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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20)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3/18 10:44:14     点击:128

 

                     2018.3.17星期六知青文学(120)

第三届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自贡开幕

         
                                     作者:邓科(四川)
 
2018年3月11日,第三届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暨第三届长江知青文艺汇演,在自贡第二十四届国际恐龙灯会演出中心举行开幕式和文艺汇演。12日,知青们参观了荣县吴玉章故居,自贡恐龙馆,游览了新农村“花香田园”。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代表们对千年盐都自贡的“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留下了深刻印像。
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是在2015年3月泸州知青文化交流促进会成立庆典暨泸州知青首届文化旅游养生节活动中,由宜宾知青联谊会会长王章能提出,获得重庆知青联谊会、泸州知青文化交流促进会、自贡知青文化促进会积极响应发起,并受到浙江嘉兴知青联谊会、广东高州知青联谊会、上海知青杂志社支持而创建的。第一届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于2016年3月26至28日在泸州举办;第二届于2017年3月23至24 日在广元苍溪举办;第三届在自贡举办。
第三届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以自贡彩灯公园作为整个活动主会场,以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盐史博物馆、吴玉章故居、自贡花香田园等景点为游览分会场来进行的。11日,来自辽宁、安徽、重庆、成都以及达州、大足、绵竹、内江、宜宾、泸州等地600多知青代表,白天欣赏以“锦绣中华,欢乐颂歌”为主题的130余组制作精美、静态雍容的的大中型彩灯,夜晚观看流光溢彩、火树银花的动态彩灯大世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各地知青们漫步徜徉嬉戏在这“天下第一灯”的美景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影像资料和美好难忘的记忆。
中午时分,芳草园、桃园两座酒家和自贡老干部活动馆都是满满当当的知青们,大家纷纷举杯共祝:“中国知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下午,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组委会召开了川南四城加重庆(宜宾,泸州,自贡,内江,重庆)理事长会议,会议决定第四届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暨第四届中囯长江知青文艺汇演在重庆举行!并由以上城市知青联谊会会员单位担任理事长和常务副理事长!会上,各地知青代表还对知青文化、旅游文化、养生文化进行了交流探讨。
 
 
由知青队伍600多人自成方队列阵在大舞台下的广场中,以当年知青的活动形式拉歌唱歌,唱的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都是向阳花》《我们走在大路上》《北京的金山上》《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等时代老歌,不但知青们唱,而且来观灯的游客也不少主动围拢来同唱。
7点正式亮灯,顿时满园灯火璀璨、瑰丽无比,第三届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开幕暨第三届长江知青文艺汇演闪亮登台。
自贡知青文化促进会会长郭瑞云致开幕词,他说:尊敬的各位知青朋友们,你们好!在自贡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在第二十四届国际恐龙灯会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第三届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暨第三届长江知青文艺汇演隆重开幕了。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各地知青朋友前来自贡观赏“天下第一灯”,来自贡表演你们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欢迎你们来与自贡知青大聚会,大联欢,大团圆,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同筑中国梦!
中国知青联盟常务副理事长、辽宁知青分会会长丁晓华作知青代表讲话,她说:我们知青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改天换地的决心培养了我们的革命豪情,艰难困苦的环境,造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性格,我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我们赶上了“夕阳无限好”的改革时代。我们要弘扬知青精神,继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川大学教授水利专家、老知青何昌荣作嘉宾代表发言,他说:我们现已进入“后知青时代”,我们人可以退休,但继续发挥我们的专长特长,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赤子之心不可退休,我们要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继续努力奋斗!
在上千人瞩目下,在热烈掌声中,重庆知青联盟总会会长潘正国从自贡知青文化促进会长郭瑞云手中接过“中国长江知青文化旅游节”大旗,挥手招呼:“天下知青朋友们,明年到重庆来大聚会!”
这是一场知青大聚会,也是一台知青歌舞说唱艺术大汇演,两个半钟头时间,共登台献演了24个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节目,计有:宜宾知青舞蹈《南泥湾》《情深谊长》《草原夜色美》;重庆知青男女声二重唱《一支难忘的歌》《我们这一辈》,舞蹈《蒙山茶》《当那一天来临》;内江知青舞蹈《南海姑娘》《我和我的祖国》;大足知青舞蹈《石刻情》《桃花红》;达州知青的《达州民歌联唱》;绵竹知青的舞蹈《红舞串烧》;泸州知青的歌伴舞《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等。自贡知青作为东道主热情献演了男女声二重唱《家和万事兴》,女声独唱《梨花颂》,男声独唱《大江南》,萨克斯二重奏《红河谷》,舞蹈《吉祥》《丰收舞》,双人舞《牧羊姑娘》等六七个节目。
紫薇我作为自贡知青文化促进会的顾问,参与了部分组织筹备工作和盛大的开幕式暨演出活动,几十年不解的知青情结更因现场知青热潮的感染,我心中涌出一首小诗:
天南地北聚盐都,无悔青春绘美图。
同铸中华强国梦,知青史话可传书。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4年4月14日
    昨天参加劳动修大渠。近日,在公社党委会上,同志们提出玉田皋大队“扩大院套问题没有解决,属于资本主义倾向”。我作为大队支部书记,应检讨自己,抓得不狠,不能下决心。今天召开大队支委会,传达公社同志们的批评,研究如何铲除资本主义性质的扩大院套问题。
通过决议:每间房3分地,多出的地方收归集体,组成专门班子解决这个问题。
晚上,中共翁牛特旗委常委、旗革委会副主任白音同志,旗工作队成员、宣传组黄凌云,旗卫生科傅科长,旗妇幼保健站小王,来玉田皋大队召开座谈会。公社党委书记黄珍参加并宣布旗委白主任等同志根据旗委指示精神来玉田皋帮助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作,以促进玉田皋大变快变。
                        
1974年4月15日
玉田皋大队没有下狠心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扩大院套问题引起公社、旗里领导注意。同志们说,柴春泽所在的大队,必须在大批资本主义方面做出贡献。检讨自己,是否有“老好人”思想呢?扒掉扩大的院套,群众是不满意的。可又不能任凭资本主义泛滥,怎么办?必须按上级要求办!这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上午,红山中学100多名革命师生来玉田皋大队在小学召开大会,请我去讲。感谢广大师生来玉田皋帮助搞农田建设。
晚上,在公社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旗委白主任及旗工作组成员、公社黄书记、邢士奎同志。研究内容是全公社知识青年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17号报到;18日上午开会,下午批判会;19日上午放邢燕子、侯隽等3个讲话录音,下午讲用;20日讨论;21日上午总结。
                       
1976年4月16日
上午,召开全大队各生产队长会议,公社黄书记、旗工作队同志参加。听取各生产队对于解决“大院套”问题的反映。
一队:群众对扒掉“大院套”有意见。有的说不让种可以,但别把院墙扒掉。有的硬不让扒,有的还发生争执。按每间房3分地,有十几户超出。
四队:召开社员会议,90﹪同意党支部意见,如果不制止大院套,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这是两条道路问题,60多户中有十几户超的。
五队:大院套比较多,有大院套的不同意扒掉,有的家门口是自留地,五队有14户超出的。
三队:群众说要扒就都扒,也没什么意见,提出多余部分顶自留地是否可以。
形成决议:
1.打上院墙的多出的地,同意顶自留地的可以顶自留地,不愿顶的扒掉院墙;
2.影响交通、影响盖房的一概扒掉,不允许顶自留地;
3.院内不多,但院外叠坝沿扩出来的已经种菜、打井的占地,如同意,可顶自留地,如不同意就扒掉;
4.大院套顶自留地的部分统归集体,能盖房的盖房,不能盖房的收归集体,树也收归集体;
5.院内的多一分算一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个问题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是要向资本主义进攻,我们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观念,但是怎样消灭?这里面内容就多了,防止左倾和右倾。
 
 
1974年4月17日
    昨天,大队支部副书记韩世荣提出两点:
1.党组织纳新,应抓紧时间开会,涉及到王钟;
2.大队支部工作应主动,不能只靠上级。
    旗工作队人员分工:一、二队,黄凌云、马××;三队、青年队,白主任、吴月范;一、五队,傅永生、小王。
今天,从一、二队开始按户测量扩大院套数字,一整天。参加人:我和大队支部主要负责人赵清志、孙少彬、刘海林,各队队长王秀贤、王秀林、薛建清,会计崔海峰、李玉琢。共进行了72户。每到一家,有两人拿皮尺测量,一人记录,当场算好是否超出。每个家老人、孩子都探头观看,各家各户也来一些人看!人们说法不一。这真是一次激烈的战斗,当事者在思想路线方面展开了多么激烈的公与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啊!这是一次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革命,在全大队社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批林批孔就是要联系这一实际。党支部副书记赵清志同志猛打猛冲。我是在这些老同志的带领下,在斗争中学习的,现实的斗争使我受到教育,得到锻炼,相比之下在斗争中我是有些暧昧,并不是那样坚定,是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是对自己的一次解剖。
                         
1974年4月18日
玉田皋大队一穷二白,这个“家”真难当。办电、机播都需钱,无奈给爸爸写封求援信:
敬爱的爸爸:
您好!
我回到大队半个月以来工作一直十分紧张,担子可真是够重的啊!
如何批林批孔,我们支部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困难。玉田皋如何大变快变?我们虽然在不停地战斗,但差距还是很大的。
有件事向爸爸求援,能否办到,我也不知道。我大队经济条件相当差,办电、搞机械化等需大量现款,我不想再向上伸手,实际上,上级没少支援,爸爸能否代我们借人民币500元,生产急需!秋后还上,请爸爸在可能的情况下,办到电汇来!
 
1974年4月21日
本月18日至今天,玉田皋公社召开全体知识青年大会,19日下午专门安排我讲自己下乡经历。今天上午大会总结。
1.知青代表表决心:贾英华、王玉珍、张兰英(红山水库管理局)、孙良(孤山子四队青年点)
2.王钟代表知青宣读倡议书。
3.公社党委书记黄珍总结。
4.旗委常委、旗革委会副主任白音同志讲话。
会议期间,盟里搞知青展览的全体同志来玉田皋。盟团委范凤娥和小王、盟知青办哈森同志到玉田皋。
近日,来玉田皋采访的同志还有:盟军分区宋英达,盟文化局许征学。
上面总是来人了解情况,开展宣传,可是我本人能力有限,成绩更谈不上,没有成果怎么宣传呢?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工作以来,我感触到的是自己的无知。人的知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974年4月22日
栽树之战。西河丘的130亩造林计划开始实现,用拖拉机翻地,打上墙,栽上树,防风固沙,这在玉田皋大队还是第一次。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上午,赤峰县哈拉道口中学120名师生徒步100华里来玉田皋,听我的报告,革命师生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下午参加栽树劳动。
晚上,开干部会后又开党支部会,12点结束。果真,零点以前算白天。
旗工作队黄凌云同志向旗委写了一份长期在玉田皋工作的申请书,使我很受感动,不管能否成为现实,其精神鼓舞着我战斗!战斗!“凌云同志有壮志!”(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回首当年走过的路
     
                                          王阳
 
王阳,女,1970年随父母走“五七”道路,从沈阳到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红山公社哈拉木头大队插队落户;1970年在乌丹818中学读书;1972年在红山中学读书; 1974年插队翁牛特旗格日僧固沙站;1978年就读沈阳师范物理专业; 1984年沈阳市电力学校任教;2002年随夫移民加拿大。
‍2000年11月,我和爱人到香港的加拿大移民局接受签证官的面试。接待我们的是一位50多岁的白人女签证官,她在翻看我爱人的简历时,对我爱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1974年中学毕业,为什么1978年才上大学,那4年你干什么去了?我爱人告诉她,我们那时候从学校毕业,都到农村去了。“Why”(为什么)?签证官睁大眼睛,摊开双手。我爱人极力地搜寻着他掌握的英文单词,努力地想用签证官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时候中国就是那样,废除了高考制度,上大学不需要考试,都是经工厂、农村和部队推荐的人,才能上大学。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制度。”在我爱人的解释过程中,女签证官的发问也一直没有停止“Why”。我知道以她的生活经历,不可能了解和理解那些年里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事。
    今年,恰巧是我下乡插队40周年。40年的光阴,可以使一个生命,从呱呱坠地到长成一个壮汉;可以使一粒树籽,从破壳出土到长成参天大树;也把我们从豆蔻年华,推进了花甲之年。当我们完成了工作使命,从各自的岗位退下来以后,更多的时间就是回忆、感悟。
    回想我走过的路,有两段经历最让我难忘。一次是下乡插队,一次是移民国外。正是这两次生活内容的重大变化,让我的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变,思维空间的外延得到拓展,内涵得到深化。特别是下乡插队的几年经历,我学会了如何面对艰辛,如何承受苦难,使我在那以后生活当中,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我都会坦然面对,从容思考,微笑地包容,不懈地坚持。
    1974年8月,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成为那个年代特殊的一群人---知青。我插队的地方是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格日僧固沙站。它位于西拉沐仑河南岸,是隶属翁牛特旗林业局的国营林场。站里一共有十几个农工,十几户人家。这十几户人家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像一个自然村。我们的青年点,建在小村的中央。我们红山中学和辽河工程局中学的30多名同学,来到了这里,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我们青年点向南50米有一条公路,就是贯穿翁牛特旗东部玉田皋、海日苏、白音塔拉直到大兴的唯一的一条公路。它像一条分界线,公路的南面,走出几百米就是一座座半月形的沙丘;公路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半是沙漠,一半是草原,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草原上的风,没遮没拦,狂暴而肆虐。每当春季刮起来,诺大的沙丘整座的顺风移动,并以每年几十米的速度向前推进,吞噬着草原和农田。我们的任务是育种育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防止草原的进一步沙化,再就是绿化已经沙化了的沙丘。
    我们刚到那里不久,翁旗林业局的张局长给我们知青做一次动员报告。他讲了这些年草原沙化的现状,并对这种危害的前景做了分析。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制止沙丘的的随风推进,若干年后,这些沙丘很可能进到北京。张局长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讲,说的大家热血沸腾。一想到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能和保护北京、保护毛主席联系在一起,都觉得意义非凡。
    我们到了林场的第一项劳动,就是把场内大面积的荒草消灭干净,为明年平整土地,建立育苗基地做准备。当时正是盛夏,草原上水肥草旺,大片大片的荒草齐人腰深,我们必须用手一把一把的将草连根拔掉。我们蹲在那里,头上的骄阳似火,面前的草丛密不透风。几天下来手全变成了绿色,一握紧拳头就疼痛难忍。有时,一把抓住到了蒺藜,不仅有十指连心的痛感,还被扎的鲜血直流,也只能用干净的青草,把血擦一擦,然后接着干。渐渐地腿也蹲不住了,最后在地里连跪带滚的向前爬。就这样我们每天都在简单地重复着这些过程,一直干了20多天。也许正是有了这样苦不堪言的开端,让我在短短的人生经历中,有了新的感受和体验,懂得了怎样无奈地承受,默默地煎熬。
    记得那一年的春天,我们引西拉沐仑河水灌溉苗圃。当时河水湍急,把我们筑的拦水坝冲开了,于是,我们青年点的几个同学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用身体堵住了缺口。还记得,我们在西拉沐仑河边植树造林,每天中午一块冷硬的大饼子就着咸菜和风沙狼吞虎咽的吃着。没有水喝,我们只能从结着冰的河面上,刨下一块块冰,含在嘴里解渴。更忘不了,经久的风吹日晒,我们那紫红色的脸庞和结满老茧的手。
    我们播种艰辛,也播种快乐,草原收获变化,也收获果实。在我们的辛勤劳动下,我们的林场也日新月异。春末,我们播种的白杨树发芽了,小苗的叶芽脱去了种子的胞衣,像一个个的小“丫”从土里钻出来,带出一片生机,一片清新,稚嫩可人。远远地望去大地像铺上了嫩黄的绒毯,连空气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到了夏天,小“丫”长大了,娉娉袅袅,随风摇曳,脱去了稚嫩,披上了绿装。大地也变得翠绿翠绿的。历练了夏日炎炎,熏风拂拂,到了秋日,白杨树成熟了,更加骄傲挺拔,颜色也变得深沉了。金风吹过,它欢快地抖动着叶子,大地都沉浸在它的笑声中。远远望去,我们的林场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于是,我们也开始收获了。
    我们把树苗一棵棵的从地里挖出来(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在靠近根部的那端,剪成3寸长短,叫做插条作为种苗,在河边栽起了长长的防护林。上面稍细那端,捆在一起,分散地埋在沙丘四周,作为防沙障。并且,在沙丘上栽种许多的抗干旱的灌木丛和草科作物,像荆条、沙打旺和红柳。我们为大地无私地馈赠了青春的热血,辛勤的劳动。期盼着大地回馈于我们百草丰茂,树木丛生。可是,转过年来,再次来到这里,我们所有的努力和付出,被沙暴无情的挥霍了。我们种植的防护林,所剩无几。埋植的防沙障,七零八落。来不及抱怨和痛惜,来不及平复和安慰自己,收拾起农具,种子,收拾起沮丧的心情,又开始了新一轮和沙暴的抗争。我们就是这样,在苦乐交织的日子里,在迷茫和憧憬的纠结中周而复始地延续着。
    直到有一天,我坐上林场堆满货物的拖拉机,用棉大衣包紧了自己,迎着凛冽的寒风,颠簸在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去往40里外的公社,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
    几十年的光阴匆匆已过。当我重新审视这段经历的时候,惊奇的发现,我们做了一件多么有功德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出现了许多有悖自然规律的现象,而我们为保护大自然,改造大自然所做出的努力,丝毫不会被历史蒙尘。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的积极意义。人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应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可是,很多年来,我却一直耿耿于当时那一历史时期的困惑和无奈,而忽略了我们劳作最具实质性的意义。想不到,一段陈年往事,经过岁月的淘洗,历史的剥离,竟如拨云见日一般,突显了它经久不衰的内核和经得起时间推敲的本质。我也油然生出一种被升华的感觉。继而,让我也陷入了对大草原的深深思念当中。
    今年夏季回国,从沈阳到了赤峰,见到了几位青年点的同学。听他们讲,通往白音塔拉、大兴的那条公路,已经改道,不再通过林场的门前。所以,再回青年点,不像从前那样方便了。离开青年点,从来没有回去过,一直是我的遗憾。我和我的孩子约定,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带她到我的青年点去一次,走一走当年我们走的路,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的变化。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的故事,记住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老四走了以后,王香英一个人在家也是闷得慌,她没事就上我家来,老的把她们分出去了,让他们自已做饭吃,老四走的慌忙,也没预备下烧火的东西,要是老四在家,他去家里的柴禾垛抱柴禾,他妈也不能说啥,老四不在家,儿媳妇烧柴就不行,说:“已经分家另过了,我这柴也不够烧,你们自已想办法吧!”
香英就没有烧柴了,香英淘一把红小豆熬豆粥喝,熬一回得喝两顿,一顿一碗。老太太看见了,问:“你咋有红小豆?你啥时从我这屋拿的?”
香英说:“谁拿你红小豆了!这是大嫂子给我的!”
老太太说:“你大嫂子一个人摘那点豆角,她还舍得给你?”香英说:“你抠门!人家都象你似的呀?怪不得大嫂子给我红小豆时,让我们告诉你一声,大嫂子给两碗,装老四兜里了,一个兜一碗,回来时你没在家,他总揣着怪沉的,就掏出来了,过后也忘了这事了,也没说,现在看见俺吃就是你的了?你去问问大嫂子去,是不是她给的?”
老太太说:“不等我去问,你先去说去了,她没给也得说给了!”
香英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去大嫂子家,省得你怀疑,你随便问!”
一晃,王香英四天没来我这,我就过去了,先到老的屋里扒扒头看看,天气已转凉了,一早一晚冷了,只有中午暖和一阵子,老的这屋没啥事,老太太又出去斗牌去了,光老头在家,我又去东屋,王香英住的屋,屋门关着,我站在屋门口问:“香英在家吗?”
香英在屋里答应:“进来,嫂子。”
我进了屋,见香英在炕头躺着,铺个褥子,盖个被,我问她:“咋的了?”
香英哭了:“嫂子,我那天从你那回来,想熬点红豆粥喝,洗好豆填两舀子水,抱捆苞米秸,煮小豆,捎带着烧烧炕,谁知道老太太吱声了,让我自已过日子,自已弄柴禾,说她柴火也不够用,又看着我煮小豆粥,问我哪来的小豆,啥时候偷她的,我说是你给的,她就是不相信,我那天做的是最后一顿饭,我再也没做饭,我也没起炕,就在炕上躺着了,我伸手摸摸她褥子底下冰凉的。我说:“这凉炕头你躺个嘛劲,赶紧起来,走,上嫂子家去,我给你包饺子吃!”
我又去老的那屋,公公一个人在家,我去和公公说几句话,我说:“爸,我妈回来,您告诉我妈,香英的红小豆是我给的,四伯没走时给的,用他上衣口袋揣回来的,一兜一碗,当时我还告诉他俩,回去告诉妈一声,我怕让妈误会,赖她偷的,她俩没明白啥意思,回来也没说,还真让我妈误会了。爸,您没事了,没人的时候您也劝劝我妈,别让她和儿媳妇为仇,大面过得去点,我不好,我出去了,这个新来的维护点,您知道哪个儿媳妇行?您不维护,想让哪个孝顺?这说话就冬天了,我妈不让香英烧苞米秸,您说她烧啥?一个人一间屋,不烧火她不冷吗?爸您说就她一个人还值当做饭?让她和你们一起吃不得了吗?她也能帮我妈做,多好哇?还显得和气!”
公公说:“我说了也不算。”
我说:“你不想说了算,你要想说了算,就能说了算,您咋不问问我妈,你这些年也没少挣钱?钱都交给谁了?顶到现在挣不动了,她不拿你当回事了,做人得有良心,老三、老五现在没媳妇,挣钱都交给我妈,您想吃什么,她凭啥不给买?一吃就得一家子吃呀?一家子吃得多少?大伙吃一顿的够您吃十顿的,您吃一顿少一顿了,他们吃的时候在后头呢?等他们都结婚了,单独过日子了,他爱吃啥吃啥?这个理有几个不懂的?您也和我妈念叨念叨!我不说了,时候不早了,我回家包素饺子去,您要想吃,您等着,我煮熟了给您送来。”
从公公家上我家有两股道,从公公家直接往南走,下下坎,这股道近,但是往南走一半路程有个坑,坑里有水,再一条道就是走前街,走前街绕远,我们白天去老的这边尽走下坎,顺着坑边走,要是晚上就走前街。有一次,我们娘四个上这边来,从下坎一上上坡,离老远,老的家的人就看到我们娘几个来了,他们正吃饺子,也快吃完了,一看到我们娘几个来了,赶紧的不吃了,收拾桌子,把饺子全倒在一个竹盆子里头,藏厨柜里了。等我们进屋,桌子都撤了,跟没事人似的。我进了屋,妈问:“吃饭没?”
我说:“吃完了,您也吃完了?妈。”
“啊,早吃完了。”
她家里还坐着一个房前头老张家的小荣子妹妹,二玲也在他家,二玲都十八、九岁了,什么事不懂,过后这些话全到我耳朵里了。我说:“嗨!也就他们小心眼子,怕俺娘四个给他们造两碗。”
我这个人特格路,你没请我,我赶上的饭,你让我吃,比登天都难,我是这样想的,没请你,你赶上就吃,人家没预备你的饭,你知道人家够不够吃呀?让你吃,你就吃,也太爱占便宜了吧?我听说了这件事以后,我回家和我这三个孩子说了,逗的俺家老大、老二哈哈乐!老三说:“奶奶抠。”我问老大、老二,打个比方说:“咱们去你奶奶家,正赶上你奶奶家吃饺子,他们让你们吃,你们吃吗?”
他俩说:“不吃!”
我说:“唉!对了!别让他们说咱没出息!记住了,怎么让也不吃,别让他们怕咱们,说‘来了一帮狼’?谁记不住,谁回家就挨揍,要是记住了,咱也回家包饺子,我和王香英一边走,一边说,不知不觉到家了,到家了,我就跺馅子,切果子,炒几个鸡蛋,放一点虾皮、鲜姜、葱花,包出来的饺子特香,不次于肉馅,煮熟第一锅就让香英和吕大姑、孩子先吃,香英你吃完了,给老爷子捎回一碗去,我就不往那边跑了,香英吃完天也黑了,我给捞了一碗饺子,用手巾兜着:“明天你过来,把碗和毛巾给我捎回来。”
香英答应着,走了,我和明春慢慢吃,一边吃一边学他妈和香英所说的话,孙明春说:“这老太太和这几房儿媳妇是熊瞎子掰苞米,最后就剩一个儿媳妇……”
我说:“她一个也剩不下。”
明春说:“能剩一个,管她的。”
我问:“谁?老三家?还是老五家?”
孙明春说:“最后还得你管她!”
我说:“什么?我管她?”
孙明春说:“啊!”
我就开始哈哈大笑,笑了半天,我说:“明春,你贵人多忘事!你忘了,咱们从那院搬出来时,我临走到她那屋和她说的那话吗?她说‘我不用你!我就当没这个儿子,人家都没你这个儿子了,还能有我这个儿媳妇吗?笑话!”
孙明春不吱声了,我们也不谈论这件事了,吃完收拾完,我又照常放上桌子,铺上小被,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干我的老本行,织毛活,又是弄到一点多才睡觉。从第二天开始王香英就天天上我家来,在我这一待就是一天,吃完晚上饭,回家睡觉去,她闹小病,在我这,她想吃啥我就给她做,没有的现去淘腾去。她说:“嫂子,你织那毛衣有不是敞怀的吗?让我帮你织件?让我也挣几块零花钱?”
我说:“有两件,一件男的,一件女的,你要能织,你就织吧。”
于是,我找来线,我给起上头,她就开始织,我先让她织的男的,男的是一斤八两线,我要织线就够了,她织线没够,又找人家要二两线才够,织完了人家给五元线,把毛衣拿走了,我把五元钱给香英了。
人家拿回家一穿,又回来找我来了,说:“大嫂子,这活是你织的吗?人家都说你织的毛衣穿着可舒服了,我这件衣服摸着帮硬,穿着捆在身上似的,可累挺了,能不能给拆了重织呀?”
我说:“真对不起,这件衣服不是我织的,是俺四婶织的,要拆的话,等我这些活识完了,我不收活了,我再给你重织行吧?兄弟。”
“行吧,开春我再来找你!”
我把人家送出去,说了很多道歉的话,新毛线织上毛衣没法穿,就要拆,我哪干过这事?真的是对不起人家,送走后,我回屋和香英说:“你能不能稍微松点织呀?织紧了没弹力,让人穿着不舒服?”
她说:“啊,我知道了。”
可是,织完了,还是个很紧,这件是女的,来拿毛衣时就试穿,一试,闲紧不舒服,人家马上就让我拆,我给找着头了,我说:“你和俺四婶你俩拆吧,我织这个,她们俩就一个拽的,一个缠的,我们三个叽叽咯咯在说笑,这个女的比我大两岁,也管我喊大嫂子,她说话就不怕得罪人,她冲着王香英说:“大嫂子,这回再重织,你别让她给我织喽!俺愿意让你给织,你看她织那玩艺还得反工!”
我说:“放心吧,这回我给你织!”
她说:“这回你再给我织上点花!”
我说:“上回你不说不要花吗?这回怎么又要了?”
她说:“我以为织花得加钱呢!听人家说不加钱!不加钱你就给织花吧!”
我说:“上次你要不说,我也就给你织花了,你说不要花,我就没织花。”
她说:“我把钱给你吧?”
我说:“随便,爱啥时给就啥时给。”
她就掏出来五块钱扔在我跟前,我又扔给王香英,王香英就把钱收起来了。就这样,王香英在我这每天上午来,在这吃中午饭,吃晚上饭,然后回家睡觉去,买来个单人电褥子铺上,要不,炕不烧火,冬天了多冷啊!香英在我这待了有二十来天,她要上东北找老四去,她又没有路费钱,她问我和她大哥:“行不?”
我们说:“那有啥不行的,又没和老的在一起,自已单过,卖自已的口粮,应该没问题。”
香英说:“我又整不动,让大哥帮我把一百多斤玉米去卖到集上去。”
孙明春去王香英那灌玉米,准备上集,他妈挡上了,不让卖。孙明春一看老的不让卖就没辙了,只好回来。
老太太骂王香英,嫌她要卖粮食,王香英不听那套邪,和老太太对骂上了,把老太太骂的不吱声了,老三、老五都没吱声,第二天早上起来收拾收拾,把家都弄利索了,炕被也收起来了,箱子柜都锁好了,门没锁,上我这边来,和我学昨晚上和老的打了半宿仗,家都归拢好了,准备回娘家,上娘家拿路费去盘锦,她回娘家都没钱,我和孙明春兜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了她,我送她去兴济火车站去沧州。(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别了,我的老牙
                                 
跟了我六十多年的一颗臼齿终于和我告别了。这颗牙打前年就开始有些疼,牙冠上有个洞,有时候吃东西不小心,什么东西硌一下,立马就疼得脑袋冒汗,甚至有些晕的感觉。前两天吃豆包,有粒沙子进到牙洞里,刹那间脑袋好像挨了一棒子,当时疼懵了,几乎没反应过来,静下心来,才知道嚼到了沙子。连着几天,早上起来就感到那个牙长,一合牙就疼,简直没法吃饭,下决心饭后就去把它拿下,要不然太遭罪了。拔牙对我来说不亚于上刑场,心里确实打怵。不是我胆小,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枪口顶我脑门儿上我也不去。我实在是被拔牙给吓怕了,但还另有原因。
我们下乡第二年,后面第二颗下牙疼起来,小时候牙疼大多都忘记了,几乎都是换牙的过程,有时是牙一活动,自己用舌头顶来顶去就把旧牙弄下去了,不感到怎么疼。有时把掉的小牙捏在手里玩儿一阵子,才扔到应该去的地方(上牙往下扔,下牙往上扔)。可到了青年的时候那牙疼绝对让人受不了。
1970年夏天,上了一股火,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失恋了。那时候我们正处于热恋中。没想到,那时候搞对象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她根红苗正,是队里培养的对象。队里领导怕因为我的原因而影响了她的前途,偷偷地给她家寄了一封信,有声有色的说了我们的情况,她的家长多方努力,为摆脱这个家庭出身不好,又胆大妄为的我,把她从我的身边调走了。
她走的时候我去送她,那年夏天正好发大水,公路给冲坏了,没有长途汽车,我们只好徒步走往锦州。锦州距我们下乡的地方有九十多里地,我们走了将近十二个小时。我穿的是一双塑料凉鞋,脚磨的起了血泡。晚上五点多钟才到了锦州。一路上她很少说话,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安,但没往其他方面想,心想可能是要分别一段,有些恋恋不舍吧。她不敢正视我,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别的地方引。
半夜我们进了车站,列车开动,她与我隔窗相望,挥手间,她的眼泪奔涌而出,我的鼻子也酸酸的,强忍着泪水。看着向东而去的列车,缓缓的驶出月台。从此,她一去不复返,音信皆无。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在急切的盼望中知道了她已调回的消息。我顿时升腾了被恋人抛弃、被同学们抛弃、被社会抛弃的感觉。一股火从心底升起,直窜脑门儿。当天晚上腮帮子就肿了起来,一颗牙疼得厉害。简直就闭不上嘴,房东家老婶儿看我疼得五官都变形了,给我找来胡椒粒儿,味素,止疼片儿,什么都不管用,一连几天我成了全村打更的人。从东头走到西头,手里拎着个大瓶子,从东头井里打瓶水,喝一口含在嘴里镇痛;感到水有些热了,吐了再喝一口;走到西头,再打一瓶,含到东头。我不理会别人或是同情、或是鄙夷的目光,我的思想、我的思维、我的苦与乐全让疼痛给抵销了,我仿佛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像一个没有家园的孤魂野鬼在黑夜中游荡。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躲在一隅里舔伤痕,不如用劳动去平复。劳动的快乐和疲劳的酒精使我麻木了,心不痛;牙也不痛了。但我还是下了决心,坚决把它拿下。这年冬天,我回到故乡,硬着头皮到了牙科。这颗牙相当难拔,只剩了牙根儿,医生用器械往外拔的时候,把我从座椅带了起来,头上全是冷汗。这颗跟了我二十多年的老友离我而去了,就在那时候我流下了我视同金子般的泪,因为它记载着一个伤心的故事。
40年后,紧挨着它的一颗牙又发生了情况,我以最大忍耐容留了它,尽管它给我带来很多的不便,我还是舍不得它,因为它毕竟为我服务了六十多年,何况我还有拔牙恐惧症呢?只要一拔牙,我总会想起那些年的那些事儿。不是我矫情,实在是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心灵上烙下了太深的痕迹,想忘也忘不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公共食堂  大锅饭
 
1958年夏天,大跃进运动像日渐炎热的天气一样,如火如荼;人民公社像雨后春笋,生机勃勃;公共食堂像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人人向往,个个争先。
为了搞好这场举世无双的大跃进运动,翁牛特旗委向各地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全面指导农村牧区大跃进运动。派驻大兴管理区(这时,大兴还没有更名人民公社)的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位是军代表姓毛,大家都叫他毛助理;一位是粮食局的梁副局长。这两位都有很有特点:毛助理,现役军人,工作生活严谨,雷厉风行,骑兵出身,酷爱马。他来的时候从旗人武部骑来一批黄马,高大雄壮,浑身油光发亮,本地马根本无法比。大家都叫它“黄彪马”我至今留有印象。那时,毛助理经常骑着它到我们家去。黄骠马在大跃进年代,也为大兴出过不少的力。它送过病人;接过领导;趟过西拉木伦河;越过老哈河;特别是往返于白音敖苏木,(送信、开会、办事)给父亲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便利。因此,父亲也非常喜欢黄彪马,很多时候父亲会亲自给它割草喂料。梁副局长,人老成,朴实,熟悉农村工作,善于和农民打交道。在农业生产上为父亲出了不少好点子,好主意。可以说,有了这两员大将作帮手,父亲的工作如虎添翼。
随着生产跃进的持续高涨,各乡、社不断出现改土造田,兴修水利,封沙育林的农田草原基本建设的大工程、上项目。一个比一个规模大,一个比一个参战的人数多;这样,完全打破了队与队,社与社之间的界限,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劳力大协作和大联合。而劳力不足和农民生活方式与这种生产形势的不相适应日益凸显出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旗委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半军事化组织,平时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战时,全民皆兵扛枪打仗”的指导精神。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五化要求。劳动力普遍采用军队的形式,以社、队为单位组成农业生产跃进兵团。
大兴管理区在毛助理的组织编排下,组建了一个团3个营9个连。整个管理区为一个团;3个生产队合建一个营;每个生产队为一个连;由作业组再组成排。此由,管理区的几百名劳动力,就组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大军。
劳动力采用军队建制后,要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吃饭,要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偌大的村庄,散居的农户,如何发号施令呢?靠吹溜子(口哨)动静小,而且要一趟街一趟街的吹,耽误事。对此,毛助理有办法。他从人武部弄来一把军号,在北公司的年轻人中,挑选了一个比较机灵的王金贵做司号员,手把手地教他吹号。王金贵很卖力,也很长脸,没几天的功夫就吹出调来了,还真挺有模有样。一天,毛助理同父亲商量:决定在一连(第一生产队)按军事化行动,搞一次出工演练。
这天早上,按常规应该出工了。毛助理命令司号员王金贵,吹集合号出工。王金贵爬上一连连部的房顶,举起军号对着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吹响了集合号。这清脆嘹亮的号声,在寂静的早晨非常悦耳。首先来到的是管理区委员第一生产队队长陈士清,接着社员们三三两两的向连部集中。父亲和毛助理、杨局长在一边等着。可是眼看快到小晌午了,人们还没到齐。先来的等的不耐烦了,偷偷的溜了;中间来的直嘟囔,都啥时候了还不出工?往常这会儿一活气儿都干完了。毛助理看到这般散散漫漫,拖拖拉拉,七扭八歪,乱哄哄的场景,哭笑不得,又不好发脾气,只得宣布解散,各自干活去。
千百年来的小农生产习俗,要按现代军事化管理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适应生产军事化的需要,首先要打破农民一家一灶吃饭的生活习惯,实行集体化,家家户户吃一锅饭。这样,就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项大跃进的新事物,公共食堂就应运而生了。
要让农民告别一家一户的炊烟,千家万户合在一起吃一锅饭,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社员们听说要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整个管理区热都闹了。大伙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有观望的。
说是好事的,是指积极拥护的。这些人都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劳力少的,妇女,缺粮户。这部分人的心态是想摆脱家务劳动,以便参加集体生产。同时也想借助吃食堂改善自家的生活。说不好的,但是指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还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吃的伙食好,经常有面有肉吃。可是入了食堂怕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平;再就是懒汉,也反对入食堂,怕吃了食堂的饭就得出来干活;还有百分之30左右的人等待观望,顾虑重重。他们说:吃大锅饭是吃“马虎”,算不清帐,自己吃亏;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吵嘴嚼舌,何况这么些人,咋能搞好呢?
针对社员们对办食堂的各种心态和思想反映,毛助理和梁局长通过各种会议,向社员们宣讲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和好处,他说:办公共食堂能使广大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劳力不足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时间,社员们上工下工一致,做到生产休息两不误,可以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社员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增强社员之间团结友爱,克服家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培养社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思想觉悟。
工作队的宣传,有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有的人听得稀里糊涂;有的人根本没入脑。所以,对办公共食堂还是没有达成共识。怎么样才更有力吸引力呢?梁局长觉得光讲大道理不行,农民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很强,不来点实在的,不给点好处他们是不会动心的。于是,梁局长在大会上提高了声调说:乡亲们!很多地方都已经宣布全民所有制了,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现在咱们办公共食堂就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以后咱们的生活都是供给制了。“吃饭进食堂,花钱有银行,共产主义是天堂。”从现在起,我们的口号是:“甩开膀子干活,敞开肚皮吃饭,为共产主义做贡献!”大家到食堂就餐,饭菜不限量,不花钱。梁局长刚说到这里,人们“嗡”的一下轰嚷开了。怎么?吃食堂不要钱,可劲吃?这还扯啥呀扯,后边的人大声说:梁局长,我(mang)们都入,你给填个名吧!
梁局长的话真坐实。“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伙都处在亢奋之中。父亲偷偷的问梁局长,这行吗?梁局长说:人家都这么干了,咱们也得跟上,不然上边来检查,老毛,你,我都得挨板子!怎么,你怕啦?梁局长问父亲。“那倒不是,我就觉得这心里没底?”父亲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梁局长安慰了一下父亲。
这时,毛助理站起来对社员们说:入食堂不用报名,凡是社员都必须吃食堂,一户都不能落下,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点说是党中央的号召,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办食堂看成是简简单单,有利于生产,而是生活习惯和思想上的一场革命。要看大家的思想态度,有没有共产主义觉悟,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的问题........毛助理的一番话,严肃认真,把办食堂的问题上升了一个高度。大伙听出了弦外音,一部分还在打小九九的人,马上谨慎起来,不敢再掰扯、辩论了。
当时,刚刚经历了五七年反右斗争。谁说到了农村没有那么多说头了,但是,通过这些运动人们也闻出了火药味。渐渐地好些人开始学尖了,学乖了。说话办事都特别小心,上边一来运动入们都紧睁眼慢张嘴,看风使舵。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讲了实情,和上头的精神不一致,甚至闹情绪顶着干,就会给你扣上一顶右倾保守的帽子,严重了弄个落后分子的名称,被打入另册,同地主富农划在一起,那你就倒了霉了!而与之相反的是,运动来了,紧跟形势,口号喊得震天响,说大话、假话、空话,你就有可能被树为典型、立为标杆,人们把这种人称为“运动红”。比如:一亩地本来出产粮食二百多斤,你说是3000斤甚至更多(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但没有人追究你,反而到处宣传你,领导们大会小会表扬你、夸奖你、所以,那时人们有一怕:不怕假、大话,就怕说真话。真是黑白颠倒,世上的事就这么怪。
梁局长的话让社员们兴奋不已;毛助理的话让大家严肃认真。事已至此,办食堂已经不是谁愿意不愿意,想办不想办的事情了,还是怎么办?如何办好的问题。
说实在的,中国的农民就是老实听话,更懂得怎样报恩?只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不管是想通与不通,即使是逆来顺受也都会照办。
说起办食堂,在大兴来说没有什么可稀罕的。解放前,大段的劳苦农民给财主东家耪青的时候,为了提高劳动时间,多干活,通常东家都开大伙房(食堂)长工们在一起吃饭,统一上工,应该说是财主东家创造了“集体吃饭”的先例。解放后,农民借用了大伙房的优势和好处,就有了均摊粮米伙吃饭的俗成。
早在父亲创办互助组时,为了早出工,出工齐,多干活,就开始实行“轮流饭”的做法。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伙食费个由各家在换工中自行处理。另外就是“搭伙吃饭”,张家拿米,李家拿面,王家拿菜,凑在一起做饭吃。到了初级社时,随着公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生产任务的日益增多,大伙又合计着开“大伙房”实行集体吃饭。找一个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人家,腾出一间房子,大家集资买一口大锅,各家又凑了一些碗筷,刀盆等家伙什,粮和菜大伙均摊。做饭由各家轮流着做。吃饭不固定,或是送到地头上,或是大伙回来一起吃。这种大伙房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最早的农忙食堂,一般为两季,春种为一季,秋收为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各回各家起火。
从搭伙做饭到农忙时的大伙房,是农民根据生产需要,自发自愿结合起来的一种临时吃饭方式。充其量只是乡亲邻里互相帮助上的一种友好友善的契合,并不附带任何政治意义。而大跃进要办的公共食堂却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是一件新生事物。新就新在一个“公”字上,新就新在“吃饭不要钱”上,有人说就像天上掉馅饼。
按照上边规定,一般一个连队(生产队)建一处食堂。食堂要成立管理委员会,内设管理员,会计,伙夫,服务员;还有碾米的,磨面的,挑水的,烧火的;这些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为一个食堂很多人每天为柴米油盐而忙碌不息。办公共食堂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因大跃进而劳力不足的问题,而一个食堂竟然有十几号人在一起忙活,严重违背了初衷。可是,父亲和各队的队长们谁也不能算这种账。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这是大跃进的需要,是迈向共产主义的需要;简言之,是政治账,而政治账是不能“小家子”气的。
上级对如何办好公共食堂,也有具体要求:饭菜要多样化,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样,有荤有素,有菜有汤;要注意改善伙食,粗粮细作,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做到餐具、用具清洁,无鼠、无蝇、无灰尘。每个连队都要建立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伙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尽可能的新建简易饭厅。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和操办,九处(9个连队)所谓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在大兴管理区诞生了!没有剪彩,没有鞭炮。人们扶老携幼,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走向集体食堂。大伙的心情是复杂的,小孩子,年轻人觉得好奇新鲜;老年人带着无奈和不解;妇女们特别是年青妇女,怀着丢掉围着锅台转的喜悦;大家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自己家的锅台,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吃一锅饭,总觉得这味道不对。
公共食堂开张这天,管理区的干部和工作队,都分别深入到各连队同社员们一起就餐。父亲和毛助理来到了陈士清的第一连队,食堂是用两间旧仓库改建的,外边的空场上做餐厅,用木杆搭成框架,四周和上顶用柳条扒和秫秸围上铺好,然后抹上泥,吃饭时能遮风避雨。桌椅板凳是社员上交的,一部分是用木板子临时搭建的。
百十号人的大餐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大人吆喝声,小孩子哭闹声,碗碟的碰击声交织在一起,似一首五音不全的交响曲,好不热闹。
一连和其他连一样,也宰了一口大猪,磨了豆腐。这天中午,吃的是猪肉炖粉条豆腐,饭是白面馒头。父亲和毛助理、陈士清,在餐厅里来回的走动,不时的招呼着大伙,要敞开吃,吃足吃好。服务员不停地往大笸箩里添着馒头;向大泥盆里续着肉。有人把帽子甩了;有人把上衣扣子解开;有人干脆脱掉褂子光着膀子;大家无所顾忌,敞开肚子使劲吃。这样的饭菜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顶级的了。既解馋解饿,又饱了口福。吃着这不花钱的饭,有有人抹着嘴巴子上的油,顺口说道:还是办食堂好!二两多重的馒头,有的吃了十来个;有的吃得肚子撑的走不动道了。不管怎样,人们欢天喜地度过了吃“大锅饭”的第一天。
可是时间一长,问题接二连三的出来了。家里来客(qie)了没法招待;老人病了想吃口面汤没法做;家里的猪鸡快饿死了;整天睡凉炕(北方人睡火炕)犯了腰腿疼.......一大堆难题。一个连队百十号人在一起吃饭,众口难调,老年人想吃软和的、稀的,年轻人要吃干的、劲饿的;有的说咸,有的说淡,为此,经常和大师傅吵嘴,甚至出言不逊。还有的人反映:当大师傅太便宜了,有好东西先吃,往家里偷油偷肉,藏粮食等。食堂的大师傅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还是不满意。
最要命的是敞开肚皮吃饭,粮食消耗太大,浪费惊人。按照国家限量标准:每人每月的粮食是30斤(每天1斤)。自打吃了食堂后,平均每人每月超出一倍,有的甚至每人每月吃了七八十斤,一个月吃了两个月的粮食。人吃超了情有可原,喂牲口的料粮也不加节制,饲养员想喂多少就喂多少,造成寅吃卯粮的现象。
“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因为吃饭不花钱,所以浪费现象是惊人的。每当食堂开饭,馒头,菜汤或粥放在地中央,没人负责分配,谁想吃就自己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大小伙子吃的都直不起腰了,还要往肚子里塞;大伙比着吃,谁都怕自己吃少了吃亏;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不要钱的东西,谁能吃算赚着了;更可恶的是,有的小孩子吃饱了没事,拿着雪白的馒头当石子打仗玩;大人们竟然不屑一顾。人们吃饱了,喝足了,挥霍够了,一抹嘴巴,四下散去。留下的是一片狼藉,桌子上,地上,泔水缸里,到处都是大块小块的馒头和菜汤。看到这般景象,一些老人心疼得直骂娘,“作孽,真是他妈的作孽啊!要遭雷劈的!”
人们胡吃海塞,马上好的精米白面,可着劲的糟蹋,脸不红,心不跳。老人们心疼,队长们无奈?食堂里的十几口泔水缸,每天都是浮溜带淌。这下可乐坏了猪圈里的大猪和小猪们,它们每天和人一样吃的有荤有素,有干有稀,粗细搭配,做梦也没想到能沾上人的光,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每头大猪,(育肥猪)像气吹的似的,疯长。一个个胖的滚瓜溜圆,光出肉也有二百来斤,人们这一下可开了眼,不管男女老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胖的猪。解放前,穷人养不起猪。到了新社会,日子好过了,家家才养起猪,但是都不大。养了二年的猪宰杀了,出肉也就百十多斤,谁家也没有吃过这么胖的猪。这是大跃进带给人们的新成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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