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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18)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3/13 12:08:16     点击:204
                2018.3.5 星期一 知青文学(118)
              热烈庆祝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
 
习近平主席在和新疆代表共商国是时说:
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
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
 
 
            一泓碧水弥春青,两岸梅花映天红
 
             ——写在《知青文学》两周岁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至今已经55周年,2016年3月5日《知青文学》创刊,至今已经两个年头,今天,2018年3月5日,全国第十三届人大政协两会开幕。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南方周末.书韵文化)
 
三月春风来,三月百花开,三月春风和煦,三月春风拂面。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4年3月29日
本月25日回到赤峰,当天向盟委领导汇报外出情况。盟里安排我27日去父亲工作单位“五七煤矿”参加大会。
昨天,到乌丹向旗委汇报去津、沈等地参加会议情况。下午,盟知青办主任王汉青和我父亲一同到玉田皋。
今天在玉田皋三队参加修渠劳动一天。
摆在大队面前的困难真不少:张口没钱,闭口缺人民币。
大队会计于庆云谈大队缺款情况:
1.化肥12万斤,每斤0.155元,需人民币1.86万元;
2.2 600亩机播,缺油钱1 650元;
3.种子3 830斤,借供销社900元;
4.办电钱2 345元(已占用青年队款)。
怎么办?找信用社贷款吗?旧账未还,再加新账?青年点建房需要木料,委托韩世荣到公社支取我的每月15元补助款,用于青年点建房。另韩世荣、孙志敏去旗里开会,大队无钱,仍从我的补助中支出6元,给他们用。千难!万难!大队无钱真是大难啊!
 
1974年3月31日
3月29至31日,公社党委召开深入批林批孔会议。
今天,玉田皋大队青年点出现一件怪事,机井筒被一块大石头卡住。大家分析是人为的,知青又得罪了谁?广阔天地是战场,果真如此。
春耕生产缺钱。玉田皋大队借供销社种子钱,用卖马钱还上。办电钱1 000多元,用卖羊毛钱交上。机播地2 000亩,需30 000斤化肥,只有22 000斤,缺款3 410元,需贷款解决。机播缺柴油1 000斤,机油200斤,合计1 600元,需货款解决。(待续)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46期)
1974年4月1日夜
上午,在三队参加修渠劳动。下午,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深入批林批孔,促春耕生产。晚上,参加青年队的会议,提出抓紧批林批孔,重视抓思想政治工作。
复信张力,复信《北京少年》罗郁文。
再忙再累,不学习是不行的啊!缩短睡觉时间,坚持学习!坚持学习!哪怕是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一段,也要天天坚持!《列宁选集》一至四卷读完了,但4卷里的重点没抄录完,要坚持。啊!现在是夜间12点多了,注意,休息好才能工作好,睡觉、休息是为了更好地战斗。
 
1974年4月2日夜
穷则思变,排除万难。回到大队后,同大家一起参加批林批孔。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形势一片大好,干部和群众精神面貌喜人,干劲冲天。
接触到大队实际工作后,问题就变了。我这个农业生产上的“门外汉”工作起来很吃力,说没有压力不符合我现在的精神状况——压力是有的!张口——没钱!闭口——少人民币!办电、搞机械化种田,需用现款,可现在我们大队还是一穷二白的啊!急需用款,外债已达14 000元,还需20 000元,这怎么不急人呢?急有什么用!急能解决问题吗?谁人都知不能,但客观现实总是使人心急啊!不能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想办法!不能让缺钱的困难压弯了腰,穷嘛,就要思变!不思变,不抓大事、促大干、促生产是解决不了一穷二白面貌的啊!是否发信向有关同志求援?这样做是否合适?为的是集体事业,革命事业,几天来我一直想这样办,但决心没有最后下,看来不下不行啦!好吧,向有关同志个人求援,暂借一批款,秋后再还上。
                     
1974年4月3日
上午,在三队平整试验田,中间,接公社通知,同赵清志一起去公社与黄珍书记议事。
大队来人告知,河套地跑水冲毁扬水站,赶到现场处理。
下午,去玉田皋公社中学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讲话,后召开大队支委会研究公社下拨140元治病款的分配:一队李士范10元,张有家10元,李景昌母亲 20元,李士合20元;三队刘海林20元,王志敏10元;四队张景银 15元;五队刘兴沛35元。
会后继续去三队参加劳动。
晚上,召开三队全体社员大会,动员大家在春耕生产中坚持出勤。
散会后,召开三队党小组会,要求党员在春耕生产中起带头作用。
    劳动——开会——再去劳动——晚上开会——开小会,真紧张!这是战斗!(待续)
                                                
                   难忘的知青生涯
                王淑琴 口述  郭振有 整理
绚丽的青春之桨,划出人生的层层波澜;下乡的风风雨雨,展现着知青的猎猎风帆……   ——题 记   
前一段时间,我总爱坐在电视机前,痴情地观看着北京电视台播放的《知青》电视连续剧。一幕幕似乎熟悉而又似乎变得遥远的剧目,激荡着我难以平静的心田,勾起我对那段苍茫岁月的思念和回忆……
时间的隧道,把我们拉回到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们这些年仅十七八岁的女孩男生毕业于北京长辛店二中,正赶上风起云涌的知青上山下乡热潮,有为青年志在四方,谁能甘于落后!特别是听到二中同学去的是内蒙古大草原,当时我就报了名,爸爸很支持我,叮嘱到农村去一定要好好锻炼自己。那是1968年9月12日,我和同学们打起背包,怀着满腔热血,眼里噙着泪花,高声朗诵着“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语录,与亲人告别,毅然乘上北去的列车向内蒙古昭乌达盟进发。第二天早晨到了赤峰,又转乘大客车往我们的目的地——巴林右旗大板镇驶去。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着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我们一路高歌,一路欢唱,歌声驱散了疲倦。车过巴林桥,好像飞一样,可我们还嫌车儿太慢,一门儿和司机师傅叫号:“快,快点开!”当车进入巴林右旗的境界,根本看不见什么绿树、红花,却是满眼风沙,一片苍茫的秋色。立时,火嘭嘭的情绪一下冷却下来,再也没有出北京、过赤峰那股欢式劲儿,渐渐地听到了女生的哭泣声、男孩的哈欠声,甚至还响起了瞌睡的呼噜声……
下午三点半钟,我们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大板镇,这是一座荒凉寂静的草原小镇。比起首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村落而已。有当地的民谣为证:“一条十字街,两行歪脖柳。”我们无心逛街,老早就到被安排的大板一中宿舍休息。女生宿舍一个大筒子屋,对面大炕,屋里盘着一座土炉子,生着半湿半干的牛粪火,满屋弥漫着冲鼻难闻的牛粪味儿……塞外的秋天早晚冷,我们出北京都穿得单薄,只能抱着膀儿,围坐在火炉旁取暖。心寒身冷,这一宿就没怎么睡。哎呀,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草原呀?刚刚立秋,天就这么冷,空气中散发着牛粪味儿,也那么难闻,这是我下乡进入草原的第一印象啊!
第二天,巴林右旗知青办召开了接待会,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们这第一批来自北京丰台区长辛店的120多名知青,基本上被分配到索博日嘎、巴彦汉、巴彦琥硕等公社下乡插队。其中,长辛店二中的30多名同学分别被下到巴彦琥硕公社巴彦琥硕大队中组二队,四家大队二个生产队。我王淑琴、孙凤华、史志成、胡冠忠、龙金华、龙麒麟、刘彦生、王桂英、武洪生共9人被分配到中组二队知青点。会后,在旗里我们又学习整顿了两天,9月18日这天,一辆大敞车把我们“长辛店派”的知青们拉到距大板北面90华里处的巴彦琥硕公社所在地。那段起伏不平的砂石路真难走,颠得五脏六腑似乎都吐了出来。这功夫,谁也顾不上谈笑、唱歌了,耳边会是哇哇地呕吐声。好不容易到了公社所在地巴彦琥硕大队,又坐上接我们9人的大马车,去了中组二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到这么荒凉寂静的草原屯落,那一天正是我18岁的生日。
从此,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我的故乡。我,将在这里生
活和劳动,走过漫漫的知青路,要经过苦辣酸甜的历练……
乡情感染了我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的是一片真情。
那天“白露”节气刚过,我们到了村子里,看到知青点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再看看村里草苫的房、泥抹的墙、纸糊的窗户及坑洼不平的土路,哪有想象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色。当时的心凉了半截!这时,生产队长刘景荣来了。他50多岁,中等个,胡子嘴,说话面带笑容,一看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大家不要犯愁。知青点房子没盖好,先分到贫下中农家住吧。”随后,我们按照刘队长的安排,分到社员家,我们4名女知青住到了张大娘家。张大娘待人热情,一见面就“闺女、闺女”地叫着,替我们烧好一大锅开水,然后又端上热乎乎的饭菜,对我们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热情。这时我冰凉的心暖和了不少。但是这里居住的环境太差了,社员说:来到内蒙古,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到了晚上,“瓜嗒嘴”窗户钻进来的秋风直扎脑瓜皮,只得捂着被子蒙头睡。最讨厌人的是老乡的炕上有虱子,有跳蚤,这小活物儿咬得你成宿抓耳挠腮地根本无法入睡……面对这样的环境,不少人都想家了,几天来,大家没有了欢声笑语,有的人还默默地掉下了眼泪。
不久,知青点的房子盖好了,我们从社员家搬进了青年点。第一天,生产队挺热情,特意杀了一只大羯羊为我们“接风”,算是给我们温了居。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羊把肉端上来,甭说吃了,闻闻都不想,羊肉真是太膻了!“吃呀,快吃呀!”刘队长热情地招呼着,盛情难却,大家勉强吃了几口,晚上,还把张大爷好心给拾掇干净的羊下水,偷偷地扔给了门外的野狗吃。
进点后,生火、做饭等新的难题又来了。早晨做饭,烧三四大抱柴草也烧不开一锅开水,灶膛还呼呼地往外冒辣嗓子的浓烟,呛得眼泪鼻涕儿一大把。我们根本不会发面,蒸出的干粮多大还多大。村里的龙大妈、张大娘主动过来帮忙,手把手地一遍遍教我们怎么生火、做饭、怎么和面、使碱,怎么蒸馒头、贴饼子……慢慢的使我们学会了做农家饭,还学会了炒菜、擀面条等手艺。那年月,冬天乡下没有新鲜蔬菜,青年点也没有腌咸菜,有时吃小米饭,只能泡点盐水将就着吃。三九天,打桶井水,就更不容易了。全营子一眼轱辘井,井台上冻冰溜滑,打一挑子水,吓一帽头子冷汗儿。快到年根儿了,知青办就按细粮指标(每人2两油、半斤肉、2斤白面)分到各个知青点,保证让不回去过年的知青们在大年三十吃上年夜饺子。年前,队里又给我们杀了一只羊。这次,大家都没客气,尤其是男生大嘴咧到耳岔子啃着羊把肉,吃得那个香哪!我们女生也吃了点血肠和杀羊菜,主要是长期不见油水,太熬靠得慌了。什么叫吃不惯?只有饿了,馋了,才能改过来。就说吃羊肉吧,现在想起来都好笑。第一次嫌膻,没吃几口;第二次全都动筷,没剩多少;后来又吃一次,一扫而光,还没有吃够。不是我们没出息,主要是饿了吃糠甜如蜜,就是这个理儿。
冬天快到时,公社发给每个知青一件白茬皮袄。那个冬天特别冷,我们没有柴烧,村里的张大爷赶着牛车带着我们上山打柴,男生女孩全体出动。打柴的山很陡,山上又有雪,我们女生穿的是塑料底的棉鞋,爬山时,一步一个跟头,上不了山。没办法,只得让先上去的男生用绳子绑住我们的腰往上拽——山上丛丛榛柴,又高又密,割柴时把手扎得血淋淋的,很疼很疼。只得咬着牙坚持,直到割满一车柴禾下山为止。看来,干啥都不易,学会过日子更不容易。
下乡几年,饱尝了生活中的各种苦楚。一位哲人说得好:吃苦,会让人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体魄更加强健。还是狠狠心把自己推到艰险困境中去吧!在我们年轻人成长的季节,可以说吃苦经历是成长的养分和精神财富。以后你就会知道这种养分价值无穷,受益终生。
我下乡三年,第一次回家恰逢春节。父亲摸着我头上的发辫说:“闺女,看你做饭,听你讲话,就知道你懂事了。哈哈,锻炼得不错!继续努力。”“锻炼个啥?”妈妈嘟囔,摸着我手上的老茧,心疼得直掉眼泪儿。累坏了,也晒黑了,啥时候是个头呀?不同的心态折射出不同的心境。父母对儿女的爱,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父亲是一名公安系统的老干部,对子女从不溺爱,而是从严要求。我这个刚睁开眼睛闯世界的孩子,听从了父亲“继续努力”激励的嘱咐,那年春节在家住了没几天,就回到了青年点。
劳动磨练了我
春天到了,也是农村最忙的日子。一大早,我们在队长的带领下,开始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绿化环境。说句实在的,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挥铣抡镐栽树。一天下来,胳膊腿儿不听使唤,手掌磨出了血泡儿。社员看到后,鼓励我们说:“这,哪儿到哪儿?要学会农活十八般武艺,刚开头呀!不扒几层皮,不掉几斤肉,咋能学会?!”确实是,扶犁杖不会,跟着捋粪,一遭下来,腰弯得半天直不起来。最怕的是薅草,两根垄一亩地,有多长?开始蹲着薅草,往前委,薅着薅着,实在蹲不住,就爬着薅……,天爷!好歹薅到头了。不管地头潮不潮,倒头就躺在地上。这样累死累活薅一天草,人家薅得快的记10分工,我们俩儿不顶一个,只记8分工。中组二队一个劳动日3毛4分钱,这算不错的,还有的队才刹一个钢镚5分钱。咳,工分,工分,社员命根儿。要说,我们这些知青家境都不错,谁还在乎这点工分钱?关键是下乡学干农活,这是锻炼!你不想干也得干。那时薅草的躺下就不想起来,真盼着老天下雨歇工哪。再说锄地更够呛,眼上连阴天苗草一齐长,锄板下去,往过一耪肝腑肠子一起动,那才叫劲呢。最糟糕的是割地,下乡的当口正眼上收割,怕下霜冻,孩子老婆齐上阵,谁管你刚来不刚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蹓蹓。看老乡割地那个轻巧劲儿,就甭提了,快手,再长的垄头一弯腰一袋烟功夫,嚓嚓嚓就割到头了。我们却不能!割荞麦、掰棒子还凑乎,可割谷子,就完货。边割边捆,我们根本不会打谷爻子,手还编笆,一根垄两顿饭功夫也割不到头。在劳动中,常常是泪水和汗水伴随着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情脆弱得如同一根纤细的丝线,仿佛有一点点声响都会把它折断。那缕淡淡的颓丧始终挥之不去,如烟如雾地萦萦绕绕……难道真让农活给难住了吗?我曾无数次注意过蚂蚁搬家的情景:一只小小的蚂蚁,凭着一份自信、一份执着,用它细如游丝的臂膀在地上挖掘一大堆泥土,尔后千万次一粒一粒地把它再搬到巢外的空地上去。作为一个小生命,你不能不为它锲而不舍的精神由衷地感叹;虽然它渺小得一阵风就足以把它吹得无影无踪,可它却深深地懂得劳动才能生存,即便天天忙碌、劳累,但它们还是那么匆匆忙忙有滋有味地生活下去……实践使我懂得:劳动的泪水能刷洗我的软弱,劳动的汗水能浇灌我的心田。我们知青还利用下雨阴天,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材料和奋发向上的书,如《欧阳海之歌》等对我启发很大,至今难以忘怀。 “苦,可以折磨人,也可以锻炼人。蜜,可以养人,也可以害人。因此,吃苦也是一种资本,没有以前的苦中苦,哪有后头的甜中甜”。
劳动,可以磨砺人的意志,变得愈加坚强;劳动,可以改造世界观,消除精神上的顽疾。事实正是如此:有个头疼脑热,抡一阵子大镐,出一身子臭汗,比吃什么仙丹妙药都管事;若是遇上烦心的事儿,拼命地去干活,啥也不去想,疲乏了倒在炕上睡一大觉,醒来后云消雾散。明天的太阳全是新的!譬如:参加兴修“拥军爱民”水库的劳动,就验证了这一道理。
1970年初夏挂锄以后,我们中组生产队全体知青和一部分身强体壮的年轻社员一道参加了二道湾子修建拥军爱民水库的战役。以每个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起火,睡地瘖子,潮的厉害,每天都得晒被褥,要不湿漉漉的,晚上没法睡。那活儿,挺累的,2人一组装车、推车……山上风沙大,个个一天下来活像个泥土人。晚上收工时,懒得步行下山,于是两个推车绑一起,人坐上,嗬嗬,一出溜就飞下来喽!胆子也越练越大。看起来活计很简单,每天一个劲儿地装车、卸土,干得时间长了觉得无聊厌倦,我又想起了蚂蚁搬家的事情,也就觉得没什么了。可是,一天上坝下梁,来回七八趟,我的脚底板上长了鸡眼儿,一走道挺疼挺疼,拖累了大伙儿。没办法,就跑到公社医院找柳大夫给挖了。没歇两天,就急着上坝,谁知一跺脚还是疼,咬着牙忍着疼一直干到任务完成才罢休。
晚上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大坝的高处,摸索着左手掌上的厚厚老茧,静静地望着西边的晚霞,反思着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下乡两年多的时间,我默默地走着属于自己的知青路,虽然艰苦,但很充实;虽然寂寥,但很富有。不过,有时心里还是空荡荡的。去年春节期间,生产队整团,我是知青点唯一的团员,别的知青都回北京过年去了,我没有回家。一方面在知青点看家,另一方面参加整团活动。年三十晚上,我一个人住在青年点,孤独、想家,还挺害怕。房门没有插头,就用大石头挡门,枕头底下压把菜刀,一有风吹草动,身子还不停地哆嗦。怎么没有人来呢?我盼呀盼,夜静得很。快半夜时张大娘打发孩子把我叫到她们家吃年夜饺子。我像见到亲妈一样又是抹眼泪又是欢叫着……说也巧,包小钢镚的两个酸菜猪肉馅儿饺子,我有幸吃着一个。当时也不觉得这个钢镚钱有多么不卫生,心里还是一阵喜悦。大娘拍着手笑着说:“闺女,你有福,有福啊!”我激动得流下眼泪,深深地给大爷大娘鞠躬拜年,发自内心地叫着:“大爷、大娘过年好,过年好!”大爷大娘更是眉开眼笑,后来龙大妈得知我一个人住在青年点,心疼的把我接到她家住,直到同学们回来了,我才回到青年点。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春节。至今我还十分想念她们,眼前经常浮现大爷大妈们的声音笑貌。2000年秋我带着全家人回到第二故乡,到青年点,到张大娘、龙大妈、宋大婶的家看看,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已过世多年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疼我爱我如同亲生父母的大爷大妈叔叔婶婶们啊!
农村改变了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你肯干,真心实意对待老百姓,他们的眼睛是亮的。我的先进模范事迹也逐级地反映上去,1969年末,我就被选为巴彦琥硕公社知青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特别根据我下乡劳动、工作的具体表现,1970年10月份“拥军爱民”水库峻工后,我被调到巴彦琥硕大队担任妇联主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老九”荣升的喜悦,内心深处却有种无法言状的惆怅……主要来自一些知青伙伴儿投过来的异样目光,“恭喜呀!高升了!”话语酸溜溜的,目光充满了鄙弃、嫉妒,还有些暗暗地不服。渐渐地,伙伴儿们在尽量疏远我……我咋的了?我也没有搞什么歪门邪道、踩着别人的脑瓜顶爬上去,而是靠苦干实干——我感到万分怨屈,甚至不想当这个大队的“官”,何必呢。大队书记李凤林见我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就找我谈心。他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要调整好心态,避免消极情绪伤害自己。人生最大的气度是允许别人看不起自己,但关键是自己不能小瞧了自己……李书记举一返三、句句话儿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怎么去做才能重新拉近与知青伙伴儿们的距离?正作难时我接到父亲的回信,他在信中反复告诫我:“孩子,不去计较,才是摆脱烦恼的良药!对你的知青伙伴儿,要心存爱心,爱别人才能被别人爱,切记,切记!”父亲的话儿,打开了我郁闷的心窗。于是,从那时起,我又回到知青点吃住,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谈天论地……干活还和过去一样以普通知识青年身份与伙伴们儿打成一片。同时,与伙伴们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各项活动,改变过去好吃懒做的一切不良恶习。我还充分发挥大队妇联主任的作用,组织各队的青年妇女劳力,成立了铁姑娘突击队,利用闲余时间主动清理村落的环境卫生,有时还帮助生产队的“老五保”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使老人们感到集体的温暖。是的,知青生活有苦也有甜,抛开自己为别人,永远是苦中有甜,再苦也甜。实践使我懂得: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不付出绝对没有回报的道理。靠自己辛勤努力,就能获得进步;而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又能深入地改造人生观。“玉不琢不成器”,修改自己,就像敲打燧石,在敲打中才能不断塑造和完善。我很喜欢冰心女说过的一句话:“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美丽。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细雨”。如果遭遇挫折,仍然以奋斗的英姿与之抗争,这样的人生是辉煌的。
总的来说,在知青阶段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痛苦和欢笑,荆棘和泪水,挑战和机遇,鲜花和掌声……执着,不言败,永不放弃,这是很多成功人士的座右铭。假如没有爱迪生的永不放弃,就不会有今天的灯火通明;没有司马迁的永不放弃,就不会看到鸿篇巨著《史记》。放弃者绝不会成功,成功者绝不放弃。
人生有许多胜利的欢笑,有许多荣誉的鲜花。1971年3月17日,是我终生牢记的日子。那天,春寒散去,阳光格外灿烂,天气分外和煦。在大队部一面鲜艳的党旗面前,我眼里噙着泪花,半握拳头,举起右手,在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凤林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从今天起,生命不再是一个人独有,我已是党组织的人了!
入党以后,我更加勤奋地工作、奋斗。蒙古族谚语说得好:雾霾再浓,埋不没展翅高飞的雄鹰;严冬再寒,改变不了苍松翠柏的颜色。1972年初春,我被调到巴彦琥硕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按照知青伙伴们的话说“我又升了一格,成了公社领导。”任职那天,我的心情又激动又喜悦,拿着调令纸的手在颤抖,眼前渐渐地变得湿润了。感谢党组织和乡亲们对我的培养教育,才使我……一种感恩和感激无法用语言说清,那份心底的丝丝缕缕的情愫,在心头悄悄弥漫开来……是的,知青的短短三年,留给我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无奈和太多的困惑。但无论如何, 都这样匆匆走过……过去的知青生涯,无所谓收获和失去,但自己的内心却充盈得满满的。这次走向公社领导岗位可以说是自己年轻生命趋向成熟的开始,是青春无悔选择的一次加重,更是农村工作新的起步……任职之时,使我在茫茫的插队生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新绿。我知道,党组织在呼唤我们这批经受磨炼的知青们,去接过老一辈手中的接力棒,义无返顾地在今后的革命征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调到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对我进行传、帮、带,扶上马,送一程。公社党委书记高文喜,是位工农干部,待人纯朴热情,亲自带着我走遍公社的山山水水、各队各户,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做好农村工作。我也随手带个小本本,边听边记,每个季节抓什么、抓的过程中应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老书记言传身教,对我以后做好农村工作启示很大。
1974年,我父亲被邀请参加了北京知青慰问团,来到了我生活成长的大草原,见到我就说,长大了,成熟了!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党组织的关怀下,1975年1月25日我和驻军团部作训参谋陈信群结为伉俪。婚后,我们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地方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比翼双飞。从那时起,我就清楚:一旦从事政务,那么你的工作就再也无定数。当时,有句时髦的话叫作“共产党员是块砖,哪儿需要往哪搬”。1975年3月至1977年11月调任巴林右旗团委书记;1977年11月至1978年6月任大板二中副校长;1978年6月至1979年9月任巴林右旗委政工科科长;1977年9月至1983年11月任巴林右旗妇联副主席;1983年11月份我作为随军家属又重调回巴彦琥硕公社,爱人在当地驻军任参谋长,我任公社粮站副主任之职。一直在乡镇工作到1984年11月份为止,结束了长达16年在巴林草原下乡和基层工作的生涯,开始办理回京的调动手续……
忆往昔,漫长的岁月,使我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奥斯托洛夫斯基的一段名言,来结束“上山下乡、基层锻炼”这一话题吧!“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因碌碌无为而懊恨,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惭愧”。
回城后,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刚回来没有住房,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的小柴房里。有过下乡的吃苦底子,这点困难算个啥。上班离家30多里地,每天骑车或挤公交车上班,两头见不到太阳。另外,又赶上公务员过渡。三天两头考试,又是工作,又是复习,还要照顾上学的孩子,真是忙的脚打后脑勺,累的不亦乐乎。正是因为有了下乡的经历,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北京,人才济济,竞争十分激烈。一个知青要想站稳脚跟,就得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
由于我在区人事局勤奋工作,发挥在农村学到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好风范,团结同志们一道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助人为乐,在同事和领导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1990年4月至1992年4月被调任丰台区直属机关党委组织科科长;1992年4月至1996年5月又重调回丰台区人事局任干部科科长。还有一件事儿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96年过了春节一上班,上面分配给人事局一个升任副处的指标,局里符合条件的有好几个人。我当时正科的时间短,也年轻,没有另几位有经验、资格老。若按论资排辈,根本没有我的份儿,我想也没敢想!可出乎意外,局领导并没有按常规去论资排辈,而是确定几个候选人交给全局职工干部投票推选。最后选举结果一公布,我比其他同志多出2票,晋升为副处级调研员。
从下乡至今一路走来,我所取得的这些进步都与下乡时的磨练分不开,正应了中组二队刘队长离别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闺女,你记住,你们知青在农村啥事儿没遇到过,以后回到北京,有下乡这几年垫底,不管遇到啥事,你都会应付的!”回想起我走过的路,还有前前后后每一次破解难关,都应验了老队长的话语,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下乡锻炼的路没有白走……
我退休后,才真正卸下肩上的担子,安度晚年,照看孙子,享受天伦之乐。这些天看了《知青》这部电视连续剧,我似乎又回到了下乡插队的中组生产队,隐隐地望见远处的田野、炊烟、浮云,还有一畦畦黄瓜、豆角、西红柿等新鲜蔬菜,郁郁葱葱,别有洞天。有时候梦里还常常想起草原的人情、草原的往事,草原天上的蓝天白云,草原地上绿油油的庄稼………
知青点的树木一年一年地长高了、长粗了,我也一天一天地渐渐变衰了、变老了,可是什么都可以遗忘,唯有终生忘不了是巴林草原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人生就是匆匆过客,能够留下一些让人到老时都值得回味儿和记忆的东西,那便是宝贵的财富,依然会时时荡起生命的火花。(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我们几口子送老爷子回到家,见婆婆不太高兴,我也觉着待着没劲,我说:“咱回家吧?”孙明春不爱走。“不走你就在这,我们娘仨回家,你在这吧。”
我们娘仨走了,为啥是娘三个呢?我大儿子亮子没在家,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他山东奶奶来看他,说爷爷也特别想亮子,想看看亮子,但是他有高血压的毛病,不便出门,奶奶说让亮子跟她去,待一个假期,开学再送回来,他奶奶已经回山东了,他侄来把他接走的,我问亮子:“愿意和奶奶去吗?”亮子说:“愿意。”
“走了,想妈妈不?”
儿子说:“开学就回来了。”
我看他爱去,我也不能太自私,爷爷想孙子,我不让见,是不是有点不尽人情?孩子愿意去,就让他出去玩玩吧!我要是不让他走,他会不高兴的,就这样,我这开了绿灯,放行了。老太太来一次也是不容易,小脚,还找一个当家子的叔伯孙子陪他来的,二十七八岁,他叫陈占忠。
我和占忠说:“你弟弟回来的时候,占忠啊,你再受趟累送你弟弟回来,就别让你老奶奶跟着了,她小脚,走路怪累的,你送你弟弟回来,你来回车票我给报销,你给你弟弟买的车票钱我也给你,来回花销我全给报销。”
陈占忠说:“行,婶子,你放心,我弟弟回来时我送他回来”就这样说好的,我才让我儿子跟他们走的,可是早已经开学了,他们也没把他送回来,我一直在惦记着我儿子。家里就这两个孩子了,我们娘仨出了老的家,就往回走,刚到前街,孙明春就追上我们了,我说:“你咋不待了,也回来了?”他说:“这老太太事太多了,我一听她唠叨,我也赶紧走。”我问他:“你妈唠叨啥?”
他说:“耳不听心不烦,快走回家睡觉去。”
我说:“你们爷仨睡吧,我得干活,我今天做了三顿麻烦饭,挑这几家的水,又给老爷子洗衣服,洗了好几遍才洗干净,就你爸那脚丫子用两盆热水才洗净,你说老爷子那卫生怎么就没人管呢?一帮懒蛋!”
我今天耽误的毛活也没织多少,我一天的任务是三两线,才织一两,我得把那二两补上,说着话走到家了。我让他们爷仨睡觉,我把矮腿的吃饭桌子放在地上,上面铺个小被,我往上面一坐,地上放个盆,把线团放在盆里,靠着厨子挺得劲的,织吧!我那时特能熬夜,一直织到下半夜两点钟,织完二两线,上炕往那一躺就睡着了,一觉睡到五点半,醒了,起来又织,又织两钟头,一团线剩个小芯,我放下活,开始做早饭,这边的风俗是不做早上饭的,有钱的,条件好的一早晨都去买早点、烧饼、油条、豆浆啥的,条件不好的呢,没那么多钱,就不买,谁饿谁就啃块凉窝头,不饿就等中午再吃,我刚一来这时,他们家天天早上不是买,就是做,一天三顿饭应时应晌的,觉得这块的日子还真行,挺好的,等过完年,让孙明春和我回盘锦搬家去,再回来可不是她了,和老的在一起吃一个来月的饭,饿的我胃口疼,孙明春他妈天天买要饭的窝窝头,一角四分一斤,一天买十斤,中午五斤,晚上五斤,剩下的,明早晨谁饿谁吃,不吃拉到,他妈买来的窝头,百花齐放,有黑巴黢溜、有黄的、有白的、有大的、有小的、有揑的薄的、也有揑的厚的,买一簸箕,让我熥。是都知道,要饭的东西能干净吗?我闲脏,我一口都不吃,我就一顿喝两碗稀稀的苞米面粥,天天饿的我,前腔贴后腔,晚上半夜把我给饿哭了!我央求孙明春:“放我一条生路吧,让我回盘锦吧,你愿意跟着就跟着,不愿意跟着就拉倒,反正我是不在这了。”
孙明春第二天就找房前头姜家那两个婶子,和他父母说,让我们单过,说我老的过的那日子,尽买要饭的卖的那窝头,秀舫不吃,饿的受不了啦,秀舫要走,这那两个婶子说了,老的一听这才让我们单过,老的光把他的大儿子给我了,其余的啥什么也没给,没给一根筷子,没给一粒粮食,孙明春和小队借了五十斤苞米,回来簸簸,推了面子,我自已蒸窝头,算是吃饱饭了,又过十多天,我那大米邮到了,我是在火车站邮的慢件,这才到,别看他妈对我那么抠,我可不好意思学她那么抠,邮来200斤大米,还有其它的锅碗盆勺啥的,大米一家一百斤,他老的、弟弟们都乐了,我住仅西头那一间没门子的房子,住了两个月,房前头那个老婶子家扒老房子,扒下来的旧门子,我婆婆告诉我说,你上房前头姜老伯家问问,他那旧门子多少钱?你买下来。我就去问去了,老伯说:“25元。”
我说:“老伯,我一下给您25元没有,我分两次,三次的给行吗?”
老伯说:“行,一回五元、五元的也行。”
我说:“行,谢谢老伯。”
我回来让孙明春去搬回来,孙明春把那个门子给按上了。
那个门子钱,婆婆说:“把钱给我吧,我去给他们。”
我说“行。”
我给婆婆十五元,过了一段时间,孙明春又给我十元,我想这十元全给姜老伯吧,账就清了,自己少花点。我去找婆婆,想把这十元给婆婆,让婆婆去给姜老伯送去,婆婆又斗牌去了没在家,我想我去给吧,不用婆婆了,这个姜老伯的老伴,是当街的姑奶子,大伙都管她叫老姑,我也叫她老姑,老姑在面条房压面条,推磨,麦子、苞米都推,在磨房里有三个人干活有老姑、姜家婶子、杨家婶子,我把钱送磨房去,那两人可以是证人,我就去磨房了,正好这三个人都在,还不忙,我和两个婶子打过招乎后,我说:“老姑,我给您送买您那木门钱,我已给十五了,再给您这十元,咱就清了,对不对?”老姑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说“老姑,我把那十五元给我婆婆了,她没给您?”
老姑说:“没给。”
我说“那咋办?”
老姑说:“你甭管了,没你事啦,以后我等她,我看她啥时给我!”
我就回来了,一直到我搬走了,奶奶手那十五元钱也没给人家,老姑去找我婆婆去了。
老姑说:“秀舫搬走了,门子钱还没给够呢。”
我婆婆说:“她还差你多少钱?”
老姑说:“差十五。”
婆婆正赶上兜里有钱,说:“我替她给你那十五。”
老姑说:“你抠的连门都没有,还替儿媳妇还账?是你替她出十五?还是人家秀舫把那十五给你了?”她不说话了,她不知道该咋说了。老姑说“秀舫半年前就把那十元给我了,过后她问我四、五回,一看到我秀舫就问‘老姑,那十五钱,我妈给你没?’我说‘没有。’那孩子就像有负担似的,你这个老家伙倒沉住气!”这个老姑说话嘴文明!不带脏字。
这一大早,是让我又回忆起这些往事,自已刚一做饭吃时,每天早晨这顿饭,是哭笑不得,每天早是烩窝头,看爷爷吃窝头,把窝头切开,撒点盐面,再烩上那么吃,我就给公公端过一碗热乎的烩饼子汤,那个年青的就拿个碗,过来问:“大嫂子,还有没?给我一碗喝呗!”嘴是这么问着,已经动手盛上了,没有肃静吃顿饭的时候,现在好了,每天早晨,不管做什么,除了给大姑再盛一碗外,没人跟着抢了。(待续)
 
                       弹起我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背着口粮回家过年
(一本下乡笔记引起的回忆)
近几天我翻检书箱,偶尔翻出来我在下乡时候的一本笔记本,是从1970年元月开始记的。看了看,挺有意思。好几十年了,读起来觉得当时的那些语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几乎全是一些豪言壮语,套话、大话。
 
(我1970年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是我模仿雷锋体写的)
我给你来一段,你品品。这是我在1970年1月4日写的一篇日记。
“我们青年的豪言壮语是:宁可离开父母一生一世,也绝不离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分一秒。春节不回城,在整建党运动中再立新功。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血流尽,汗淌干,打不胜农业翻身仗绝不下战场!”
“我们的豪言壮语要靠实践来实现,我们的前途光明,道路不平坦,困难、挫折一定不少。但是,困难能检验出知难而进的英雄,还是谈虎色变的懦夫,我们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清除一切障碍、绊脚石,定教羊草沟换新天!”
那时候都不知道这些语言是哪儿来的,好像就存在脑袋里,基本上是信手拈来,不费什么劲儿。说句实在的,我还真的差一些,表现的还不是那么积极。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还不是青年点的领导,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下乡青年,都成了这样。你想想,那些当头头的会是什么样?基本上就是红得发紫,满口就是这些东西,比我整得溜。
溜可是溜,但有一件事儿必须归我管,那就是回家探亲必须找我,由我给他们计算回家的天数和要带的口粮。为什么,我是伙食长呗!
就在我的这本笔记上,还记着我们的粮食账,谁回家带多少粮票,都记得清清楚楚,细细看来,还挺有意思,给大伙叨咕叨咕。
我们下乡的时候大致每年只能回一次家,也就是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回去和家人团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在家过完年,快要到开犁种地的时候再回来,在家里要待上两个来月。
特殊情况有过,比如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农村过的。那时候不知道是全国哪个县的王八蛋提出“春节不回城,就地闹革命”的倡议,立刻就得到了全国青年点的响应,那一年的春节就是在农村过的,那叫一个想家。后来也可能看到东北的农村一入冬确实没什么活可干,也就“因地制宜”了。春节还是都放假回家过年吧,省得队里操心,耽误农民“猫冬”,耍钱,看小牌儿。还是放假回去,谁都消停。
冬天的活,顶多也就是倒一倒粪堆。从东边倒到西边,过两天再倒过来。连老农都说,纯粹浪费工分。再不就是给牲口铡草,一个人续草,一个人按铡刀,把草铡成一寸多长,用笸箩收到装草的仓房里去,本来就用不了多少人,青年就别跟我们争工分了。大伙嘴上不说,都明白咋回事,还是回去过年吧。“回去吧,看看爹妈,过个团圆年!”队领导发话了。
要回家就要自带粮食,带粮食就得我去办。带粮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带粮食,可以带玉米,高粱米。另一种就是带粮票,要把粮食换成粮票。谁带什么要事先打招呼,计划好,有多少人带粮食,多少人带粮票,要去公社用粮食换粮票,要把毛粮磨了,带净粮回去。
往家里带粮食不容易,可不带不行,因为你的粮食关系已经不在城里了,你回到家就要吃别人的粮食份儿,你不带粮食,谁家也供不起。那时候城里大人每月27.5斤粮食,3两油。没你的粮食份,所以必须要带粮食,不带粮食,带粮票也行。再一个城里的粮食都是陈粮,我们带回去的都是新粮,吃起来味道不一样。新苞米面烙出的大饼子,蒸出的发糕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没吃过,只有我们才有这个口福。可惜我们天天吃,整得一看就返酸水。
带粮食真的不容易,青年点一起行动回城,队里给派马车,每个人都得百十多斤。除了两个多月的口粮外,还有自己买的干豆腐、粘豆包、猪肉。大大小小好几个口袋。我现在都在纳闷儿,你说那时候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好几百里地,竟然能把百十斤的粮食从羊草沟整回抚顺的家里,现在就是白给我也整不动啊!真是想都不敢想。太能耐啦!
九十多里地,一路上冻得嘶嘶哈哈,脚冻得像猫咬。到了锦州站,一卸车,堆得好似一座小山。车站检票的好像对下乡的青年挺宽容,咋咋呼呼地喊一下,“行李别超重啊,超重罚款!”也没人很认真地检查。我们也假装轻松地提起口袋、旅行袋过检票口,不能整得吭哧瘪肚地挺费力的样子。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像小偷一样,生怕有人查问。检票时,你帮我,我帮你,主要是男生帮女生,连背带扛,男生倒腾,女生看堆儿。上车的时候,先上去几个,拉开窗户,往上递。行李架上,座椅下面,都是我们的东西。
只要上了车,就成功了一半儿,几个小时就到了抚顺南站(有车直通,北京到吉林的,就是现在的95次,那时候叫71次),那就是到了家。抚顺站务的很少管行李超重的,也管不住,东西两边全都能出去,为了安全起见,根本不走出站口。
春节这次回家绝大部分都要买票,怕出麻烦。平时回家很少有人买票,尽管锦州到抚顺才3.9元。要知道,我们每天才挣0.27元,有的一天才挣一张邮票钱(八分)。回一趟家,车票钱是我们三个月的工钱哪,谁买得起。
有时候没赶上到抚顺的车,只好坐到沈阳下车,再倒车,有些麻烦。沈阳站检查挺严,行李超重一律罚款,必须补缴超重的钱。有时候就得从沈阳南站的东西两洞桥出去,背背扛扛,累得屁滚尿流,惊魂未定,生怕有人追来。回一趟家,就像做贼一样,为了省几个钱,吓怕了,累屁了。
有一次我们在沈阳站被扣住了,非要罚款。可我们身上真的没钱,在站务室里,好几十个抚顺的青年,一个个谁都不吱声,女生就是假声假气地哭,男生就是个唱歌:“我站在高尔山上,遥望着我的故乡。浑河的水啊,缓缓的流淌,滚滚地流向远方。……。”已经出站的抚顺青年也在站务室外头唱,歌声一片。唱着唱着,真的动了情。委屈、孤独、想家、劳累、恐惧、反抗各种情绪交织,哭声、歌声汇在一起,声势浩大,情绪激动,几乎要发生肢体冲突。车站怕酿出大祸,只好放行。有的站务员、警察还帮助女生扛行李到开往抚顺的站台上。
不是我们逃票,想占国家的便宜,实在是没有钱哪,下乡的孩子容易吗?但那时候好像铁路、公安等各部门对此现象还可容忍,是不是谁家都有下乡的孩子,谁家都有这种情况呢?不得而知,反正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真正认真的很少。(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断地动脑筋想办法,反复的讨论研究,最后摸索出“计件小包工”的办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用现在的话说,算是一项改革)评工记分建立工帐,工帐采用发工票和书面记账相结合的方法。干活之前民主规定活的标准,质量,完成时间,工分多少?即四定。如割地,根据庄稼稀、厚,收割难易程度规定一亩多少分?承包的社员按规定完成后报组长,经检查合乎标准,当即发给工票,然后再书面记到账上。10天一收工票,再换取一张总条,月底结账时双方对账无误即可。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每天评工记分的麻烦,另一方面打消了社员之间相互怀疑的顾虑,克服了因评工分闹意见现象的发生,少了牢骚,没了怨气。更重要的是启发了劳动的积极性。自实行“计件小包”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下地干活。如稍谷子,扒棒子时,不少妇女都不回家做晌午饭,为的是多挣一些工分。饲养员,大车老板子都按定额计工。大家都说,按件包工合理。
收益分配
土地按照土质好坏,土地远近,常年产量,评定等级入股分红。各社的分配办法不尽相同。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按常年产量,扣除投资,劳力、畜力等费用后的纯收入来进行分配;第二种是土地定级入股,比例分红,扣除投资及各项开支,所剩纯收入的40%归土地分配;50%归劳力分配;5%作为公积金和公益金。
分红均以小米牌价为标准,各种粮食折合计算。(当时粮食为每斤八分钱)用市秤分粮,(一斤为16两)其他有分红问题均按社章规定执行。遇有新问题由社委会研究意见,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后执行。民主制定了分红紀律,(1)一种粮食需用多者,由各户自行交换,社内不负责调剂,社员不得难为社里;(2)好坏平均,不得挑肥拣瘦,(3)账目结算清楚,公布无误后,编号排队,按户分粮,不得抢先无理;(4)民主选出,过秤人,专职负责过秤。并受大伙监督,以求公平。
耕畜、农具作价归社。有专门饲养员,牲口所用草料,按地亩数平均摊齐,多者找回,少者补齐。
合作社提取出公积金,3%,用于购买耕畜、农具以及扩大生产;公益金1%,用于军烈属五保户。
公粮由社里统一上交。
财务管理,
民主选出财务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理财,大家办社”财务批准权限:5元以下由社长批准;五元以上由财管会批准;大项开支须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后执行;账目做到日清月结,每月向社员大会报告财务收支情况一次。
民主管理,
社委会规定了劳动纪律:一,不迟到不早退;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干私活不得妨碍社里生产;三,服从领导听从安排,爱护公共财物,有事不能参加社里劳动,执行请假制度;以上各条违反者,轻者批评教育,扣分罚钱,特别严重者开除出社。
社内规定了耕畜、农具使用管理办法:一,全社耕畜分归各作业组固定使用,不得私拉乱用;二,各组指派饲养员专职负责饲养,实行四定制(定草,定料,定时,定次)非特殊原因,许肥不许瘦,人为造成死亡的,由直接负责人赔偿;每个组固定一头驴或一头骡推碾子拉磨,不得挤占农业生产耕畜;四,各组制定专人负责保管农具,不得私拿乱用,使用后按时交接;这些措施经过一段试行后,大家都说:这样的民主管理法,社没有办不好的。
第四阶段,划分生产组,搭配土地,建社总结。
1955年春,白音套海四区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区建社任务。随后,区委,区政府召开两级干部会议,(区干部和各合作社社长)安排部署春耕生产任务。至此,四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告一段落。
合作社初显优越性,
初级社由于实行土地入股分红,统一经营管理,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的优越性,比互助组更为突出。从实践中看,尽管初级社还处在试办阶段,但促进生产的作用很快显示出来,主要表现在:
由于初级社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克服了互助组分散经营,条块分割,一家一户种植计划的弊端,能够因地制宜地安排种植,挖掘耕地潜力,增加产量。如:繁荣初级社,在试办的第一年,试行“连片丰产”种植,粮食产量比互助组提高了10%左右,初级社由于统一使用耕畜、农具和劳动力,能够较好地合理安排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比如五星初级社(原敖包营子,社长于万财)在夏田管理中,他带领全社男女劳力,开挖兴修水渠二道,扩大水浇地70余亩,当年获得丰收。
初级社由于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启发了群众学习科学管理,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的热情。四区农业技术员尤佩,经常到大兴组织合作社的社员,利用田间地头,或以会代训的方式,讲解农业技术,传播农业科普知识。四区政府还从各合作社选派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到旗里参加培训。学习种子改良,作物管理,轮作密植,防治病虫等技术,经过培训学习的农民成为社里的农业技术员,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如利民初级社(天合龙村,社长韩广财)在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对种子进行拌种,玉米、谷子合理密植,使粮食产量提高了15%。
初级社农民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是土地经营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由合作社集体统一行使,农民还拥有土地的处置权,退社时可以要求退回其入社时带来的土地,这样既保留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又更好的发挥了土地集中经营的优越性。
农业合作化是一个新事物,前人没有办过,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寻,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再加之试办中,领导者头脑发热,急躁冒进,贪多求快,导致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但是,合作化的成果应该肯定,合作化的大方向和基本思路,即坚持发展合作经济,把广大农民逐步引导上集体化的道路,把落后的分散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社会化的农业是正确的。
高级社与管理区
高级社的形成及产生过程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特点是实行土地入股,集体劳动,统一经营。与农业互助组相比,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所以,被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这种性质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当时的农民觉悟程度和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初级社的发展已被人为地加速了。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取消土地分红,甚至连农民私有牲畜、农具也通过折价,归合作社所有,被称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从当时情况分析,初级社刚刚建立,其优越性还远远没发挥出来,而中央决策层过早提出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并把这种过渡持慎重态度的同志,斥责为“小脚女人,右倾”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在这种要求过急的气氛中,农业合作化形成了异乎寻常、迅猛发展的浪潮。从大兴的实际情况看,初级社刚刚试办一年,还没来得及总结推广,就在1955年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大兴的9个自然村全部建起了初级社有的农户头一天还是单干户,一夜之间变成了初级社的社员。
毛泽东曾预计要经过大概“二三十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农村仅仅用了几年就算完成了。应该说1955年春以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总体是积极的稳步和健康的,农民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初级社80%以上都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而且呈现出初级社优于互助组,互助组优于单干户的局面,初步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1955年夏,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发生了分歧。7月31日,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指责。1955年10月,在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再次批判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使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由于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急躁冒进的错误有了很大滋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1955年春夏起,在农村出现了合作化高潮。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号召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或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在全国迅速掀起大办高级社的热潮。1955年底,翁牛特旗蒙古族自治旗拟定了《关于试办农业高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意见》旗委发出了大办高级业生产合作社的号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四区党委积极做好转向高级社的工作。
1955年冬,四区政府曹区长,副区长邱万仓来到大兴,召开两个村党支部书记,9个初级社社长以及党员、民兵、青年、妇女和积极分子座谈会,传达中央《决议》和旗委《意见》精神,了解群众对办高级社的认识及各种思想反映。在党内与党外,各阶层中,充分讲解、宣传办高级社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步骤。人们并没有太大的反映,似乎还有些抵触。
其实,一开始父亲就有些担心,担心人们转不过弯来,担心群众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曹区长和邱区长来到大兴的当天晚上就住在我家,他俩和父亲整整唠了一个通宵。这倒不是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而是商量如何 把大兴的转社工作顺利进行下去。曹区长对父亲说:庆福,你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们都有同感。但咱们都是党员,是做群众工作的,一定要按党的要求去做。父亲表示:请二位领导放心,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我没二话,就是再难,我也带领群众跟党走到底。
经过两天耐心细致的宣传,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出现了如下几种思想动态:
思想通的。有两种人:一是党团员,积极分子骨干,这些人思想觉悟相对高一些,前途方向比较明确。经过思想工作,在组织纪律的约束一下,能和党组织保持一致,能认识到只有跟党走,才能摆脱贫困,因而工作起来比较积极,思想通的第二种人是贫雇农、劳动模范。如老劳模单福。解放前,他家的日子穷得叮当响,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他说:“走毛主席指给的路没错,他领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日子才能过得更好”!雇农裴罗锅子,听说要转高级社,二话不说,举双手赞成。他说:“别说共产党要地了,就是要命我也给,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翻了身,我这条命早没了”。听了老劳模,贫雇农的话,曹、邱二位区长为之动容、动情:“多好的农民啊”!
随大流的是多数。主要是富裕中农和相对较好的下中农、贫农,这部分人有的地多;有的劳力多;会经营,懂管理,能过日子。他们说:反正肉烂在锅里,不在这个社就在那个社,怎么着我也不怕;有的孤寡老弱无劳力户,他们认为:出社不够吃,入社也不够用;反正共产党不叫饿着人?办啥社我也没意见。
口是心非的。有的社员心里转不过弯,多有不通。但嘴上也说通,他说:3咱是老社员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怎么着也不能掉队,家里虽然没地了今后多干几个劳动日不就有了吗?
坚决反对的。虽然是小部分入,但能量却挺大。这些人对转高级社意见特别大。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像李二倔子,社里要在他的地边上拉积肥土,他横在那里不让拉。说:你要啥我都给,拉牛拉马我也让,就是不能动我的地!谁要动我的地我跟他拼命?
根据各地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四区区委提出转向高级社工作的意见:先合并,后发展。(先搭台,后唱戏)也就是先把高级社的架子搭起来,再做工作,再求发展。曹区长在有党员,村干部,民兵、青年、妇女、积极分子和9个初级社群众代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了区委的决定,一,以繁荣初级社为基础,将大兴现有的9个初级社合并在一起,成立“繁荣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二,成立繁荣高级社党支部,王起(河北双合兴赵家围子人,解放后来到大兴,土改时中共党员。因本人嘴大好说,所以,人们都称他王大嘴)任党支部书记;王庆福担任高级社社长;崔喜东,英瑞莲(女)担任高级社副社长;领导要到位,先开展工作,再择机进行群众选举,组成社委会;三,继续做好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特别是对土地问题,应采取谨慎态度,向社员只讲明取消土地分红,不强调土地归公。(这也许是当时党的一种策略或工作方法吧,因为农民靠地吃饭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繁荣高级社建起后,在工作队的主持下,第一步就是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为高级社集体所有。这是高级社起初面临春耕生产关键所在,而且土地上的附属物,如渠、井、坝、水车等农业基础设施,在转为高级社时均不付给报酬。
对于土地归公,取消土地报酬,在高级社成立之前,由于经过广泛的宣传,农民已经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成为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于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来说,刚刚分得土地没几年,还没在自己的土地上捂热乎,政府就要将土地征收回,当然是不情愿的,但政府让你交你是不能不交的。父亲曾跟我说,当时大兴村的百姓将土地证拱手上交时,虽然没有发生当面对抗事件,但很多人都是眼里含着泪上交的。有的老农蹲在地上“呜呜”的哭,手里攥着土地证迟迟不交?李二倔子这些火气大的农民实在憋不住了,在一边直跺脚,嘴上骂骂咧咧。这个时候,工作队是不敢上前做工作的,因为他们一说话,火就会立刻被点燃,指不定要发生什么事。
这种场合,只有父亲说话好使,他来到李二倔子跟前说:二侄子,交了吧?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憋屈,可是没法子,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再者说,这是你“恩人”人让你办的事,你能不办吗?二倔子愣了一下,问:谁?共产党!父亲回答他。二倔子没话了,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土地是共产党给的,但他还是犹豫着不肯交。看着围着的一大帮人,父亲心想:李二倔子的工作要是做不下来,会直接影响到全村,这回他也急了,虽然父亲极少发怒。他对着二倔子大声的说:二倔子!我就问你一句话:这地是谁给你的?共产党给的,二倔子回说。既然是共产党给你的,共产党能给你同样也能收回来,共产党不是为了你一个人,而是为全中国的老百姓,要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你明白不?今天你是交是不交?不交!好,你的土地证不收了,但你的土地一分不许差的交给社里。父亲越说越强硬,二倔子没招了,他平时最听父亲的,也最怕父亲。
李二倔子,大段老地户。日本投降时,他和大段人一起截击过日本兵,抢过日伪的“配济所”。解放后,在父亲跟前,从互助组干到初级社。他为人正直,豪爽,仗义;好打抱不平;看不得有人受欺负,有人挨饿受冻;经常出手相帮。在大兴村二倔子最佩服的人就是父亲,平时他总是听父亲的,也最怕父亲,只有父亲能降住他了。但他从来没见父亲向他发这么大的火,今天,二倔子觉得自己也有点不仗义了,心里又委屈。他上去抱住父亲的胳膊说:老叔!你打我骂我都行,我就是心里憋得慌,想不明白?这是咋啦!二倔子说着说着,扯开大嗓子“嗷嗷”的哭上了。面对日本兵的大枪、刺刀,脸不惊,心不跳的二倔子,在自己人的面前放开了悲声,父亲很揪心!他拍拍二倔子的肩膀说:行啦,多没出息!以后要是真穷了老叔赔你。其实父亲说的也是违心话,他不能预测高级社将来会怎么样?一个人穷了,也许他赔得起;全社好几百口子人,他能赔得起吗?可眼下只能这样做工作。
二倔子虽然脾气不好,但通情达理。他擦了两把眼泪,来到工作组面前,把怀里的土地证掏出来扔在桌子上,气呼呼地扬长而去。二倔子交了土地证,其他等待的、观望的都交了土地证。我无法评说二倔子的行为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农民的意识里,土改后分得的土地,就是我家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由此,农民交出土地是迫于无奈。“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接下来就是对耕牛(包括家养的公牛、母牛、小牛)耕马(包括家养的公马、母马、小马)家畜(包括驴、骡、羊等,除了猪鸡鸭鹅狗外)农具,进行断价(折价)入社。这些生产资料处理起来相对简单些,因为农民已经没有土地了,耕畜、农具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所以处理起来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断价高低与还款期限长短,当时旗委、政府规定的政策是:
耕牛:1.初级社已经作价收买的耕牛,全部按照原来预定的价款交给高级社集体所有。价款没有付清的,应该由原社,按原规定的办法继续付清;初级社合并为高级后,各个社的耕牛、农具只要相差不大,一般不再变动;社员私养的公牛母牛小牛,应当根据合作社发展生产的需要,采取作价收买的办法。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价格由合作社按照当时当地时价民主议定,除抵交本户应提取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外,多余部分应在3年内,最多不超过5年内付清,没有付清部分由社按照国家贷款利率,从公积金中支付利息;原有初级社实行私有公租的耕牛,应按时价作价转为集体所有;在处理耕牛问题的时候,必须教育社员使其懂得,耕畜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动力;全面安排和妥善保护母牛和幼牛;为了奖励繁殖,对于母牛和幼牛的评价不得压低;对于工作能力不强的老牛和弱牛,合作社亦应按照合理价格,作价收买归社,不得排斥。
农具,一,社员的大农具,如犁、耙等,一般可以合理作价转入集体所有;但不经常使用的农具,如风车、溜轴等,也可以暂时采用私有公租的办法;二,生产中常用的小农具,如镰刀、锄头等,由社员自备自修,有的贫困社员自备确有困难,社里应帮助解决;三,社员私有的大型副业工具和设备,如油坊,粉坊,豆腐坊等,一般作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如果社里暂时付款有困难,也可采取私有公租的办法,以后再逐渐转为合作社公有。
(118)上述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虽然给于高级社很大的机动权,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出现许多偏差。主要是:价格偏向问题,掌控不平衡,或偏高或压价(人为因素)由于社内没有现金支付社员的断价款,因此,社干部大多存在压等压价心里,这种人为因素使得很多社员对高级产生了离心倾向。
高级社是由几个初级社合并组成。土地、耕畜、农具等归公后,一些复杂的经济问题就出来了:老社与新社;(指初级社时)老社员与新社员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的矛盾也同时暴露出来。尽管社干部不在为安排农活,计算土地、劳力、分配比例而发愁,但新问题的产生,足以让他们比以前更为头疼。其主要是:一,合并到高级社前,各初级社之间存在着生产条件的差异;贫社与富社之间经济收入的悬殊;但却以高级社为统一核算单位,这样贫富不同的初级社一下就扯平了。干得好的富社吃了亏,干部失去了组织生产的积极性,而贫社占便宜,干部有了依赖性,等着吃现成的;二,干部如此,那么农民又怎么样呢?因为高级社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土地报酬已被全部取消,大家都凭劳动工分吃饭。这样,土地多投入多的富裕户的经济收入明显减少;他们的生产经验不被重视,投入的智慧也不能获得收入,因而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三,老社扣留社员收入偿还问题。如繁荣初级社1955年扣留17户社员收入561元,平均每户33元,最多的五六十元,最少得十几元,这笔扣留款主要是用于生产开支了。由于转成了高级社,归了大堆,出现了不平衡;这不仅老社员不满意,也直接影响了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说:多了也是扯淡,横竖都拿不回。四,高级社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影响生产对积极因素的发挥。如种植计划,全由社里制定,使生产队难以灵活地安排作物种植,所有副业都集中归社经营,一切财务开支,都经社批准;这样,生产队不能主动发展副业生产,财务管理缺乏责任感;五,干部素质差,管理能力低,随着机构扩大,社里的事务增多,有些干部出现了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现象,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日益增多;六,高级社户多,资金、财产多,在财务管理上,因缺少专业人员,基本上是由扫盲班毕业的人做财务工作,因此混乱不堪,社员往来账目不清,公布不及时,各村社员都有意见。1956年,繁荣高级社合并后的第一年,各项工作滞后,尤其是粮食生产欠收,客观上全民行动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后来改为臭虫)为了应对除四害运动,各生产队都误了不少农活,这年大兴的雨水又特别多,麦收时节,阴雨连绵,由于管理不到位,大部分场内小麦发了芽;高级社的第一年,社员就吃上发芽的小麦;大家是牢骚满腹。“屋漏又遭连阴雨”秋粮比初级社时减少了15%;这一年,虽说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打了个“败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有苦难言?失败了就要承担责任!他是社长不能逃避。父亲主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把所有责任都揽过来,愿意接受惩罚。乡亲们体谅他,没有责怪他。大伙都明白怎么回事?父亲感谢乡亲们的宽容,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来年打一个翻身仗!把丢掉的损失重新补回来。
正在这时,浙江、江苏、河北等地刮起一股退社风潮,迅速向全国扩散、蔓延。当然,大兴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潮的冲击,一些人做着拉牛退社的准备。
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好来年的春耕生产。翁牛特旗委按照上级的部署,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在各高级社内开展了“民主整社”运动,对并社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如耕牛、农具等断价过低或未按期付款;自留地没有落实或留的过少等;都尽可能进行了纠正。根据社员的要求还将小块的荒地,边角地分到户,由社员自主经营。民主整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骤起的风潮,但没有真正解决由于生产关系突变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少社员对高级社的抵触情绪并没有消除,社内的各种消极生产现象仍在继续。
对于高级社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一些省部高官,民主人士曾多次向中央高层建言:不要“一切都公有化,不是越大越好,越公越纯”可惜的是,这些人的良言善策并没有引起最高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高级社的优越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听来了一小股台风......那些说合作化不好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他断定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拥护合作社的,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给予希望。显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偏差。
1957年春,全国再次刮起退社风潮,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省农业社跨掉50%左右。针对闹退社风潮的再次发生,毛泽东决定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扭转局面。他认为,这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具体体现。因此,必须“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常说的社教运动)运动的重点是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斗争的锋芒指向动摇的富裕中农。在阶级斗争日益升级的高压政治下,当年的闹退社风潮基本被刹住。农业合作社越办越大,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高级社初期,政府允许分给社员自主经营的零星散地,包括荒地,再次被收回归农业社。至此,农村中的集体产权制度完全确立。
大兴繁荣高级社经过民主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群众情绪逐渐稳定,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开始恢复。父亲带领全社干部群众,借助整社与社教运动的东风,在区委的大力支持下,从实际出发,为群众着想,大胆改变管理方式,打破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模式,实行社队分权,两级管理;如在安排种植计划时,社只向生产队下达粮食总产量指标,而不具体规定各种粮食种植面积,给生产队自主权,让他们根据自己情况因地制宜种植作物,并随着整社、社教运动,调整了9个村的“插花地”使各村土地连片,方便了社员送粪,拉秋和耕作。
为了巩固高级社,社委会发动社员给社干部提意见,对群众提出的意见,社长给予答复。能解决的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给出说法;根据群众的意见,社里精简机构,压缩干部,把原来的15名干部减少4名,到生产队当副队长,并规定社干部每月至少劳动10天。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社里建立了清帐制度,及时向社员代表大会公布账目,经过民主协商,各项财物实行定额包干办法,超出部分由生产队或社员负责,节省下来的其中2%归舍,80%奖励生产队或社员,对爱护公共财物者,表扬奖励,被损害者罚款。
修改完善了耕畜,车辆,农具,分配使用制度,社里的耕牛,骡马等使役大畜,平均分配给生产队使用,使用年限内由各生产队保本保值;在农具保管使用上,采取大中农具由社里调配使用,小型农具由生产队和社员自备自用,农具修理费按生产队负担的耕地亩数均摊。
以上管理办法和措施,在1957年春耕生产两级干部会及社员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在会议结束时,父亲向社员代表们作保证:他郑重地说:我只一个请求,希望咱们大伙要人和心马合套,卯足了全力大干这一年,如果还是减产歉收,我王庆福情愿不当这个社长,回家和你们一起种地!父亲的几句话落地有声,表达了他破釜沉舟的决心,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知青文学.118期2018.3.5星期一)  
                                                                                                  
春耕生产会议结束后,父亲立即将社委会人员作了分工,实行社干部包队负责制。社长、副社长每人亲自抓一个生产队;其他委员也要全部下到各生产队协助队长开展工作,并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遇到问题随时随地解决处理,不拖不等不靠;每个社干部都立下军令状,如因工作失职而造成减产歉收的,甘愿受罚,不能再当社干部职务,回家“抱孩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有付出就有回报。1957年,繁荣高级社打破原有管理方式,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意愿着想,按照自己的管理办法,大胆实践,社队两级干部齐心努力,带领广大社员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积肥造肥,相信科学,应用技术,大干苦干,生产条件大大改善。老天帮忙,这年风调雨顺,夏粮秋粮均获得大丰收。
社内现金分配:总收入中,给国家缴纳税金6.5%;集体提留5.2%;社员分配62.8%;劳动日值平均1.28元,人均分配收入56.6元;粮食总产中,国家征购4.7%,集体扣留14%;社员口粮分配69.3%,人均口粮259.5公斤;在年终决算收益分配社员代表大会上,父亲问大伙:有谁要退社?我现在就批!大伙“轰”一声笑了,李二倔子站起来说:王社长,照这样干下去,你赶我走我也不走!
这一年,父亲最累。人瘦了一圈,都脱相了。母亲心疼他,奶奶更心疼老儿子。他们觉得要好好犒劳犒劳父亲,表示一下。就在分完口粮这天,用农村的最高待遇,在奶奶的主持下,大娘、二娘、母亲和表嫂,亲自动手为全家24口人,包了一顿饺子主。(主要是为父亲)大爷还弄来了“一洋棒子”(瓶子)双合兴的烧锅酒。
吃饭的时候,几乎不喝酒的大爷和二大爷也陪着父亲喝了两盅。奶奶一边往老儿子碗里夹着饺子一边说:老嘎达,多吃点。这也是专给你包的,我们大伙沾沾光。酒也要喝足,娘不拦着,今儿,大伙乐呵,是为给你庆功!儿子,这一年你没白受累,总算是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了,这下娘放心了。瞅着老儿子黑瘦黑瘦的脸膛,奶奶的眼圈又红了。一年了,全家人没有吃过像今天这样喜庆的饭了。父亲吃的特别开心,差不多一斤高粱烧都叫他一个人喝了,今天他给自己放了一回假,睡了整整半后晌。
高级社的管理方式。
按照上级要求,高级社建立了社务委员会,把全社的工作分为政治教育,农业,工业,副业,饲养,水利,文教卫生七个部分,正社长王庆福,抓全面;副社长崔喜东,主抓农业,工业,副业,英瑞莲,主管饲养,水利,文教卫生,其他委员分别配合两名副社长合抓一至二项工作,全社9个自然村设9个生产队长,队长由原来的初级社社长担任,每个生产队下设3-4个作业组。高级社制定了管理制度和分配办法:一,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秋后进行决算,全社年纯收入的65%按社员劳动工分进行分配,35%留作税金、公积金、公益金以及生产和行政开支等;公金益主要用于军烈属,五保户及集体福利事业;二,原属各初级社的耕畜、大农具,按时价归高级社统一管理使用,由社里负责在两年内按5厘利息还本付息;作价款的记账方法是:原初级社各记账,作为一个集体户头,以后新来户入社,分户单记,三,全社统一管理物资和财产,社队两级均设有仓库和保管员,对物资进行登记入册。在财务方面,对涉外经济往来,由高级社统一进行结算,社内各个生产队之间的财务联系,由会计人员互相转账;四,抽取公有化股份基金,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女劳力都要抽取。男劳力每人抽取500元,女劳力3人顶一个男劳力;抽取的股份基金全部入社,即为入股;股份基金交纳办法:可将社员断价归公的牲畜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冲抵股金。折算办法如:入社一头耕牛断价180元,(假设)本人再交现金320元,以此类推。社员因家庭困难交不出股金的,可向国家申请“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解决贫农参加合作社时筹措入社费用的困难。五,农业生产实行计划管理,给生产队一定的自主权。
大兴繁荣高级社转社一年来,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能够利用资金,集中人多力大的优势,兴修水利,平整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合作社是急速合并而成。过热的环境,失控的速度,简单化一的形式,使得合作社组织形式显然大大超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要求。过于高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带来如顶层设计者们意想中的成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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