
他俩点点头说:“记住了。”
“你们想吃啥,告诉妈,妈给你们买。去吧,玩去吧。”
他俩就在炕上打扑克,他俩哪会打扑克,也没人教他们,他俩一人分一半,一人一张的出,谁先出完,手一拍,我赢了,逗的我直乐!一乐,前胸就疼,就这样的日子我熬过了半个月,慢慢的我这前胸好了,不疼了,我又买来一本信纸,我又开始写信,这回呀,我不给老二写了,别给他出难题,也别叫他们哥们弟兄反目成仇,有管他的地方,我这回又写了七八篇子,把他们家不说理的事都写上了,他父母护孩子的事也写上,他父母不说理,儿女也不说理,两口子要闹点别扭,他们没有说说自已哥们的,先把嫂子打一顿再说,都比着看着谁打的狠呢!我真的是有理没处诉,我上贵处来告状您们管不管?让厂子的领导和工友们评评,谁是谁非?如果您们要认为孙明岐不对的话,您们能好好教育教育他,我太感谢领导了。
信邮走有两天就到厂子了,等老四过完年,回厂子了,厂领导把老四给撸了一顿,为这事还开了一个全厂大会,点了他的名,在家胡作非为,欺负从外地来的嫂子,没他啥事,人家两口子闹矛盾,父母不说理,他把嫂子打一顿,打的半个多月睡觉不能翻身,厂子说这是第一次警告,如再有类似这事就开除,厂子不要这驴性霸道的人在厂子里。从此老四在厂子一说话,工友们就说,你还说嘴巴巴的,回家打你嫂子去吧!他的名声从此就威风扫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厂子又风传说要往下减员,要裁人,他想他人缘不行,怕让厂子给裁下来,怪难看的,他自已告诉厂子一声话,自动退下来了,回家参加农业社劳动了。
老太太为了报复我,让她小女儿天天来找我要帐,要八个月的电费,一个月五毛,八个月四块,我们在那住时,她都不找我们要电费了,因为十五瓦的灯炮,就一个灯头,每天就让着两个小时,我们搬出去了,她又想起来要,她就是和我找别扭,小老姑来说:“大嫂子,有妈让我来要八个月的电费四块钱。”
我手里没有钱,说:“老姑回去告诉咱妈,嫂子手里没钱,等有钱了再给。”
小老姑隔了一天,又来要钱,我还是没有,我就跟孙明春说了,我说:“能不能上小队支十块八块的,老太太总让小老姑来要那八个月的电费钱,要的我挺闹心!”
孙明春说:“没有!有也不给!”
我说:“总让人家追帐好受哇?”
有一天,电工去里院三婶子家去查电表,我问电工:“十五瓦的灯炮每天就点两钟头,一个月能走几个电字?”
电工说:“顶多走两个电字。”
我问:“一个电字多少钱?”
“八分。”
要这么说,我在那边一个月就两毛来钱电费,老的一个月找我要五毛,我这穷穷火火的她还捉摸我,我心里有数了。
有一天婆婆的干姐妹老姨来了,说:“他搜子,我本不想来,我不来,你婆婆和我急了,嫌俺不管她……”
我说:“没事,老姨,啥事?您说。”
老姨说:“这不嘛,天天和俺念叨你该他八个月的电费,四块钱,说让小老去了好几趟了,都没要来,她求我来找你要,我们大伙都劝她这几块钱让她别要了,她不干,说非要回去不可!”
我说:“老姨,我们在那边住时,只让我们点十五瓦的灯泡,每天只让我们点两个小时,您说我能走多少个电字?我已问过电工了,就我点那个灯,一个月顶多走两个字,才一毛六哇!而我妈找我要五毛一个月,行老姨,您既然来了,我也跟您说一件事,我妈她该我四百块钱彩礼钱,在东北没来时,我根本没看上孙明春,我根本也没想成这门家事,老二生劝,跟他不成老二要认俺干妹妹,老姨,您说,他认俺干妹妹算咋回事?老二说,开车就了,是不叫外人说闲话呀?俺认可给你当嫂子,俺也不当你干妹妹,就这样他们让我要东西,补尝我,这不要了点东西,折了四百块钱,我妈说‘四百可真不多,等你去看家庭时,妈就给你这四百块’。我说‘行!’就这么的,我就跟孙明春来了,我也是为了来看看家,再拿那四百元钱,结果来了就一锤子买卖,贴喜字就结婚,还说在东北已经结完了,当时我特别生气,我考虑来,考虑去的,我给他家留个脸,您看他家又是咋对我的,老姨,我求您替我向我妈给我要那四百块钱!让她留下四块,给我拿来三百九十六就行,到时老姨,你外甥媳妇让您吃喜!”
老姨说:“行!”
老姨走了,第二天又来了,说:“他嫂子,你婆婆说了,她没有那四百块钱可给你,你该她那四块她也不要了,算你俩两清行不行?”
我说:“老姨,您看俺婆婆多精!就我傻,行了!她不来逼我那四块钱就行了!”(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追逐银幕
 
下乡的时候,没有什么文艺活动,最多的就是跳“忠字舞,”唱“毛主席语录歌”,谁都心里盼望着能有点别的文艺活动,可是真的没有。
你别看家家都有个小音箱,里边播送的都是队里用播音器统一送出来的声音,爱听不听。
我说的这些还是在有了电以后,大队买了扩音器,家家给接上了小喇叭,播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达公社的一些会议精神、还有一些以“样板戏”、毛主席语录歌为主的文艺节目。
听得多了,总有一个厌烦的时候,“成天这些玩意儿,倒粪,(倒粪:农活的一种,就是把堆起来的粪上下左右地倒几遍,使其充分发酵。)耳朵都起膙子了!”
说实在的,也就是背后骂皇上,谁敢当面说!不给你打成个“现反”算你便宜。
小喇叭声音不大,年轻的不算太费劲,上点儿岁数的要想听明白,就得站起来,把耳朵贴在小音箱上。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个时辰,弄得有点儿腰酸腿疼的意思。
贫下中农们太需要文艺生活了,我们下乡青年更是迫切需要,不管怎么说,下乡前每月都要看上几回电影。对那些老电影那是如数家珍,百看不厌,心里盼望着要是能看上一场电影该多好。现在身处小山沟,这种期盼有点太奢侈。我们的期盼只有探亲回家才能得以实现。
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自从当了大队电工后,老去锦州城,办完所有的公事,就踅摸看一场电影。
锦州有个“红旗”电影院,原来叫什么不知道,“文革”开始就给改了名字。锦州不少地方都改了名,如锦州京剧院、五峰斋酒店、烧锅大坑、一百商店、等等。
看一场电影两毛钱,吃一顿饭六毛左右,完全在我补助费的预算之内,何乐不为?看完电影,再坐三点多的车回沟里,五点多就到家了,和房东家的小孩们一白话电影里的情节,挺过瘾的。
公社也定期到各个大队放电影。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那时候还没有电,用发电机发电,“突突突,突突突”的发电机声盖过了银幕上人物的声音,说什么也听不着。银幕的正反两面坐得都是人,下巴几乎触到了银幕上,生怕听不着、听不清。
 
有一次演《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对妻子说:“面包会有的,奶油会有的”。老农没听清回头问我们,“怎么回事,那个大个子说什么面包会有的,听懂了,怎么还说‘奶头’会有的,是怎么回事儿?”我靠!叫他们给听哪去了!跟他们说,“是奶油,不是奶头”,“奶油是什么?没有奶头哪来的油”?他还挺有理。
哎呀,我的天,看个电影怎么这么多话。楞把“奶油”听成了“奶头”,祖宗,我服了。不是故意的吧?
后来有了电,就好多了,每月能捞着看一个电影。声音、图像都和真电影差不多,就是小。那时候有一种便携式的电影放映机,好像叫18毫米便携式放映机。还没有解放军战士的背包大,也就三十多斤,加上银幕一个大小伙子完全可以掌控。
公社有许多台,按地区分配到各个大队,我们大队由一个姓詹的小伙担任放映员。姓詹的小伙高中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和我们一个大队,不是一个小队,在我们小队放映完,就和我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房东的下屋)。
他有一个放映安排表,每个队那天放映什么,都有预先的安排。这个小队放映完了,就到另一个小队。整个一个大队的小队都放映一遍,就要到另一个大队去演,忙忙活活,但像个贵客,都是车接车送,好吃好喝招待,比新姑老爷的待遇不差。把村里的年轻人羡慕得无可不可的。
有的队之间离得较远,最远的有二十多里地。为了每周都能看到电影,我们开始追逐。年轻人如此,老一点的也不落后,邻村一演电影,四面八方的村民都蜂拥而至,好像蜜蜂在追逐花朵。
放映的电影不都是故事片,也有按上级的要求放映的科教片、纪录片。又一次在田屯放映电影。田屯离我们有二十里地,最爱看电影的小队长外号叫“瞎王和”,一只眼睛有毛病,有点半成眼。白天看东西都费劲,晚上更是不易,跟着年轻人跟头把式地走了近两个多钟头,看个电影,气得七窍生烟。
“我操,走了半宿,看个这个破电影,净是些老娘们的事儿。你说演点儿什么不好,这些事也往外演,都是两口子被窝的事儿,叫姑娘、媳妇儿的怎么看我,我这脸往哪搁(gao,二声)!”原来演的是计划生育的科教片。回来一叨咕,把大伙乐得肚子疼。
还有一回,我听在乡的青年说离我们十五里地的棉花地村演电影,名字叫《七夕》。《七夕》?没听说有这个电影名啊,一般的电影我们都知道,在“文革”年代不会有什么新电影,《七夕》是什么电影,这新电影可得看,管它多远呢!
 
早早吃了晚饭,在羊肠小道上开始了急行军。等到电影开演了,才知道是不知看过多少遍的老电影《奇袭》。我的个娘诶!早知道不来了。来回要四个小时,还是山道,晚上遇到狼怎么办?想走不敢走,只得等村里的人看完一起走。
一路上愤恨骂他们,“以后把你们的舌头捋直再说话,楞把《奇袭》整成《七夕》,骗得我们跟着瞎遛腿儿。”
“还不是你们爱看,有能耐别来呀!让姆们把舌头捋直,你们好,一说话一股曲麻菜味儿”。村里的小青年也不含糊,反唇相讥。
可不是咋地,要不是爱看电影,谁跟你扯这个蛋,“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尽管有的电影看了许多遍,还是追逐银幕,在山间的小道上,留下我们急促的脚步和爽朗的笑声。(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1952年底,父亲和寇文成,被翁牛特旗推选为热河省劳动模范。1953年春节过后,父亲和寇文成出席了热河省劳模表彰大会。会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并佩戴上金灿灿的劳模奖章。这是父亲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奖励。多少年后,在他酒兴之余,也不忘自夸几句当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劳模奖章并没有保存下来。至今,我还在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亲手把它保存下来。
互助组的经营管理及措施,
父亲最早搞的插火种地,实际上就是临时互助组或称季节性互助组。农户的土地、耕畜、农具以及农产品是谁的还归谁所有。只是在生产过程中打破了家庭界限,在各个生产环节上实行互助。最后,根据地亩来分摊生产的共同费用以及结算相互间的互助费用。这对于一些缺少劳动力和耕畜的农户来说,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每当春耕来临,为了强抢墒播种,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一是趁别人家的空借农具使用;二是在蓄力不足时,人和畜共同拉犁粑;三是集中整地,一块播种;四是按耕地亩数均摊牲口草料;五是干完活各自回家吃饭。但也有特例。如:春种、夏锄、秋割、冬场初始和收尾时,几户人家也会凑到一起大吃一顿。一改解放前帮工有啥吃啥,只管饱的旧习惯,饭菜特别上讲究;有酒有肉;任大家尽兴,猜拳行令,直到酒足饭饱。大伙说:翻身了,有好日子过了,咱们也显摆显摆!表现出新社会农民的喜庆和自豪。
在四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父亲的互助组由季节性互助组过渡到常年互助组。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了新的跨越;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提高;由以工换工,相互帮工,解决劳力、畜力困难到扩大生产、由穷变富;有男全劳力的变工到男女老少分工;由单纯的农业到农副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由劳动力合伙到某些经济上的合作;由临时安排农活到根据季节制定生产计划;由感情两利到评工记分;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
根据新形势、新内容,互助组经过民主协商定出了如下规矩:
一是全组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搞副业,做到“活路”不间断,合伙不散伙。大兴有丰富的柴草;茂盛的柳条;大片的芦苇;为人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农闲时,父亲就带领全组人打羊草,割柳条,砍柴禾,割芦苇,然后将柳条和芦苇进行初加工变成花条和芦坯子,再发挥全组男劳力能工巧匠的手艺,编计成水斗子,箥箩,簸箕,苇席子(铺炕用的)等,然后,拿到“双合兴小街吉”(地名)上出卖,或兑换成其他生活用品。打下的羊草和柴禾除留足自用,余下的可外卖。把赚来的钱或物品,依据每户出工多少进行分配。这样,不但解决了农闲时劳动力有活干,而且还能为每户家庭增加一部分收入。
二是耕畜管理和使用。谁家的牛由谁饲养,干活时各户按地亩数摊草料,谁家临时没有,可以欠账;还可以用牛工顶人工,老牛干一天顶人工一天半;小牛一天顶一天,各户都要按规矩办。
三是全组统一安排农活,实行,评工记分,秋打后结算。记工标准:男劳力日记十成工。即:一个劳动日,合计为十分;女劳力记八成工。合计为八分;半劳力记5-6成工,合计为5-6分。春天,各农户的劳力和畜力都大约估算出价来,到年底,农户双方互为算出使用对方多少人工?多少畜工?差额部分,双方协商找齐。
互助组实行评工记分,是个新鲜事。是父亲从赤峰县赵斌互助组那取来的经验。它的好处是:通过评工记分解决劳动力多、土地少与劳力少、土地多之间的矛盾;解决男劳力与女劳力;重活与轻活;干多与干少;全工与缺工等之间的矛盾。规定:男劳力每天记十分工;女劳力每天记八分工;男女半劳力记六分工。对缺工记法:早晨缺工记二分;上下午缺工男记5分,女记4分,并确定死分活评。根据活多少,干的好坏,大家评议,临时增减。组员们说:这一评工记分,出工再也不用组长叫喊等得了,也不用在地里你吵他懒,他说你滑了,都怕减分,比着早出工干活。由此,互助组更加团结、巩固了。
评工记分的办法,既好使又管用,而且很先进。然而,在当时却给父亲出了个大难题。全组老少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按天记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父亲就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结果憋了好几天,组员单福想出一个在墙上画杠的办法。就是每人出工一天,就在墙上划一道杠,不会写3就划三道杠,不会写8就划八道杠。6户户主在父亲家东西屋的墙上,各找了一块地方,干一整天活划一长杠,干半天活划一短杠。算账时,两短杠算一长杠,按杠数多少进行分配。
用墙上划杠的办法记工记了一段时间,谁说太土了,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到了年底,父亲的互助组又增加了2户,全组达到了8户,几十口子人。组里又添了耕畜、农具等,条件越来越好了。可是,农活记工这件事,仍旧是组里最头疼的事。以前,户少、出工人数少,又都是在一起好几年的老户,在墙上划杠勉强过得去。“工换工大概清”没有人太计较。如今户数增加了,出工人数多了,墙上能划杠的面积有限。而且,干农活是不固定的。今天村东,明天村西,再划杠杠就不行了。于是,父亲和张信琢磨来琢磨去想了个办法,就跟大伙商量:缝10个小布袋子,做上记号,一户一个。谁家的男劳力干一天活,就掐一段麦秸秆顶10分工),装进谁家的布袋里;女的干一天活,麦秸秆比男的短一块(顶8分工),用谁家的牛顶两个男劳力。这样,按天掐麦秸秆,天天装,月月结,到秋后时, 把各户的麦秸秆做比较,谁家的多就由少的户按长短数,通过补工或合成粮食来找齐。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并一致推选父亲来掌握这几个小布袋子。这样,父亲就成了互助组里第一个不识字的记工员,到地里干活的时候,父亲就把这些小布袋子计在腰带上。收工时拿出来,当众根据各户出工人员情况,把各户的麦秸秆掐好,放进各自的布袋里,公开透明。这在没有文化的情况下,解决了组里的分配问题。
由于实行评工记分,妇女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互助组这一形式,把妇女们从炕台、锅台、灶台前解放出来,发挥他们特有的技能,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我的大娘、二娘、母亲和表嫂都能参加劳动,而且个个身体都很棒。但小孩子缠身,使得他们不能经常下地干活。于是,父亲就动员奶奶帮忙,带着大的看住小的;腾出空来,让大娘他们都能出去劳动。父亲还给奶奶封了个官名曰:娃娃组组长,奶奶也乐得接受。他说:官不官的我不稀罕!这个累怕是要受了。没事,我还能干得动。再说摊上新社会了,哪能都憋在家里。过去想出去都不敢出去,人家笑话。在大娘和母亲的带动下,其他户的妇女也都纷纷走出家门,到互助组参加劳动。这一下互助组就多出来八九个妇女劳力,生产进度大大加快。特别是有些细作农活,如:点种、间苗、扒棒子、稍谷子等,妇女比男子干的好,使得劳动质量又提高了一步。
这人和事不经历不知道。在许多参加劳动的妇女中,大娘乔桂珍是一把硬手,可以说是出类拔萃。那时候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但身体特别好。人们都说她:“刹势、麻利、泼辣、厉害”,女人堆里的佼佼者。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个组里八九个妇女,天天在一起干活。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倒是挺热闹。可时间一长,难免出现磕磕碰碰,惹事生非,“舌头箥簯”(拉老婆舌头)的。轻者骂骂咧咧,严重了就动起“武把搧”来,相互间产生了矛盾,出现了隔阂。父亲调节这类事,就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大娘一到场,事情解决就会容易得多。因为大娘能镇住她们了,谁要不服?咱就掰扯掰扯,大娘是个很叨理的人,嘴茬子不让人;一旦掰扯起来非把你整老实不可。没理的一方服了,向对方赔不是。也有不听邪的,胡搅蛮缠,撒泼耍赖,遇上这样横理不说的主,大娘也不跟他理论了,白费吐沫星子。就拿出做家长的派头(在农村是很管用的)要收拾他(打的意思)。刚要拉开架势,吓得那女人赶紧跑,因为作为长辈的大娘是真敢打。在北公司里老王家辈儿最大,满营子人没几个和大娘拉平辈的。叫她婶、姨、姑姑、姥姥、奶奶的一大堆,所以说打了也白搭没地方说理去。只好一跑了之,再说,要真的打起来,在妇女堆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打不过大娘,她厉害就在这儿。因此,在北公司不管男的女的都怕他三分,这成了大娘调解处理事的一大优势。
一来二去大娘就有了名望,张家娶媳妇了请她去接新娘子;李家两口子闹意见了请去她劝和;陈家妯娌吵架了找她去调解;大娘俨然像个妇联主任。
在互助组里,有大娘这个帮手,父亲的工作就省心多了。所有的“杂事”都交给大娘去处理,自己专心管组里的大事。其实,在我们家里大娘就是一把手。大爷成家时,奶奶就把当家主事的大权交给大爷了,大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把式”,少言寡语,默默做事。要论料理家务,大娘没得说,家里人都服他。所以,一大家子人都听她的。时间久了,大娘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主事的。父亲特别敬重大娘,总是以老嫂比母相待。父亲有大娘做帮手可谓如鱼得水。
一天,区委朱书记在我们家里吃饭。喝着酒,朱书记点拨父亲,庆福啊!有嫂子这样的能人,怎么不名正言顺的用啊!父亲一时没明白朱书记话的意思。朱书记笑着说:你让当当你的妇女队长不就行了吗?叔嫂搭档,那可是眼珠子里扎刺没挑啊!你不能老使唤人家,也得给她一个名分。说着,朱书记哈哈大笑起来。他接着又说:咱们的组织机构要配套啊?这一点,赵斌那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得追赶他们。妇女这“半边天”得有人组织,有人管理,这是我们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朱书记这么一说,父亲明白了,是让大娘做妇女工作。这正和他心意,可以前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没文化真的不行。
第二天父亲召集组员大会,讨论互助组要设一名妇女干部的人选,为了避嫌,父亲没有直接提出大娘做候选人。他让大伙发表意见,结果是一面倒的提议让大娘当这个妇女队长,选举时全票通过。(那时候选举实行种豆,往碗里投黄豆,谁的黄豆多谁当选)就这样,大娘乔桂珍当上了大兴村解放后的第一任妇女队长。
上任初始,大娘不负众望。带领全组妇女斗风沙、战严寒,和男劳力一起修渠、打井、拦坝,创造了一个个成绩,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从此,乔桂珍的名字在整个大兴传开了。
大娘最出彩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那年,翁牛特旗最大的水利工程——红山水库开工兴建。全旗要抽调大批的男民工到红山老府参加会战。因此,各生产队的男劳力几乎全都抽光了,家里留下的就是妇女劳力和部分老、弱、小男劳力。大娘所在的第一生产队连男队长也抽出来领队去了,生产队的全面工作就落在她这个妇女队长肩上了。大娘毫不犹豫的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来个“一马双跨”既当男队长又当女队长。从春种到秋收,他起五更爬半夜,早出晚归,头顶烈日,脚踏风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艰苦的付出,迎来了金黄黄的硕果,这一年生产队的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加10%,社员们高兴,领导上满意。大娘也被评上了高级社的劳模,出席了全社的劳模大会,胸前佩戴着鲜红的大红花。大娘笑了,笑得是那样开心。。。从此,大娘又多了个称呼:“七老太太”(大爷排行老七)一来是叫她乔队长,人们感到生分,老少都不顺口;二来是人们更加尊敬她喜爱她了。
大娘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干了六七年妇女队长。她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在大兴提起七老太太,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她的,都挑大拇指。
在我的长辈中,大娘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她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是一位了不起的“铁娘子”。
互助组的优越性
互助组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因为在当时,互助合作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上的困难,生产、生活上都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不仅克服生产中劳力,畜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而且,合伙买牲口,打井修渠,增强了农田抗灾能力,促进了农业增产。父亲在成立临时互助组(合伙种地)时,他们合用农具、耕畜,合伙干活,人多力量大。共同劳动,集中整地、种地,收割等,就比单干户又好又快,而且粮食平均亩产比单干户多出1/3。1952年以后创办的常年、固定互助组,开始搞“丰产田”实验,由于多积肥,多施肥(农家肥)选用优良品种,粮食平均产量比一般农户多出近一半。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农业副业相结合,共同获利。父亲的早期互助组,农忙时互助,农忙过后不解自散。到常年互助组时,就利用农闲时搞副业,也能增加一部分收入,各家平时的零花钱解决了。秋后卖了余粮,有了剩余钱,可以集中使用,购买牲畜、农具、种子等。互助组明显比一般农户多了条活路,生产、生活上宽裕了许多。
便于修水利,积肥施肥,选用良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种地打粮离不开水。大兴地上地下水丰富,互助组利用挂锄、收割前的空闲,组织男劳力修渠、拦坝,充分利用苇塘里,河沟里的水,浇地、灌溉;并在冬闲时,安排妇女扒麻杆(一种青麻)搓绳子,打套;男劳力集中时间打小土井。为创建丰产田解决水源问题。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收于不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互助组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过是给地主种地,没人积肥造肥。如今,土地是自己的,为自己种地。因而,大伙积造农家肥的热情特别高。各户都把过去仍掉的炕洞土、灰土、人畜粪尿积攒起来,家家挖粪坑,户户有粪堆。肥多了,粮也多了。在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号召下,互助组带头接受技术指导,开始相信科学,学习、掌握田间管理,选用优良种子。
为了创建“丰产田”,总结推广高产经验。四区党委,政府分别在寇文成互助组和父亲的互助组里,规划出一块丰产田地块,并指派农业技术员尤佩,长期在此蹲守、指导。1953年秋打后,两块样板田都喜获丰产。父亲样板田的亩产比其他农田亩产多收粮食70斤。
王庆福互助组创办以来,一路上历经了坎坎坷坷,磕磕绊绊,有喜悦,有苦恼,有成绩,也有缺陷和不足。但大方向是对的,目的是明确的。农民确实从实际中,亲眼看到,亲自感受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好处。因而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听从党和政府的领导,继续组织起来,走好互助合作道路。
1953年是父亲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不仅收获了创办互助组的成功与喜悦,也收获他人生中最高的政治荣誉,四区党委正式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平生最美好的心愿。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为了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了一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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