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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14)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1/10 21:28:35     点击:431

 

                  2018.2.3星期六 知青文学(114)

 
         不忘家乡情,拳拳赤子心
 
——北京知青李继明把高科技产品推广给下乡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地
 
当下,汽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拥有一台车并开车办事、旅游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但您想过没有?一旦你的爱车不动了,你能立马查出故障出在哪里?并迅速排除故障继续进行您的快乐旅程吗?
能!回答是肯定的!
北京知青李继明就把他称作宝盒的智信通高科技系列产品带给了他所下乡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昭乌达等各地盟。
智信通系列产品是由北京开元智信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生产的新产品。   
 
举个例子说,您的爱车在行驶之前单凭发动机声音是无法准确判断整车有无故障的。但您安装了宝盒,宝盒即可在行驶之前的预热期间对整车运转状态进行自检并做出准确判断。保你驾驶心情舒畅,行车一路平安。
 
如果在行驶的进程中发生故障,宝盒会立刻在通知车主的同时将故障信息传达给汽修店专管员的手机上。便于及时修复,减少因故障而耽误的行车时间。
如果故障属于非机械性质,宝盒会自动启动车主与汽修店专管员通话功能,在专管员指导下,车主自行排除故障继续行驶。
 
智信通还为汽车分时租赁提供了全套领先级解决方案。用app就可完成为车主和租客开关车门、计费、支付等全程服务;还可以查询和预定分时租赁企业的运营车辆,准确读取总或续航里程、剩余电量、点熄火、四门及充电状态、远程开关门锁、一键寻车、GPS轨迹查询、断总线安防机制、信号盲区蓝牙、低功耗休眠机制、健康包机制、拆除报警、剐蹭报警、碰撞报警、车辆非法异动等功能。基本适配所有新能源车型。
 
智信通让城市出行更加立体多元,方便快捷。还能为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精准服务,实现企业、用户、平台多方获利共赢。以时间、里程、月租、长租、机场租、景点租等分类计算。为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管理提供一站式管家服务,
 
宝盒仅如火柴盒般大小,对插在车方向盘下方的OBD接口上即可,拆装自如,维修方便,保修期长。
 
日前,李继明代表北京开元智信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等社区和柴春泽国际知青村网站联
盟等多地开展推广宣传,深受汽车维修店和有车族的喜爱,当地老乡也对李继明不忘家乡,报效家乡,以接近零利润的价格推广高科技新产品的义举表示赞许。
 
在诸多城乡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4S店尚属待普及阶段,拥有宝盒和拥有汽车同样重要,汽车故障不可避免,故障预防不可不防,智信通为您安全行车助力护航,与您一起呵护爱车无故障,一路顺风奔小康!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克什克腾籍作家张向午、戴云卿被于凤兰的事迹所感动,把她当作创作的主要典型。作家浩然写的报告文学《留下的三个》,介绍留在草原的北京、上海、天津的3位知青,其中的一个就是于凤兰。1986年5月,于凤兰作为“好儿女志在四方”报告团成员,回到家乡天津向父老乡亲汇报在内蒙古草原成长的历程。许多人听了她的报告深受感动。老市长李瑞环听了她的报告,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红山晚报》曾在第一版用半版篇幅刊登她的事迹,通讯题为《海河儿女赤峰情》。
                      
2004年7月12日
    天津联合采访考察团于昨天回到赤峰,即将圆满结束在赤峰的采访,今天要返回天津。大连知青、赤峰圣宝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宝泰从外地回到赤峰后,表示一定要为天津的朋友饯行,并要我和原克旗知青办主任李益民等作陪。
    姜宝泰,1955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祖籍山东省文登市。早在1975年4月在大连第五十一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中学毕业,到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现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五一大队插队。担任过大队支书和公社党委副书记。1978年7月,返城回大连。1980年考取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大连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团委书记、分公司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其间又考入吉林大学深造,读研究生,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被授予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大连市“十佳青年企业家”、全国全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等称号。回城后不忘第二故乡,一直关注和支援赤峰市经济建设。1998年获赤峰市“荣誉市民”殊荣。
    感谢姜宝泰的饯行给了对这次“草原之行”总结交流的机会。
    在赤峰圣宝成置业有限公司,姜宝泰热情接待来访的客人,并向朋友们赠送他参编、主编的两本书:《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昭乌达寻梦》,还有大连知青王冬梅的长篇小说《神圣情感》。宝泰表示,我们大连知青要向天津老大哥学习,继续回报第二家乡。他告诉朋友们,将在赤峰举行“纪念大连知青插队昭盟30年暨3本书首发式”,同时,还要在大连举行“纪念大连知青插队昭盟30周年大会”。
    饭后,我们到路口送别天津朋友。看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我脑海里又浮现出这几日与朋友们朝夕相处的画面,耳边又响起原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在克旗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谈到大自然美景时反复说的那句话:“在整个大自然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渺小的,这山、这石林,数百年、数千年依然这样。”是的,大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有限的,几十年转眼即逝,要珍惜时光老人,要多做于社会有益的实事!
2004年7月26日,天津《今晚报》(21版)专版以《实践35年铮铮诺言》为题,刊出主任记者赵宝起采写的长篇通讯,介绍了天津知青郑克、周健、于凤兰、李洪禄、翟金柱等人的知青事迹。
 
2005年1月25日
下午,接到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编导李安电话。
编导在电话中说: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要录制知青系列访谈节目,已经做过邢燕子和侯隽。现在已经确定的有董加耕、叶辛、任毅、张宝贵、柴春泽等。
我还了解到,这一系列节目是凤凰卫视董事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确定下来的。中国知青是宝贵资源,现不少人年龄越来越大,趁这些人还在,尽快把节目做出录下来。找不到下落者可网上搜一搜。
我问李编导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的。李安说:“我们的嘉宾统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见到你的口述,另一些知青作家推荐,我们又看了你的网站。”
李编导在电话中约定日程:1月31日,凤凰卫视来人采访,这期间不要外出,2月3至6日需要我去北京做节目。
凤凰卫视负责全部费用等。
                            
2005年1月26日
    如果是地方或国内一些媒体约定采访,我通常不向本单位领导通报,感到没有必要,领导们都很忙不必打扰。凤凰卫视约定采访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关重大,应认真对待。
    今天,我在电话中向赤峰学院远教部主任(赤峰电大校长)钟飞辰同志汇报了凤凰卫视要采访做节目一事。没想到他听后比我还重视,问道:是“鲁豫有约”吗?我说好像是。看来钟校长比我更了解凤凰卫视。他是我1983年在电大学习时的哲学老师,自然更加关心一些。很快,赤峰学院的领导也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都很关心并要求为凤凰卫视采访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因为要拍录知青下乡时期的资料,因此今天开始整理那些尘封的下乡日记和当年全国各地知青应届毕业生的来信。
                           
2005年1月29日
    今天,再次接到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编导李安电话,告知原订在赤峰拍摄的部分改在北京海淀区的凤凰会馆内拍摄。2月3日前,请务必赶到北京。我立即向院校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认真做去北京凤凰会馆的准备:当年各地寄给我的8000封信带上三分之一,八十几本日记要带上一半。光这些就足足装满了两个大旅行包。难怪,凤凰卫视编导连连表示:谢谢你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今天,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大四的女儿柴元元在和她妈妈通话中知道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做节目的事,很羡慕我能见到鲁豫,看来80后的孩子们比我更了解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鲁豫,那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我妻子刘立新则多了一份担忧,她说:凤凰卫视采访做节目,有把握吗?都说凤凰太开放,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你可得多注点意!我说开放总比封闭好,我会把握的。
                            
2005年2月1日
今天,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编导李安两次来电话,商定详细日程:本月3日早,到凤凰卫视设在北京的凤凰会馆,有人接站。当日上午,编导前期采访并录制采访过程。下午至5日上午,做正式进入访谈大厅准备。5日下午6至7点“进棚”做节目,有300名左右在京知青等群众参加,主持人陈鲁豫。6日,争取晚车回赤峰。李编导在电话里特别说明:可以带家里一人。另外,还可请在北京的知青一人参加。我告知我女儿柴元元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大四上学,恰逢寒假途经北京回赤峰,可让她参加。李编导表示这样很好。当即又联系上了抚顺知青张百音(曾在上世纪70年代在翁牛特旗下乡插队,现在北京工作),她欣然答应参加,女儿元元更是十分高兴。
 
2005年2月2日
今天是腊月二十四,人们已经开始“忙年”。朋友们虽然十分关心我去凤凰卫视做节目,但大家都觉得选择临近春节赴京有些过于紧张。其实此时赴京的我,还另有目的。我妻子刘立新下乡时由于劳累坐下了不少病,人们都说“第二代周林频谱仪”对结肠炎有疗效,因此也想借机会去北京为妻子购置。全家数女儿柴元元对这事最感兴趣,她曾学影视制作,又续学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新闻专业,正值实习期。她说凤凰卫视是“世界大台”。我说,你说的是否有点夸张?她说:“爸爸你太不了解凤凰了。”看来元元的确非常想见识一下国际大台凤凰卫视了。女儿几次打电话问我能否按时到北京,担心春节将至,时间安排会出现变化。我想的则是:到凤凰卫视谈什么?怎么谈?因此,先后与上海的叶辛、湖北的刘晓航、南京的任毅、上海的王真智、南京的胡景南、北京的朱昆年等知青朋友通电话与他们交流。(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一段难以忘怀的知青歌

宋东辉

 宋东辉,抚顺市56中学毕业,19767月下乡到昭盟宁城县向阳公社朝阳山大队,时任青年点点长,现为抚顺市供热管理中心主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特定的历史烟云,早已离人们远去,当年一代知青意气风发的青春,也早已逝去。然而,昔日抚顺知青奔赴昭盟锤炼红心、战天斗地的经历,却成为激励着这代知青人奋发进取的一段难以忘怀的歌……

  1976年春,正值中学毕业前夕,面对“到农村去,到昭盟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我作为军队干部子女,原56中学校团委委员、班级团支部书记,深深被那个火红年代的热情所感染,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赴昭盟务农的道路。晚春5月,我参加了市知青办组织的“赴昭盟学习小分队”,同15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前往宁城县、翁牛特旗抚顺知青创业队和青年点学习考察。农牧民的翘首期盼,抚顺老知青的创业情怀,深深打动了我们纯洁的心灵。返抚后,我们小分队16名同学联名向应届毕业生发出《赴昭盟倡议书》,并深入机关、厂矿和学校作巡回报告,唤起了2000余名应届毕业生赴昭盟插队务农的激情。我凭着多年品学兼优的出色表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7月仲夏,霏雨洗尘,我与千余名抚顺知青披红戴花乘专列驶入宁城县天义镇。这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县党政领导和中小学生冒雨夹道欢迎我们,县委、县革委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随后,我们驱车途经向阳公社,同样是彩旗飞舞、歌声四起。来到朝阳山大队,又受到了老乡们热烈的欢迎。登上朝阳山,眺望着远处的老哈河和一望无际的青沙帐,我和38名知青无不热血沸腾、感慨万分,惊叹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憧憬着改天换地的未来。   

曾记得,宁城的土地上留下过我们的困惑和泪水。告别母校,离别父母,远离喧闹的城市走向社会,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就来到了偏远的昭乌达盟。乡村生活并不都是五彩的画卷。面对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生活,有的因水土不服病倒了,有的因早出晚归的农活累倒了,多数知青手上和脚上都磨出了血泡,我们承受着孤独、困惑和思念亲人的痛苦……一些知青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特别是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无不呜咽悲泣。困境中,乡亲们送来了青菜、粮食和咸菜,好心的房东大爷大娘与知青促膝谈心。关怀与温暖,深厚的亲情、乡情和友情,知青们眼里涌出感动的泪花。当年,战友患病卧床不起,我便把家寄来的药送到坑头上;食堂伙食不好,我就买来肉和鸡蛋,拿到食堂和战友们分享;有人想家、闹情绪,我便组织赛诗会、歌咏活动,战友们渐渐地坚强起来,适应了乡村生活。大家学会了洗衣服、缝被褥、双肩挑水、烧火做饭;青年点还种起菜园子,养起了猪,大家一起上山打柴,战友们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历史使我们踏上了知青路,我们擦干泪水、无怨无悔,视昭盟为第二故乡,视当地老乡为亲人,顽强地在困境中求索和生活,收获着黑土地带来的硕硕果实。

  曾记得,宁城的大地上镌刻着我们辛勤的汗水和无尽欢乐。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我们得到磨炼和锻造,与农民兄弟并肩耕耘,更磨砺了我们的意志和品格。春季垦荒播种,夏季拔草锄地,秋季收割拉运,冬季打场送粮,还参加过热火朝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修建打虎石水库的会战……绿色的田野上,洒下了我们劳动的汗水,回荡着知青的欢笑与歌声。当年,朝阳大队党支部书记宋连仲曾感慨地说:“知青真了不起。你们学会了农活,还给乡村带来了活力。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加快了朝阳山的大变化”。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青年点开办了“文化夜校",大家抓紧补文化,学农机知识,还与当地农民试种水稻,搞起编织、种烟、种瓜的副业。青年点组建了基干民兵排,担负起护林护秋的重担,3名知青当选上了生产队长,4名知青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知青们赶着马车奔忙在田间小路上,战友们驾驶

着拖拉机耕耘在广阔的田野里,广大知青成为了农牧业生产上的一支生力军。1976年初冬,我荣幸地作为知青代表,参加县“三级干部大会”,并在会上代表抚顺知青发言,表达“继承毛主席遗志,志在宁城创业务农"的豪情。1977年夏,我又被向阳公社评选为县青年积极分子,代表着公社3个青年点的百余名知青,光荣地出席了宁城县“青年积代会”。

  回首这段酸甜苦辣的经历,昭盟知青由衷感谢家乡人民、父母亲人和乡村的父老乡亲,是他们给了我们勇气、力量和坚强的性格,才使我们饱尝磨难痴心不改,更加坚韧、执着地面对人生;才使我们努力成为勤劳正直、不畏艰辛、深沉豁达的生活与事业的强者,才使我与昭盟战友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蹉跎岁月。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仲夏,抚顺知青惜别了珍藏着自己青春的热土,带着大草原特有的清新、质朴返回家乡。面对新形势、新生活,知青们没有叹息、没有气馁,以乡村锤炼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开始补文化、拿文凭、学本领、创业绩,重构自己的精神与家园,重建自己新的理想和追求,重塑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人生轨迹。多少年过去,昭盟一代知青以全新、卸除了重负的姿态,奋战在各条战线上,实现着人生的价值。

  不管还有多少人记得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变幻难测的风云,起码赴昭盟知青战友们还记得。尽管当年稚气未脱的知青们都已人到壮年,尽管我们为那个年代付出了青春的代价,然而那段与农牧民相融相拥的悠悠岁月,犹如陈年的“宁城老窖”令人细细品尝、久久回味。我们怀念着那段艰苦而火热的农牧生活,追忆着那些已经过世的知青战友,背负着知青情结与生活远行。这段难忘的知青歌,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如今,我们的子女们已进入昔日知青的年龄,一些知青子女曾随同父母去过昭盟,踏上那个曾浸透着父母汗水与青春的黑土地,看到那片神奇而日新月异的大草原。也许他们还不能完全读懂父母为何当年执着“迎风斗沙战昭盟”的缘由,但他们能够理解父母对儿女的关爱和渴望。是的,他们应当追求新的幸福生活,却不能没有父母那种勇于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境界。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新一代青年人艰苦创业,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企盼和重托。(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辽宁)

风波过后,我消停了一段时间。我在小杨子这老房子住到了二月底,杨家要扒房子,我们又搬到东后下坎老姨的一间房子,她家新盖的四间房子,东头一间单间。
老姨说:“现在房子不好找,你们先住我们这一间,再慢慢的找,你们在我这也住不长,因为你老姨夫他老伯现在在天津呢,不知道啥时回来,他要回来了,他就得住这,你老姨夫他过继给他老伯了。”
我们搬到下坎,就着手找房子,找了两个月,房子找到了,当然不是我们自已找的,我们谁也不认识,孙明春又没空,孙明春托了别人,是别人帮着找的,我们在老姨的房子住了有两个多月,这一片的邻居我也差不多都认识了,大伙也都认识了我。
我们又搬到了南头西后,和一个五保户老太太住对面屋,老太太八十岁了,我们管她喊大姑,这个大姑可好了,柱着拐杖自已能天天出去串个门,在外院坐一会,我们搬到这来,我可有活干了,我帮大姑做饭,我帮大姑挑水,有时帮大姑洗衣服,我们来这大姑家没拉电灯,还点那煤油灯呢!我们找来电工给我们拉上线,挂上电表,我们也给大姑这屋拉上了灯,外屋地门口也拉上了灯,谁要上外头,把门灯抻开,亮堂多好!我们外院是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六十多岁,有一次在前街挑水,站大排,水桶在那排队,人在旁边等,到了我们外院大爷了,他接完水,我过去从他手里接过扁担,我告诉他老人家:“那个是我的水桶,您在这给我看着接水,我替你挑。”
大爷说:“那敢情好,谢谢了!”
我担着水走了,把水给他家倒缸里,又担着水桶回来,把桶排在后头,我的水桶刚排到,我说:“大爷您家走吧,这不用您了,把扁担给你拿家去,不用这个了,有一个扁担就够了。”
老人家拿着扁担走了,我自已接我自已的水,接满了,我挑走了,我到家先给大姑的水缸倒上水,然后赶紧往回走,回到前街再把水桶排在后头,那副又快到了,就这样,每天中午放两个小时的水,我就挑两个小时的水,把这三家的缸都挑满了。
有一天。房前头的董大娘拎个小水桶上俺家来说:“大嫂子。”这边的老头老太太都爱指着他孩子称呼,他二儿子、老儿子管我叫大嫂子,所以董大娘也称乎我大嫂子。“大嫂子,你家缸里有水吗?给我来舀半桶做饭去,俺家缸里没水了,这几天孩子们没来给我挑水。”
我说:“有,大娘。”
我赶紧接过桶,给大娘舀了一桶水,帮大娘抬过去。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家管水吃的,每天在中午十一点开始放水,到下午一点停水,在十点半的时候,就有水桶去排队,我把排队的活交给我大儿子和我女儿干,我大儿子七岁,还没上学,我女儿五岁,他俩把自已的水桶拿去,排那块,再回来拿王大娘家的,董大娘家的都排上,我一挑挑的给往家挑,天天挑,早晚有挑满的时候,董大娘的缸最大能装六担水,外院王大娘的四挑水,吕大姑的也四挑水,就我自已的缸小,两挑水,每天就这么挑。
在我刚来兴济镇的时候,有一个大伯姓白,听婆婆说他有点傻,他一辈子没娶媳妇,因为他傻,谁跟他呀?他年轻的时候跟着父母,父母没了,他就跟着弟弟,弟妹生活,他的职业就是挑水,那时没有水管子,有的人家自已在当院子打个压井子,大多数都是没井,那时都上大运河挑水吃,大运河在兴济镇的西边,从南街到北街,都挨着大运河。那个傻大伯,小名叫大秃,大伙就都管他叫“傻大秃”,“大秃伯伯”一天总挑水,挑着水挨家问:“要水不?”有的要,就给他一分、二分的,大方的给二分,小气的给一分,也有欺负他的,挑完水了,把他推出去了,说:“没钱,走吧!下次再给你。”他也不计较,就走了。
我看我婆婆有时喊他:“大秃伯伯给我挑挑水来!”
一会大秃就给挑挑水来,婆婆就给他一分,或者二分。正月初二,他家家给送水,在门外喊给你家送财来了,人家就把他接进来,把水倒上,给他五分钱!他每天这么挑水挣钱,他把每天挣的钱,都给他兄弟媳如,到后来他也上岁数了,身体不行了,挑不动了,不挑了,再后来就听说他没了,死了。
我一上前街去挑水去,挑水的这帮人就说:“看,又来个‘傻大秃’!”
我就一乐,我在南大街一般的人都管我喊大嫂子,她们都爱和我说笑话,我和所有的男的不闹,有好和我闹的,想动手我就急眼,我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谁要想和我动手,我就翻脸,不给他们惯那坏毛病,要想和我闹着玩,你就光动嘴,要不你就别闹,这帮男士们知道我脾气的都挺尊重我,有的闹着玩也有个尺度,从不过份,一晃我在这住快半年了。
有一家姑娘要结婚,她父亲是大队的治保主任,她哥哥是和孙明春的弟弟老四是盟兄弟,孙明春去随礼,正碰上他家的姑娘在哭,孙明春说:“妹子要结婚了,美的咋还哭了?”
她妈说:“哪是美的!急的!买来毛线,想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到现在也没织上,又找不着会织的人,这不,急哭了!”
孙明春说:“嗨!我当咋地了呢?我告诉你谁会织,你拿着线上俺家,去找你大嫂子去,她能给你织!”
他这么一说,这个妹子乐了,说:“还有十天,能织上吗?”
孙明春说:“能织上一件,一身可能够呛!”
姑娘和她妈说:“能织上个上衣也行啊!”
孙明春说:“那没问题。你知道她第一次来这时,有一天上午我带她出去玩,走到了北头合作社,她要进去看看,当时我还不愿意进,我怕她看上啥,找我要,让我给她买,我哪有钱啊?可是她进去了,我又不好意思不让她进,我就硬着头皮和她进去了,她在里头走了一圈没吱声,走到买毛线的地方站下了,她就看毛线,突然她就指着那毛线问店员那毛线多少钱一斤,店员过来问她‘哪个色的?’我这心那崩崩直跳,她说‘那个灰色的。’她又问我‘明春,这个色你喜欢吗?’我一听是要给我买,我这心就放下了,她要让我掏钱,我说不买不就得了吗?她就掏钱,说‘买八两’,店员就给她数八两线,她掏出来钱十四块四买了线,我们回到家就缠线,缠完线,她就帮我妈做饭,吃完饭她就开始织,她买完线就着买一副织针来,起头就织,晚上饭没用她做,这一下午就识了快三两线,晚上吃完了饭还织,上半宿她又织了三两线,下半宿睏了,下地洗了两次脸,打个盹,五点织完的,用温水喷喷,放褥子底下压上了,一头趴那就睡着了,睡了一个多小时,俺家人都起来了,她也起来了,我把毛坎肩穿上了,让俺家人看,你们猜?我弟弟说啥?大伙都瞪着眼睛等着听他说下文。他说‘挨呀,大哥,你这不娶来个七仙女呀?’昨天买的线,半天加一宿的工夫,穿上了,太快了!’”
大伙听了都吐舌头,有一个年青的说:“你就吹吧!大哥们!”
这家的婶子说:“我信,那嫂子这么好?咋还一次次的打呢?怎么不好好维护呢,真是把你们给烧的,我还听说,那次打仗的起因还都赖你个王八羔!”孙明春笑了,婶子说“你个王八羔子,你别笑,这不证明你是个汉子,不怕媳妇?真正的汉子才会哄媳妇呢!保护自已的媳妇,别让外人欺负!自已也不欺负,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呢!你懂吗?我再告诉你个密秘”看看屋里没有外人了,说“你告诉大嫂子,一个人别上你老的那边去,老四在我家说的,还要找茬再打他大嫂子一顿,好好出出气,因为大嫂子往他单位去信,把他工作给搅黄了,现在还得在农业社……”
孙明春说:“活该!你知道,他没把他大嫂子打坏就不错了,打的半个月自已不能翻身,全是我帮忙翻身。”
婶子说:“你还有脸说说,要不叫你能吗?你凭嘛和人家耍?”
孙明春说:“她说,她不上老的那边过年,我就来气了。”
婶子说:“刚从老的那搬出两个多月,又不是好说好商量地搬出来的,一家子打人家,要搁我,我也不回去过年哪!她要回去过年了,外人有的都得说她,真是没记性,吃一百个豆不嫌腥!”
孙明春说:“她说让我帮她包完饺子,她和孩子在家睡觉,让我自已上老的那边玩去!”
婶子说:“人家这么说,有啥错?”
“那她在家,孩子又那么小,我去老的那边玩去,我放心吗?”
“有啥不放心的?”
“你不知道杨三婶子里院还住个杨六吗?”
“杨六能把你媳妇咋的?你出去不会把门在外边锁上?他还能进你家屋去?你傻到家了,非得上你妈那边玩?在家赔媳妇过年多好?啥事都不能出,这事就赖你!你知道你家出这两宗事,你知道南大街的人都说啥吗?都骂你们一家子不够作(揍),骂老三、老四按上尾巴就是驴!这么好的媳妇给他家可惜了,谁能跟那媳妇说上话,给搅黄了去,让他家烧包!你知道老三的对象黄了吧?人家张二荣说了‘嫂子他都能打,跟他这驴玩艺干啥?’你们家都已经有臭味了,都同情你媳妇,说‘看人家娘家离着远,欺负人家,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好好的对待你媳妇,你们在这边住,你媳妇要带这三个孩子跑了,可没人替你留!让人家逃活命去吧!在你这受这罪干啥?你称生金子呀?人家在这不走?”
孙明春说:“放心婶子,我以后改我这操蛋脾气!我好好对待秀舫!往后不管谁再打秀舫,我就揍他!”
婶子说:“但愿你说话算话!”
孙明春随的礼,人家说啥也没收,人家说给织毛衣就行了。(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识字扫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化国家,扫除文盲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解放前,大兴的文化人少之又少,除去日伪汉奸,伪警察、地主富农以外,在劳苦农民那里找不出几个能识文断字、会写会算的。土改分“果实”时,天合龙的韩广财,小段的姜申,这样能够写欠条、收据、算账什么的(我同韩国文说起此事时,他跟我说:父亲韩广财是在给私塾学堂做饭时偷着学的字)就算是大兴的文化人了。
那时候,大兴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送孩子上学读书了,营子里连所学校都没有。伪满时,在离大兴30里以外的双合兴(西拉木伦河以北)才有一所小学校。但一般人家的孩子都上不起学,上学的只是少数有钱人家的男孩,而女孩更没有上学的份儿了
我的五大爷很开明,在那个贫苦的年月,全家人拼命的干活,口呐肚攒,说啥也要让家里的一个男孩到双合兴小学去读书。二哥王振环是幸运的,他是王氏家族里唯一能进入正式学堂里读书的人。然而,终因家里太穷,为了糊口生存,二哥只读到了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解放后,农民虽然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但文化落后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文盲成为农民搞互助合作、发展经济的拦路虎。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在农民群众中有组织地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积累经验,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部署了全国新一轮扫盲工作,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1953年冬,与全国各地一样,大兴村也开始着手创办农民夜校,(简称民校)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学习识字。那时的大兴远非今天一幅欣欣向荣的小城镇景象。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贫穷落后的农村,民校开办之初,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障碍和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解放前,上学读书是有钱人的专利。而今免费的课堂开到家门口,村民别提有多高兴了。父亲更是兴奋不已,他渴望已久的识字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和陈士清等几个年轻人,第一个到扫盲班报名参加扫盲。不过,也有一些思想顽固的人,觉得农民土里刨食,学认字没啥用。对于扫盲班并不积极,还冒出一些风凉话:“上什么夜校?学什么文化?我们大半辈子不识字不也过来了吗?”还有的借口能活忙,说白天干活夜里喂牲口;抽空挑土垫圈;好天上山砍柴草,孬天在屋里扒麻秆、邦笤帚,哪有功夫上夜校?有些封建思想严重的老太太,不让自己的姑娘、儿媳上扫盲班。她们说:男人、女人黑夜上民校搅和到一起,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
驻村工作队的扫盲干部周  同志(他是旗里教育部门下派的专职扫盲干部,大家都称他周老师)认为这是农民落后意识的表现,就在群众大会讲到:我们的国家是新中国,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制定了5年建设规划。向工业化进军,没有文化不识字,将来使用拖拉机连说明书都看不下来,怎么能开动呢?他又给大伙做新旧社会对比,说明旧社会农民不识字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周老师大会讲,小会说,真是苦口婆心。还不辞辛苦上门做个别人的思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人们原来那种落后、愚昧的思想有了一定的改变,    周老师还特别抓住父亲不识字,用划杠杠、插麦秸秆记工分那样尴尬、无奈、苦恼的典型事例,教育大家;反复的宣传:我们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最起码的工分帐都记不了,还谈什么工业化?身边的事例,典型的活教材,使大多数老人们的思想开了窍,都表示支持开办民校,愿意让自家的孩子上扫盲班识字学文化。
扫盲运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的人数多,面积广,战线长,可谓任务繁重,工作艰巨。大兴村当时有二十几户人家100多口人,几乎全是文盲。这么大的工作量,用一冬一春的时间扫除文盲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使扫盲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做到卓有成效。
村党支部连续召开有党员、干部、民兵、妇女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大兴村的扫盲工作如何开展?大家献言献策。扫盲干部 周老师从教学识字的专业角度,谈了很好建议。他说:我们现在时间紧、任务重,面对许多困难和压力。但是不能搞,大帮哄、搞突击;一定要循序渐进,由点到面,轻重缓急,逐步推开;要有计划,分步实施。周老师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会议就扫盲计划,步骤、对象、时间、标准等问题作出规定:(一)扫盲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搞齐头并进,必须有先有后,保证重点;以村干部、积极分子、青年男女为骨干,逐步推广到一般农民;(二)从5个自然村中选出25年积极热心的男女青年,作为第一批扫盲骨干;在今冬集中一个月时间进行扫盲;然后在明春由骨干带一般,逐步推开;(三)扫盲的具体做法是:采取集中与分散,农忙与农闲,常年与季节性学习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四)大兴小学支援一名扫盲专职教师,同时聘请扫盲干部周老师做指导老师,学员学习教材是上边发的《农民识字课本》(五)扫盲标准,按中央规定的:“农民一般可定为识字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報,能写农村常用的便条、收据等”执行。这几项措施既符合实际又有可操作性,有力保障了扫盲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一批扫盲班,临时办在村委会里。这是土改时农会使用过的两间土房,房子有些破旧。周老师和父亲,还有几个热心的年轻人,利用早中晚把房屋的门窗重新整修加固一遍;把墙壁、房顶、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课桌,他们就和些泥,用土坯垒成和桌子一样高的土墩子,上面铺上木板作为课桌;把四圈用红、绿。黄色纸贴上扫盲工作的任务、计划和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就用粘土掺细沙在山墙上抹出一块齐整、光滑的大方块,在涂抹上煤油灯烟子灰,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黑板。经过一番整理和布置,这两间土房就变成了具有新时代文化气息的课堂了。
1953年初冬的一天,大兴村的扫盲班开学了。到校的学员很整齐,专职教师 ,  手拿学员花名册,你一一点名。父亲是被第一个点名的。当听到王庆福的名字时,父亲很规矩的站起来给老师行了个鞠躬礼,像正式的小学生一样。那天他特别兴奋,终于能坐在课堂上识字读书学文化了。
    周老师给大家做了动员讲话。他说:同学们!(大家相互对视笑了一下,好像在说20多岁了才当上小学生)今天,咱们的民校正式开学啦!(大家热烈鼓掌)他清了一下嗓子继续说道:农民夜校要学文化,学政治,还要学农业技术。当然了,现在主要以识字为主。党和政府对我们农民的事很关心,对农村的扫盲工作非常关注......。他说道扫盲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他讲的切合实际,推理性很强,一下子就鼓动起学员们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接着周老师邀请父亲代表学员们讲几句话。父亲没有害怕,不好意思。经过土改一些场合的磨练,他已经成熟多了。胆子大了,说话也有条理了。他站起来说道:过去上学念书是有钱人家的事,没有咱穷人的份。因为不识字,受到地主老财的欺负、剥削。共产党领导咱们翻身解放了,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咱们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不懂得算账,不会记工,还是让人瞧不起。有的地主富农在背地里耻笑咱们,说咱们是一邦睁眼瞎,成不了大气候。如今,党和政府把学堂办在咱们家门口,咱们可得好好学、好好记,不能对不起党和政府对咱们的关心,要早一点把文盲帽子摘下来。父亲说完周老师带头鼓掌,在座的学员都被感染了。因为不少学员同父亲一样在互助组里划过杠杠,感同身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表达了学好文化的决心。课堂上气氛热烈,这天还给每个学员发了新书《农民识字课本》
扫盲班的学习,依照《识字课本》每天进行一课。按课文有序进行,隔三差五,旗里的农业部门还派人下来讲农业技术课,讲施肥、防治虫害、田间管理、选用优良种子等。周老师还从报纸上和“时事手册”上找一些有关国家大事,念给学员们听。听后要学员讨论,消化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武装每个人的政治头脑。那时候,人们对抗美援朝,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现工业化以及党在农村中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文章学的比较多。从此,民校也成了村里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了。
1953年底,根据中央和上级指示,翁牛特旗扫盲工作委员会召开全旗扫盲工作总结大会。会议提出: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新高潮,扫盲工作要快马加鞭,迎头赶上。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各地各部门紧密配合,把今冬明春的扫盲工作,作为一项政治运动一抓到底。会上,又着重介绍、推广解放军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运用速成识字法在今冬明春要基本扫除文盲。(当时上边犯了“冒进”的错误)大兴的扫盲干部周老师参加了会议。
 周老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沉重。把会议精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书盖振东马上召集村长陈有德、专职教师、民兵、妇女和各互助组的负责人会议,共同商讨加快大兴村扫盲步伐的具体事宜。会上党支部作出决定:一,把扫盲班变成速成识字班,摸清现有文盲和半文盲底数;二,根据居住远近,把大兴村分成5片,划分为5个学习小组;三,把小学生和半文盲插到各学习小组作为辅导员,以上三项工作做完后,村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要求每户的家庭主要成员都要到会。会上盖支书宣布:40岁以下的人全部是速成识字班的学员。谁家有学员,老人们都要支持上速成班,不得阻拦,一切给速成识字班让路。
速成识字班改变了原来扫盲班的计划,由于人数增加,党支部把学员分成两拨轮流上课。学校因为师资紧张,抽不出多余的教师进行专职教学。所以,扫盲干部周老师主动担起了速成班老师的责任。在召开群众大会那天,开会的人来的很齐出。村长陈有德要求各家的老人们,不要有顾虑;除了外出、卧床不起和坐月子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找借口逃避学习,哪家的姑娘、媳妇不来参加学习的,拿家里老人是问。
这次会议,除了支书村长讲话外,民校专职教师详细公布了划分班级和学习小组情况;各组长、辅导员名单和学员名册,又宣读了速成识字班制度和学习纪律。他说:现在天气寒冷,基本上干不了什么活,而且家家都吃两顿饭,我们要把早晨的时间利用起来。每天早上听到钟声,(用犁铧子当钟)为令,到学校学习,学到吃早饭时。集中学习期间,不许请假,万一有事请假不要超过两天,特殊情况临时决定。他又说:我们现在学的跟先前学的不同了,是采用速成识字法教学。所谓速成识字法,就是用注音字母做符号,标明文字的读音。也就是咱们大家一开始学习的“玻坡摸佛”21个声母,12个韵母,3个介母。加在一起共计36个字母,用注音符号拼音认字。咱班的学习计划分四步:第一步,认注音字母,要求每个学员把注音字母认会并背得滚瓜烂熟;第二步学拼音;第三步学认字,做到会写、会讲,课本上的字写到其他地方也认得来龙去脉,这叫生字搬家;第四步巩固提高。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我有决心帮助大家摘掉头上的文盲帽帽子
第二天,速成班正式上课,清晨5点来钟,民校老师把速成班门前的钟声敲得山响。这钟声成了向文盲、愚昧发出的进军号令。父亲和学员们披着星斗,夹着课本,成群结伙地走进了民校的教室。讲台上方挂着一盏明晃晃的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真和当年王昆演唱的:“黑个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夫妻识字》歌如出一辙,
开课了,老师一字一字的准确读音十分悦耳,学员们跟着学的集体发音非常浑厚,很有气势。课堂上,老师一字一字的教,学员们一字一字的记。有时为检查发音是否正确,老师特意指定一个人念,让大伙听,各位学员都学得十分用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老师发现学员接受能力快慢不一,接受快的一堂课能学十来个拼音字母,接受慢的一堂课几个字母,连发音也校正不过来。教他“啊喔鹅”他念成“啊窝窝”你教她“哥科喝”,他读成“哥喝喝”。按照教学计划,第一步总共用了15天时间。在这15天里,妇女们来上课,但家务活仍然不少做。有的孩子还小,照顾了老的吃喝,还要管孩子的吃穿起居,实在是不容易。即使这样,也没有难住他们。学员们都学会了注音字母,而表现得最积极、最热心、学得又快又好的,当属英瑞莲、朱秀英二位妇女,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后来她俩都当上了妇女干部。
第二步学拼音认字。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未出台。就按“速成识字法”教学。注音字母分声母,韵母和介母。“衣乌迂”这三个字母为介母。带介母的字拼音时,要分两个时段进行拼音。如:拼“店”字时拼成“衣安宴”、“得宴店”也可一步到位,拼成“得衣安店”按照速成识字法要求,进行的拼音单元,实际就是学会用拼音认生字了。课本上生字都是单词,都标有注音字母。根据组词的字,单个拼音连起念词。如:粟米,这个单词拼音为思乌“粟”摸衣“米”连起来念词就是“粟米”这个词就是谷子的意思(旧时泛称谷类)老师叫起一个学员把粟米用拼音拼一遍,他拼成了“事务处没有米”惹的学员们哄堂大笑,老师纠正了这种不正确的拼音。父亲说:当年的识字班真的很活跃,可也闹出来不少笑话。
第三步是写字。就是用拼音学会的字,要会写会讲。课本上单词很多,学员每天到校学几个。然后以小组为单位,集中到一块互相提生字,看是否认下来,再背着写下来。为了配合速成班学员认字,小学生也参与进来了。小学生每次放学都背一个小木牌,上面用粉笔写上一两个生字或单词,要家里的大人或邻居的婶子、大娘都能认得和背会,小学生送字上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步是生字搬家。那时,老师给每个学员都制成一大张硬纸片,用毛笔在上面写有速成识字法上面的全部生字和单词,背面是拼成的注音字母,用剪子把它绞开,就是一字一张卡片。可以自己拿上卡片一个一个的认生字,能认下来就是生字搬家。也可以一个人拿着卡片让另一个人来认,以鉴定其能认多少字。与此同时,为了生子搬家,还组织小学生教大学员,来回翻认生字,这样下来,对学员帮助很大,不少人都能阅读一些简短的文章了。
最后,就是巩固成果阶段。为了不使学员回生,老师采取了“见物识字”的办法。把所有的农具、家具名称,用毛笔书写成鸡蛋大的字,用彩色纸贴在用具上面。比如:犁杖上贴着“犁”字,家门上贴个“门”字,锅台旁贴上“锅碗”,箱子、柜子等都贴上相应的字,这个“见物认字”的办法对巩固扫盲成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年春季开学,学员们领到第二册《速成识字课本》不是单纯的认字了,而是阅读,听写,讲意。通过读读、写写、讲讲,学员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接着要求学员结合实际,写欠条、收据,记工分帐,小短文等。
农活慢慢的动起来了,民校的学习改在晚上进行,除了集中学习以外,利用阴雨天,大风天分小组学习一次。分组学习要组长和辅导员认真负起责任,不能应付差事。全组学员围坐在煤油灯下读呀写呀,很是用功。这些学员快慢不等,一个小组的人在一起,快的拉着慢的走,慢的跟不上快的,很不服气,非要和他人比高低不可。这样就形成了你追我赶,默默竞赛的热闹场面。不少人不仅在小组里学,回到家里也学。
父亲学习的劲头是十足的。因为他偿受到不识字给他带来的苦恼和被别人耻笑的尴尬,所以比别人格外卖力。课堂学,小组学,白天学,晚上睡觉还在心里琢磨白天的学习内容,不出声地背诵课文,直到背熟。由于太专注了,有时端着饭碗忘记了吃饭;有时干着活儿却在那里发呆?奶奶说:“老嘎达”学识字都学傻了,干什么都没心思了.....”父亲学文化的热情始终不减。他曾跟我说:那时候,恨不得一下把所有的字都认会,不用求别人,也能看书、读报,知道天下大事。让人瞧得起!(待续)
 
             弹起我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谁说我没扛过枪
 
人们常把“吃过糠,跨过江,扛过枪”作为人生的资本,谁要是有了这些经历就很了不起。我也是这么看,如果这几样都具备,人的一生该多么丰富多彩!
我相当遗憾,这几样好像一样都没沾。虽然我生在解放前(1949年8月生的)但没吃过糠。跨过江(抗美援朝),就更没有了,那时候还小,朦朦胧胧的记忆中,好像家里的窗户上都贴着“米”字型的纸条,外面的防空警报一响,幼儿园的老师就领我们往山上的防空洞跑。有过好几回,是把我们归置到一辆车里,推过去的。老师一劲儿喊:“不许吵吵,不许哭!”
我感到最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扛过枪,想当兵曾经是我的一个梦想,但就是一个梦,从来就没实现过。1965年我中学即将毕业,开始征兵了,心里那个急呀,要是能参军多好,什么高中不高中的,没人稀罕。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连名都没让报。眼见一个个我熟悉的同学都经体检、政审合格,穿上了绿军装,走进了军营。心里真真的不是滋味儿。
特别是听说有的同学所在的部队被调防到珍宝岛,直面苏联军队的虎视眈眈,更是千方百计地打听这方面的消息。
我有个同学叫高树平,初中时他是八班的,跑得挺快,有一年运动会,四百米决赛,他第一,我第二。他所在的部队就调防到珍宝岛,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连篇累牍,看得我热血沸腾:“我怎么就捞不着这样的机会呢?要是能和曾经田径场上的对手并肩作战该多好!”
下乡后,又有一次征兵的机会,我们的同学走了三个,有两个个子还没我高呢,都当了兵,既为他们感到离开农村而幸运,也为自己没有资格当兵而懊恼,挺上火的。
我们小队也有两个在乡青年参军了,当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我们告别的时候,当他们邮来骑马挎枪、英姿飒爽的照片的时候,我对军营的渴望,骨子里的尚武精神就开始膨胀了。多想像他们一样挎着枪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哪怕血染疆。怎么就没人给个机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1971年,形势不知道怎么就紧张起来了。上级传达的一些消息还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公社组织大队干部去山西大寨学习、取经,回来就打石头、修梯田、造台田。原来的漫坡地也都修了梯田。原来好好的平地,造上了台田,整的包包堎堎的“四不像”。干了一辈子的老庄稼把式也整不明白了。背后偷偷地骂:“净干一些大伯子背兄弟媳妇的活——挨累不讨好,那能打粮食么?”
公社有命令下达,对民兵组织进行整组。原来的民兵组织是“挂在墙上的官,锁在抽屉里的兵”,现在都露面了,各大队开始民兵整组,并进行训练,晚上还要对全大队所属的小队进行治安巡逻。
有一天大队民兵连长告诉我,经大队同意,批准你是基干民兵了。这突然的消息给我造一愣:“这是抽哪门子疯,怎么这时候想起我来了?”但一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时候我已是大队电工,万一有个什么行动,比如“灯火管制”等,还真离不了我。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基干民兵,还是武装的。全名应该是:“羊草沟大队武装基干民兵战士王维俊”。每人发了一杆枪,战士的枪是老“三八”式步枪。民兵连长是“56”式步枪,连指导员是“54式”手枪。没想到,想了多少年的“扛枪梦”,在没想到中实现了。
 
时间到了1971年的9月,有一天民兵连长神色紧张又神秘地来到我的住处,四周看了看,小声跟我说:“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告诉你,林彪摔死了!”“哎呀我靠,”我立刻感到一股寒流从下往上向后背袭来,汗毛都立起来了。“真的假的?”这可不是小事儿,天塌了一样啊!不能是假的,借他几个胆儿,也不敢造这样的谣言哪!我想信,又有点儿不敢信。
  后来由正式渠道来了消息,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林彪真的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消息一公开,说什么的的都有了。“林彪都是接班人了,你着的什么急呢?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不烫死你?”有的说:“那你还能跑得了,周总理说了,用石头把他打下来的!能用的是石头么?小样,等着接班多好,真二!”还有的说:“林彪胆子太大了,打锦州那会儿,指挥部就在牤牛屯,离我们这不过二十里,现在胆还那么大,那还行?不知道谁大谁小,不识数!”议论归议论,批判归批判。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开始了。
 我们基干民兵的任务更多了,白天搞批判,晚上巡逻,整的人困马乏的,每天晚上都要制定新的“口令”,并传达到全队的每个劳力。锦州这个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从市里到各县都厉兵秣马,紧上加紧,弄得很紧张,老觉得觉不够睡。
有一天晚上紧急集合,我愣是没起来。那天白天看了一天水泵,晚上喝酒有些多了,倒头就睡,没想到半夜来个紧急集合。人都到齐了就缺我,喊了几遍也听不到我的回答。连长派人到我住的地方找我,来人看我睡得正香,喊我起来,我根本就没听着。连长急了,亲自带人来叫我,喊了有十分钟,我才醒来,一看炕边站了那么些人,喊了一声“口令”,引来一阵大笑,我知道坏菜了。拎起枪赶快往外跑。把连长气得五了嚎疯的,跟在后屁股喊,“我关你禁闭!”
但终于没关,他知道我平时表现不错,别人都是脱产,我是农活、训练两不误。这事儿弄得我贼掉价。下决心晚上不能再喝酒,这要耽误了军事行动,还了得,还扛枪,扛烧火棍也没人要你呀!
发给我的这支枪,在我这里有半年多,后来形势稳当了,公社都收了回去。很遗憾的是,没照一张照片,为我曾经有过扛枪的历史留下个证据,太可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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