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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21)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3/28 7:48:36     点击:184

 

                                         2018.3.24 星期六 知青文学(121)

 

            阳春图
 
     作者:金色海洋(辽宁)
 
题记:作者金色海洋是辽宁知青,步入花甲之后开始学习古诗词并尝试创作,本期刊载的是作者近期佳作。
 
         鹧鸪天.阳春图
 
阳春飞燕舞缠绵,
绿草茵茵伴碧湾。
携君共沐梨花雨,
风挽琼芳漫野鲜。
蝶儿美,鱼儿欢,
蜂儿穿梭花丛间。
雅境幽幽风情现,
赏心悦目步难闲
 
          七律.江南美
 
      醉卧红楼观画景,
      江山秀美尽收瞳。
      云桥碧水烟雨沐,
      岸载千家绿柳盈。
      玉壁蓝穹湖倒映,
      蓬舟荡影镜中行。
      仙宫妙境何须往?
      莫过江南万古情。
    
            七绝.雪夜
 
          琼花似玉映红楼,
          雪染寒梅绽枝头,
          对月依窗酌美酒,
          嫦娥腑景亦含羞。
 
                                              
    五绝.蜓恋荷
   
    红莲正盛开,
    驾雾美蜓来,
    起舞闻香蕊,
    悄悄诉恋怀。
 
    七绝.垂钓翁
 
    细雨濛濛雾漫山,
    婀娜绿柳舞缠绵,
    披蓑掩笠湖边守,
    靜候鱼儿把饵牵。
 
 
 
 
 
卜算子.咏荷
春去雨潇潇,
逢夏荷花俏,
蕊媚花娇若伞萍,
倾慕芳之貌。
旭荡碧波清,
月夜香风绕,
不染污淤靓雅姿。
雍贵千年傲。
 
五绝.月伴梅
红梅已绽开,
皓月踏云来,
亮伴花香美,
锵锵夜入怀。
(锵锵是传说中凤凰求偶时发出的鸣叫)
 
中华新韵.南行吟
披星追月奔花乡,
一路风光欣若狂。
北域飞雪片片美,
南国落雨点点香。
琼洲椰树枝枝翠,
宝岛芭蕉簇簇黄。
碧海嫣红伴君醉。
梦现家山展银装。
                (有愿参展、收藏作品或投稿者者请联系本刊。邮箱:zhiqingwenhua301@qq.com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4年4月25日
近日,按上级要求“抓大事,促大干”。本月23日上午栽树。下午,利用刮大风去三队殷会春、刘海林、刘喜瑞几家走访,听取意见。24日栽树。今天,为纳新党员刘慧贤、殷桂英办理手续,为张思功恢复组织生活办理手续。
再谈植树造林大战。春季造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继续解决“扩大院套”问题后,集中人力突击造林,已完成140亩,看来还不够,步子还要大一些,再搞40亩,栽棉槐,今天用拖拉机把地开出来了。这里有一条向北的牲口道,严重影响固沙,必须让牲口改道。大会讲、小会说总是改变不了,有几次竟由我在道口看着,这怎么能行,这里一定要造200亩林并用墙围起来,使这白白的沙丘今年雨季全部围住。破除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向前看,讲路线,立大志,闯新路,创大业,做新人!努力奋斗、其乐无穷。向沙丘开战!向私有观念开战!
 
1974年4月26日
今天在玉田皋三队参加散粪堆劳动。晚上,召开护林员,牧工批林批孔座谈会。通过批林批孔促他们做好工作,护好林,放好牧。
    团省委《辽宁青年》杂志社汤铁喜同志来玉田皋采访,按省委领导要求到田间、地头找我谈话,以保证我减少外出开会坚持参加劳动。这下苦了汤铁喜,他在下午和我一起劳动,边干边谈,算是采访。他说杂志社给我的任务是写关于坚持学马列、毛主席著作方面的文章。我说坚持社队干部参加劳动,就是学马列、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也是批林批孔。他认为这提法挺新鲜,表示赞成。
 
1974年4月28日
根据我提出的要求,盟委领导特地派全国劳模、赤峰县“五三”大队支部书记赵斌同志来玉田皋指导工作,盟知青办王汉卿、李春光同来。昨晚,召开全大队各生产队干部、旗工作队同志会议,请赵斌同志讲话,他主要讲了抓路线问题和八字宪法。今天,我们和赵斌同志一起用一天时间走遍玉田皋大队山、水、林、田,盟知青办王日卿,旗委白音,公社黄珍同行,南到老哈河,北到大沙漠,55岁的革命老前辈赵斌同志和我们青壮年一起顶着狂风卷起的白沙走了一整天。赵斌同志对我说,你这里搞好了,“坎下是粮仓(平地打粮),坎上是银行(植树造林)”。我从革命老前辈身上学到了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受到了以前没有受过的教育。
                          
1974年4月29日
谈学马列抓大事,促大干。伟大导师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用列宁的这一教导检查我们支部的工作是令人深省的,要解决生产任务吗?导师教导我们了,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现在抓大事不够,要通过抓这些促进大干大变,党支部成员需统一团结。
 
 
1974年4月30日
昨天上午,在三队参加机播玉米劳动。下午,安排大会请赵斌同志做报告。他开始就说盟里要求玉田皋大队和青年点尽快大变,达纲要,跨长江,过黄河,要当大自然的主人,不做大自然的奴隶。
近日,请教越斌同志:我们居红山水库下游,红山水库水平面高出我们的住处二三十米,盐碱从水库处由西向东蔓延。我们如何行动才能创高产呢?他说,盐碱地可搞条田,修排水沟。我问,可否搞水田?赵斌同志认为,玉田皋有条件搞水田种稻子,但如何解决只有春季一次放水这一对水田的制约问题,如何解决肥料、养猪、棉槐、草木樨等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
今天上午,召开玉田皋大队青年队班子讨论会,请赵斌同志参加,接着他和大家一起劳动,打地埂。午饭前,旗委常委白音同志和大家一起植树。下午,送走赵斌同志。感谢盟委领导同志的关心,谢谢赵斌同志来检查指导。
3月末,回赤峰去盟里分别向盟委书记徐源泉、周明、顾向良同志介绍自己工作的压力,请求派人指导,还真管用,老前辈亲自来玉田皋指导大干快变。
                 
1974年5月1日
上午,参加北沙丘栽树劳动,下午,继续在三队参加挖地劳动,用于杨树插条。晚上,召开青年队全体团员会议。正值春播大忙季节,三队使用的播种机出现故障,是吉林怀德产的,以致被迫停产。怎么办?真急人!看来需派人去盟里想办法购播种机零件。全大队唯一的一台播种机出故障,使春耕机播全部停产。真似十万火急。为抢时间,需夜间播种,这又是一场硬仗。
接受上级任务,安置从上海来的一名知识青年××。
                          
夜间播种会战。
昨天,公社黄珍书记帮助去下府大队借播种机,一起夜间播种到第二天7点,三队、青年队、四队连续播种。今天上午,继续抢播玉米到10点,困得厉害,倒下便睡,醒来已是下午6点。
正当春播大忙季节,播种机发生故障,全大队2 000多亩机播无法进行。“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赵清志同志去盟里解决机器零件问题,我和公社黄书记、旗工作队黄凌云同志利用借来的播种机夜战。
月明星稀,马达轰鸣,带动播种机。前辈后代志统一,共同高举革命旗。风卷尘土迎面起,我们脸上笑嘻嘻。风吹不晕,沙打不迷,永远前进!(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羊群带我去草原  
                          
                                     张世萍     
1
976年,我怀抱远大革命理想、憧憬着草原的壮观景色,惜别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插队来到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落户在芝瑞公社华兴大队这个半农半牧区。
1976年11月末的昭乌达盟,天寒地冻,我去放羊。
青年点的羊倌儿去公社开会,真是天赐良机,尽管草原见不到、骏马骑不成,但当一次山沟里的牧羊女也可慰藉一下我失望的心啊。
好家伙!144只羊,576只蹄子一齐踏地,连蹦带跳,那场面颇为壮观。羊儿因换了主人而格外顽皮,可忙坏了我们两个新羊倌儿——连撵带跑、连喊带叫地折腾了一早上,走出一里多地,羊群才算安静下来。
刚刚忙活了一身热汗,停下来没几分钟就变得冰凉,身体一贴内衣就象碰到了冰块一样,脸和手也同时感到刀割一样的疼,赶紧把羊鞭子、铲子往腋下一夹,把手插进羊皮袄的袖筒里再也不想拿出来。羊群几乎停下来,在北山坡上寻食遮盖在雪下的草根,时而发出“咩咩”地叫声,山沟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声。天空蓝蓝的只有几片云,环顾四周,虽没有歌中唱的、诗中写的那么美,但也别有一番情趣。
我们不知不觉随着羊群已上了半山坡,正想坐下来休息一下,突然感觉羊群有些骚动,抬头一看,只见羊儿们正在迅速地汇成一队,沿着缓坡上的一条羊肠小路快速地向山顶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是加速度,等我俩看出羊群的意图时,头羊已接近山顶。刚刚放松的神经立刻又绷紧了,赶紧跟上!然而,我们哪里是羊的对手,眨眼功夫眼前只留下一片杂乱的羊蹄印记——羊群在我们面前消失了!这还了得!顺着雪地上留下的蹄印,我俩使出全身力气向山顶冲去,心里只有一个“羊”字,没觉得怎么样就爬到了山顶。
到昭盟近半年了,还从没上到山顶看看,这山,从下面往上面看,山顶是尖的。可到了山顶,那“山尖”就无处可觅了,眼前竟然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大地,这不就是我梦中的草原吗?!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只羊也没有,我们的羊群失踪了!在北山坡上因为有雪可以顺着蹄印找,可到了山顶,雪没有了,蹄印也没有了,就连一条小路的印记也没有!广阔的大草原上只有我们两个孤零零的身影。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四周是那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多么希望听到一声羊咩,没有,什么都没有,整个世界都窒息了!又是一身冷汗,刚刚爬山的热汗又变得冰凉刺骨,将内衣贴在了身上,而且这次是从心里往外凉——羊没了!这可是青年点的羊,这可是144只羊啊,这可是我说了多少大话才争到的……天呐!这可怎么办啊!我们俩拖着麻木的双腿漫无目标地向大“草原”的尽头走去。尽头有多远,我不知道;我们要走多久,我也不知道。可我当时只有这样走不能停,满脑子只有一个字——“羊”!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脚下的草原有些倾斜,再往前走坡度又大了,太阳也明显地热了,脸上、手上也比先前舒服多了,噢,我们来到了山的背面,向阳坡上。与此同时,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我们的羊群——在离我们百米开外的斜前方,一片锅底形的洼地上,我们的羊儿正在安详地吃着草,有的趴着、有的站着,悠闲地就像它们早就是这里的主人,而且并没有因“羊倌”的丢失而丝毫不安,相反还可能正在为摆脱了我俩的跟踪而庆幸呢!我的身体就像被抽了筋骨似的瘫软地倒了下去。
暖暖的阳光慢慢地驱除着身上的寒气,紧张的心情一点一点地渗进身下的土地,活力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被眼前的草原陶醉了——虽然受了这样大的惊吓,但还真得从心底感谢这群可爱的羊儿,是它们把我带到这神往已久的地方。“天上闪烁的星星多,没有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上漂浮的云彩白,没有我们公社的羊绒白……”歌声从记忆中传来,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这大自然的温馨。
突然,一种声音从身体下面的大地传来,伴随着一种震颤,由远而近。睁开眼睛,只见远处沿地平线上缓缓地升起一条黑色的横线,逐渐上升、加宽,声音随着黑线的加宽而变大,“线”也变成了“面”,而且是晃动的、飘忽的,犹如一片黑云,而声音则象滚滚的闷雷。
“这是什么?”
我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黑云”带着越来越烈的“雷声”向我们奔来,羊儿们也停止了吃草,伸长了脖子。近了,近了,更近了……啊,看清楚了,那片“黑云”竟是马群!足有几百匹的马!长长的马鬃象飘逸的长发,随着马儿的奔跑左右晃动,形成了云的效果。而那隆隆的“雷声”竟是马蹄与大地亲吻奏出的交响乐!没有口令没有哨音,马群的步调竞如此协调一致。我看呆了,谁说这里没有草原?谁说我与草原无缘?“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不正身临其境吗?!马倌儿看见了我们和羊群,扬起鞭子“啪”地一挥,迎面而来的马群如训练有素的部队立即改变方向,从我们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疾驰而去。马蹄带起的尘土、烟雾挡住了我的视线。当尘埃落定,马群又变成一条横在草原尽头的黑线逐渐消失……前后短短几分钟,恍若海市蜃楼。太美了,真是太美了!我无法用词汇来描述,“词”到用时方恨少啊。
太阳悄悄地爬上头顶,我们拿出带来的午饭,就着草原的美景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一个当地羊倌儿赶着羊群路过,一边打着羊毛袜一边和我们聊天,临走问我们:你们还不走吗?该往回走了。我抬头看看,大大的太阳就在头顶,照得山顶“草原”一片金黄,我们觉得大晌午就往回走太早了点,再说好不容易见到了草原哪能轻易说再见?就说:待会儿走。我们坐着、聊着,心情好极了,感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心情好。不知不觉一抬头,太阳怎么掉到地上了?只见大大的、圆圆的太阳红着脸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瞅着我们,这可真是从来也没见过的景象——太阳怎么会落到地上呢?!正疑惑着,就见太阳圆圆的面孔在变,与地面接触的部分已不见了圆弧,渐渐地,太阳变成半个,“草原”也觉得暗了很多,我猛然醒悟过来——太阳要落山了!我们此时是在山顶,所以还能看见太阳,如果在山下可能已看不见了。我连忙和伙伴从地上爬起来,开始赶羊群。谁知,已吃饱的羊儿任你再大声喊叫就是不愿挪窝,它们可能是想在此过夜了。眼看着太阳像被什么一下子拽了下去,只剩下余晖射向天空,好像在为我们做最后的努力。眼瞅着快速黑下来的天,和聚拢到一起的羊群,我俩羊鞭羊铲齐上阵,大呼小叫地好一通折腾,羊群就像80岁的老太太,一步一挪好不容易挪到了北坡的边缘开始下山。
天完全黑下来,北坡上盖着厚薄不一的积雪,下山的坡比较陡,羊群站不住脚也看不清路就乱闯起来,仨一帮从这个小山包绕、五一撮从那个土坎后走,害得我俩顾了这头丢了那头,只得分头围堵以防羊走失,急不择路脚下跟头连串,一会儿羊铲摔飞了,一会儿羊鞭子甩掉了,帽子遮住了眼、手划破了脚也崴了,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倒连滚带爬,眼泪、汗水一齐流,喊声走着调、跑着腔还带着哭音儿,就这样跟斗把式地下了山。
农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沟里,我们发现一切是那样陌生,此地已经远离了青年点。沿着黑黝黝的路、赶着羊群慢慢地走,没有月光,没有星光,也没带手电筒,黑暗中我们俩默默无语的走着。没有风声,没有水声,只有羊群走动发出的“刷刷”声,夜,静得瘆人。身上的汗早就冰凉,上下牙齿开始交战。
山沟好像永无尽头,饥饿、寒冷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就在精疲力竭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好像在遥远的天边闪烁着几颗星星,啊,不会是饿花眼了吧?为什么只有那一个方向有“星星”?在墨一样黑的天空中,那些“星星”是那样亮,就像一块强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快速地向她靠拢,渐渐地沿途的景物不再陌生,我们与“星星”的距离越来越近,“星星”的方向——就是青年点的方向,而那些闪烁的“星星”是青年点的同学们手中的马灯和手电筒,他们正漫山遍野地在寻找我们呢!一匹高头大马迎面飞奔而来,青年点的同学接我们来了!
见到同学,我的第一句话:“羊群带我们去了草原!”(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香英走了,我倒少了一份惦记,但是麻烦来了。这一段时间是我最糟糕的时候,七事八事都涌到我的头上,我首先没忘了给河北省知青办去封信,问问我的知青关系啥时候能够解决?知青办给我回信说“让我耐心等待!像我这样的知青全国各地有不少呢,都能解决,给个合理的安排,时间不会太长,不要着急,到时一个都落不下。”我接到回信,那叫一个“心花怒放!”一切破烂事都不叫事了,只有解决了我的知青关系,我能上班才是大事。
我都遇到的破烂事还不少呢,都是围绕着钱的。第一件事是老四欠他老舅那五百块钱账,这个老舅哇,是个个集来要账,我就好话答复人家,我告诉他:“老四两口子去东北挣钱去了,等挣下来钱,邮过来就还您了,这钱跑不了,您放心。”老舅说:“要不这样,我把老四的家具拉走,顶二百块钱账,你再给我借三百,这账就两清了!”
我好说歹说,总算保住了老四的家具。每次老舅来,我都是好酒好菜地伺候,哪顿饭连吃带喝都得十多块钱。现在听十多块钱不算啥,那时是八十年代,小葱、韮菜、茴香都是一毛钱一斤半,一毛钱是我那时一天的生活费!一毛钱小葱,沾酱,窝头、苞米面粥,吃的“嘚嘚的”(饱饱的)!
孙明春他妈那边欠的老账也很多。他妈不会过日子,他爸没少挣钱,他们家孩子多都能吃,逢集必买议价粮,再加上生活琐事,光拉账,不记得还。她不懂得账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道理,她从丈夫手里接过钱,第二天就开始大鱼、大肉的造,他一家子都认吃,有好吃的都乐,从我刚一来这,在老的那院里待两年,我就看出来了,上半月有钱就过年,下半月没钱要讨饭,虽然没出去要饭,但也挺难,她不会细水长流,更不会有钱还账,非得等到人家上门来要,正赶上手没钱,还没有好话安慰人家,给人家脸子看,还说人家逼她命,她根本就没那人缘,她妈没处借钱去,人家都知道她那样,她借不到钱,她总让孙明春去给借钱,从我来了之后,他妈告诉孙明春:“你以前给我借的那些账,你要还,我可没钱还。”
孙明春想,他跟人家给他妈借的钱,按理说他妈应该早就还了,他妈就不还,就指望着孙明春给她还,那都是我没嫁过去时的旧账。我来了,她还告诉人家:“这账别让秀舫知道,她要知道了,准不干!”
那还用说,谁愿意给你还那些旧账啊!你该我的还没给我呢!
孙明春特有主意,他觉得他是他家的长子,应当为家分忧解难,他就拆东墙补西墙的,倒腾账,他和谁借钱也不能说明啥时候还给人家,日子太长了,人家不借,说短了日期又没有还的,他倒腾来,倒腾去的,最后他找个保人在银行贷款三百元,把他家所有的新账老账都还请了,他背着我做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找的保人是我们外院的王大爷。
有一天,王大爷和我说:“秀舫,你告诉明春银行的贷款到期了,让他还贷款!”
我说:“王大伯,俺家没啥事呀?也没贷款哪,咋还欠银行钱了呢?我咋不知道?”
大伯说:“他能让你知道吗?你知道了能干吗?他怕你走,没敢和你说!”
气的我:“你等他回来的!”
那天,我实在是太生气了,给孩子们煮的面条卧鸡蛋,一人两个,把小孩们乐够呛!
大的问我:“妈,今天谁过生日?怎么都两鸡蛋?”
我说:“没谁过生日,今天妈高兴,让你们吃顿好的,别成天熬犒你们了,吃饱了,玩会,睡觉。孩子们都低头吃饭,吃完饭了,都玩去了,只有我女儿总围着我,她好像看出来我的情绪有点不大对劲。我还是织毛活,我往天都是让孩子们先吃,我等孙明春回来一起吃,都是一样饭菜,一人吃饭没意思,那天我和孩子们一块吃完饭的,没给孙明春留饭,我该治治他,要不他看我太好唬弄了,我太好说话了。一会孩子们都睡了,孙明春回来了,我也没问他干啥去了,我只管低头织毛活。
他说:“你们都吃完饭了?”孙明春问。
我没搭理他,他又说一句,我抬起头,看看他,说:“啥时了,不吃饭?”
“那给我拾掇饭那。”
“没饭!”他刚想瞪眼睛,我立刻说“瞪啥眼睛?没人怕你噢!你妈家请你吃饭,上你妈家吃去吧!这没给你留饭!”他说:“他奶奶咋想起请我吃饭?”
我崩着个脸,没给他好脸子:“因为你妈有你这个好儿子,她才良心发现,往后你天天去你妈家吃饭!还有,外院王大伯找你有事,你去看看去吧!”
他一听这话,立刻出去了,他看外院还没睡觉,他就去了,两个小时才回来,王大伯全和他说了:“秀舫知道贷款的事,挺生气的,你这个时候,你软点,你别横,你横她不怕你,秀舫这个孩子就是怕软不怕硬……”,
孙明春和王大伯说:“我听秀舫说我妈请我吃饭,王大娘气乐了,你他妈的,连好赖话你都听不出来,秀舫没给你留饭是吧?她让你上你妈那边去吃,因为你瞒着她做那事,她不生气?她不往你妈那边推你,你心眼都长哪去了?”
孙明春在王大娘家吃完饭回来,见我还在织毛衣,我没抬头,没理他,他进屋就给我跪下了!
“秀舫,我跪下请求你的原谅,行不行啊?秀舫?我以后再也不做这事了!我保证!保证听你的,他奶奶往后找我要钱也没有,找我给她借钱,我也不给她借了……”
我说:“没事,那是你妈,你应该帮你妈,但是你做错了两件事,一是你不应该娶媳妇,你就应该单身一辈子,好管你妈,省得撒谎撂屁又担惊受怕,这你得管两家子,不结婚你就管一家子,二是,你既然娶了媳妇就不应当瞒着你媳妇,你心里根本没有你媳妇!你起来吧,不要跪我,我怕烧得慌,明天我们娘四个回东北,给你减轻四张嘴,你在家挣钱还账,你啥时把账还清了,我们再回来,行不行啊!不行也得行!这事你说了不算,你现在没有说话权利!”
他说:“那好吧,我往后不说话了。”
我放下毛活上炕睡觉去了。
第二天,孙明春起来挺早,给我们买来早点、烧饼、豆浆。我没吃,我让孩子们吃饱了:“一会,妈领你们玩去。”
孩子们问:“上哪玩去?”
我说:“毛活不织了,把毛线按着地址都给人送回去。”
孙明春到外院把王大娘找来和我说话,他走了,去他妈那边把他妈房前头的那两家姓姜的一个婶子、一个老姑还一个回民尹四姑都请来了,让她们来留住我。
这四个人在俺家先数落孙明春,然后又说:“没有孙明春他妈那样的,这个事搁谁身上,谁也不乐意呀,这事不怪秀舫,你说你整这么多的账,这日子咋过?老四这一家两口子走了,你两口子给擦腚……”这四个老太太太会说了,说的我气没了,她们全是同情我,她们说话都是换位思考,把孙明春是连说带骂,婶子们说:“小大你这事这么做就是不对,没人给你评理,要是就两老的了,你爸你妈有账,你这么做有情可原,算你是孝子,这么一大家子,在一起,小三、小四、小五、你那两妹妹,你替那一大家子还账,如果是你们结婚时花的钱、欠的账,你给还倒行,人家秀舫没来时的账,你凭嘛认?你傻到家了,还怪人家秀舫不乐意?要我,我也不乐意,你妈也不会说你好!你把我们找来,让我们劝秀舫,我告诉你吧,傻小子,我们也不舍得让秀舫走,你要再干一次这样的傻事,我们帮着秀舫走,谁还帮着你呀?”婶子们又对我说:“秀舫啊,我们知道你委屈,他家该你四百块钱,不给,这个傻小子还顶那么多的账,你给我们老姐几个个面子,这次就原谅这个臭小子,他要再有一次这事,咱们谁都不管了!行不?”
我说:“老姑、四婶子,他做这事不应该背着我,不和我商量,你有钱行啊!给老的点,我没二话。你说你认账,你拿啥还?你还得满大街地挪借,咱结婚的账我认了,两套铺盖算八拾元行了吧,买一百斤麦子,也八拾元,总共一百六十元顶天了!这可倒好,他在银行贷款,准是三百吗?两年半的利息呢?又五十多吧?”
我不说了,一想就生气,我给了那老姐几个面子,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账一点点的还吧!
老四邮来三百,还给老舅,剩下二百是我们给还的,银行这头缺点不到四百,也还了一年多,算还请了。老四在东北待了一年半回来的,才给我那二百,将尽两年的时间我算把账都还清了,在这当中,公公整天往我这跑,天天上我这来吃饭,哪顿都得三、五块钱,俺没有钱,有钱还得还账,俺光给爷爷一个人吃好的,孩子都不给,老五又订亲都挤在这一块了。
转眼,年过完了,开春暖和了,公公天天上我这边来吃饭。有一天,公公来了混身是土,我就拿扫把给他扫土,问“整的?”
公公说:“走走道,身子就往前倾,走走就趴下了,趴下还起不来,就往前爬,爬到有树的地方再扶着树站起来,就这样弄了一身土……”
我说:“爸,这多危险,您要走到坑边趴下,要趴到水里咋整?没人看见不就淹死了?我妈在家还以为您到我这了,我还以为您今天没来,在家呢!爸,明天您别来了,我天天上您那边去,问您想吃啥,我回来给您做,做好了给您送去,行吧?”
老爷子说:“行。”
那天,我给老爷子包的一个肉丸的饺子,又吃完晚上饭,让孙明春扶着把爸送回去了。从这以后,我天天早起往老的那边跑一趟,然后就去买他要吃的东西,回家做完给送去,早晨是给他买点现成的吃,中午、晚上一天送两顿。(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我的好友,你走得无声无息
 
昨天下午,我和孙子去看电影的路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王维俊大哥吗?”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传来。
“你是”,?“我是高鹏秀,大哥还记得我吗”?我想起来了。
2009年我们几个人去厦门旅游,正在街上闲逛,对面来一个中年女人,问走在前面的同学,“那个男的是不是叫王维俊?诧异中,我认出了,是我的高中同学高鹏久的二妹妹高鹏秀。言谈中知道了她来厦门定居已经好几年了。在她的邀请下,去他家坐了一会儿。几天后旅游结束,晚上她还到月台上来送我们。到了北京,等车的功夫,我还根据鹏秀提供的电话,给高鹏久往锦州打了一个电话。说在厦门看见了鹏秀。一转眼已经七八年的光景了。
“你去锦州看你哥没,他怎么样?”
“我哥没了,”
“没了?”我感到很突然。“什么病,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急切的问。
“可能是心脏病,我都没赶上,特别急”高鹏秀说。
电影院里,我的脑海里演起了电影。
1965年我们一起考进了五中。他家住在海新沟里一间临街的小平房里。七口人挤挤嚓嚓地,只有二十左右平米,生活特别困难。烧煤,烟熏火燎,屋里乌漆墨黑的,他妈妈的手总像洗不干净。
他学习很用功,特别是俄语比我们都学得好。学校每天的俄语广播都有他的课文朗读,很流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凭照他根红苗正和他老爸复原军人的历史,他成为第一批“红卫兵”。写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斗老师、大串联,都少不了他不倦的身影。大伙都有些烦他,觉得他太显摆,太激进、太不讲情面。
1967年我们下乡劳动,当地的农民开批斗会,他大打出手,把几个“地富反坏右”打得皮开肉绽。特别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把我们的体育老师刘庆丰也弄来陪绑。打得鼻口窜血。
1968年我们下乡在一个队,队里用他虎啦吧唧的劲儿,让他管教队里的“四类分子”,手段非常“革命”,把他们管得服服贴贴,见他如同见到瘟神一样。他也成了我们青年点的保护神,有谁敢给青年出难题、找麻烦,他可以拎着镢头找人拼命。
1969年因他表现突出,第一个被抽调到东北地质局下属的101队工作。走的时候,没谁送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不联系我们。两年以后,听人说他们队调到南票,离我们下乡的地方有五十多里。
因他和我的关系还算不错,我在一个初冬的上午骑车去看他。他们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是帐篷。他穿一套泥呼呼、油叽叽的棉衣,脚上一双看不清颜色的大头鞋。一顶羊剪绒的帽子,像乍煞着翅膀的老鹰蹲在他的头上。红红的脸,像喝了不少的酒,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看到我来,非常高兴,一双粗粗啦啦的手,攥得我好疼。
他打来一白瓷缸子白酒,又弄来两饭盒子白菜炖粉条子和一小盆大米饭,我们边喝边唠。说起他自己这几年来的表现,他为自己整同学、斗老师、打老农的行为流下了忏悔的眼泪。本来就多的鼻涕,和着泪水横流,整的我心里酸酸的,也陪他哭一气,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好香。年轻时的莽撞、幼稚、错误仿佛都随着酣酣的睡眠而去,一觉醒来已是东方红了。
后来我们回城,与他的联系更少了,只是听说他很有出息,工作业绩得到上级的认可,还晋升为了副处级,好像是纪委书记。在锦州安了家,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2010年9月下旬,我们为庆祝下乡四十多年,在劳动公园举行同学会,辗转找到他,他来了。个子好像变矮了,唯一没变的还是那红红的眼睛,总像喝多了酒。他在我身边转悠,问我:“你是谁呢?看着那么面熟呢?”我好气又好笑,轻轻地给了他一脚。
“怎么的,连我都不认识了?忘了我去南票看你?”
他本来就红的脸刷地更红了,有些发紫。“哎呀,你是维俊?!”
“真该死,我怎么认不出你了,你的变化太大了”
也难怪,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二十多年,我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们的同学都去世六、七个了。
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前年我们同学组织去锦州世博园,也没得空去看看他,总觉得会给他添麻烦,没想到,其实他早就没了,唉!
我的好友,你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让我很想你,尽管你没给同学们留下多少好的印象,但我还是很想你。想起了你的模样,想起你很激进的样子,想起在南票的那个涕泪横流的晚上。
我的老同学,高鹏久,一路走好!(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食堂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各生产队还有点实力。因为有57年大丰收的底,库存的粮食还能应付一阵子,食堂基本上不拉桌,不管饭菜如何大伙还能吃饱。可是架不住这么连吃带糟蹋,眼瞅着粮食就要见底儿了。俗话说:“宁省囤尖,不守囤底”。开始没有细水长流的打算,到了最后想省也来不及了。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很着急,再不改变吃法就要断炊了。于是,他们和支书王起商量:召开党支部,管委会,工作队联席会议,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使食堂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通过分析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食堂必须限量,否则,撑不到年底就得散伙。怎样才能限量呢?梁局长说:我在机关时吃过小食堂,是饭票制,根据自己的需要吃多少买多少。这样就能把饭菜量控制住。不过,我们是用粮票和工资买。咱们可以用假饭票代替,发给各户自己掌握使用,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
食堂实行“饭票制”后,按照国家的定量标准,每人每天一斤粮食量,由管理区统一制成假饭票,在月初时,由各连队发给各户,社员每日评票打饭,吃多吃少自行决定。会计每天进行核算,每10天公布各户超吃和节约的情况,超吃从劳动工分中扣除,节约的归己。这种改进措施,收到了令人可喜的效果。食堂里胡吃海塞的现象没了,严重浪费的问题也基本解决;公共食堂又有了转机。
1958年春节来临,各连队杀猪、宰羊,备菜备肉。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天天见荤,七碟八碗的,就像从前大户人家办喜事。
好景不长,到了1959年开春,食堂就像老太太过生日,一年不胜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由于食堂初期吃饭不花钱,饭菜不限量,造成库房空虚,寅吃卯粮。实行饭票制以后,虽然控制了浪费问题,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每天一斤原粮,别说磨成精米细面,就是皮连吃了也不够一个成人的饭量,再加上五八年年景平平,不好不坏。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在扣除社员自己的(直接留给食堂,兑换成饭票)生产队几乎没有余粮。食堂的饭,由顿顿吃干改为两稀一干。即早晚为稀,中午为干;随后,又由白面换成了黄面(玉米面)黄面没吃多长时间,改吃了红面(高粱面)红面不够吃,就掺和着黑面吃;喝的粥越来越稀,有人编个顺口溜:桌上放个盆,盆里有个人,照个小影儿。食堂已经捉襟见肘,整个管理区闹起了春荒。
人就这么怪,越不够吃,越能吃。一些劳力多的家庭,一个月的饭票不到半个月就光了。(就像今天的信用卡,透支了)大伙又不能眼瞅着他们挨饿,就相互串换着吃。饭票就成了一种形式,形同虚设,有它也吃饭,没它也喝粥。节省的户见不到粮食,超吃的户反倒赚着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一下又扯平了。人们的情绪从高峰跌到了低谷,一落千丈!社员们意见越来越大,开始出现了因饥饿不能上工的现象。各队队长纷纷找父亲拿主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父亲也无计可施。他同毛助理、梁局长商量:要不要找上级领导反映,暂时停下来?不然要出大事的。当然,当然,找苏木领导没用,他们做不了这个主。毛助理直接回到旗里找了主要领导,领导没表态。(他不能告诉你,别办了)没表态,就等于默许。其实,翁旗西部一些欠收成的社队,早已停了(倒闭)但是从上到下那级领导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喊停办,只能装糊涂?
毛助理回到大兴把支部书记,管理区正副主任,各队队长找到一块开了个小会,大家统一口径,就说食堂暂时停顿,等麦收后有了接口粮再吃食堂。各队回去后,把剩下的一点口粮按人口分给了社员,让其各自在家里做饭,各讨方便,各谋生路,以缓解矛盾。
1959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后,中央向各地发布指示:务求到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80%力争90%以上,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中央的指示下公共食堂发生了“回潮”,各地倒闭的食堂纷纷得以恢复或重建。根据中央的精神,翁牛特旗委发出了“政治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政治挂帅,分工负责,采取多种措施巩固公共食堂。为此,大兴管理区也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全党动手,大办食堂。
首先要做到“政治进食堂,书记下伙房”
政治进食堂,就是批判少数人右倾思想;书记下伙房就是要亲自到食堂蹲点。这项工作原来是由父亲具体抓的,现在变成了由支书王起亲自抓,而且要搬到食堂与社员同吃同住。老支书快60岁的人了,身子骨也不那么硬朗了。父亲觉得自己年轻又是支部副书记,这活还是由自己来干。于是他对王起说:老书记,还是我进食堂(蹲点)你来掌舵!跑腿干活的事就交给我了,你在边上把着点就行。老支书笑了,妥!这副担子早晚得你来挑。你就放着胆子干吧,有事我兜着,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其实,盖振东、王起这两位老支书,都是父亲最敬佩的人,是他们培养自己入了党,引导自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今,他们都老了,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出力,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多年来,父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是加强食堂管理,节约用粮。继续实行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超支扣分,节约归自己的办法。同时,大搞副业生产。每个生产队都要办猪场,养猪养鸡,抽出来人员经营管理菜园子,多种丰产的蔬菜,如嘎达白(甘蓝)土豆、胡萝卜、大白菜等。
第三是清理家底,首先是各生产队清仓,把春播剩下的种子,杂粮杂豆以及牲畜料粮全部拿给食堂,生产队的仓库彻底干净了。其次,由毛助理带领民兵逐家逐户地清查,将各户的粮食无论多少全部交给食堂;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私自开火,如果发现有私藏粮食和开火者,就要插他的“白旗”游街示众。有了第一次吃食堂的滋味,社员们没有一个愿意再进食堂吃饭。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下,没有人敢反驳,只好乖乖的把粮食和所有能吃的东西,以及家三伙四再一次交给了食堂。
第四是实行“低指标,瓜菜代”。就是将原来每人每天一斤粮食降低到八两或半斤,缺的部分由瓜果蔬菜替代。仍然吃不饱,就发动男女老少走向野外挖野菜。凡是能吃的,无论根、茎、叶都用来吃。这个时候食堂已经见不到多少粮食了,棒子康,高粱康,谷康,麦夫子,豆腐渣都成了主食。而且还不能全糠全麸子吃,必须要掺和上野菜一起吃。比如蒸成菜团子,贴成菜饼子;做成“布拉”吃;(用榆树钱、小白蒿或其他野菜掺和上糠或面拌在一起上蒸锅)把黄豆磨碎掺上“青麻菜”做成“小豆腐”吃;将“小麻籽”碾成粉掺上青菜,顿成“麻豆腐菜”等等。这些吃法,都是当年人们为了填饱肚子的无奈之举。而今却变成了“农家菜”和“农家饭”。大家尝着新鲜,吃着独特,为找一乐。可有谁能体会到当年农民为了度命,不得不吃的苦衷和心酸?
大兴有着丰富的野菜,大概不下十几种。其中,有一种野菜叫灰菜,开始人们并不知道它有毒。就和一种叫“喜甜谷”的(同灰菜是一个种类)割回来一起煮着吃,结果是多数人浮肿,个个像个胖官,眼睛被封上了看不清路,脸上的皮肤被水肿鼓的又光又亮,活像个猪涩泡,小孩子难受又哭又闹;大人们只好忍着。父亲赶紧叫大家住手,见到这种灰菜千万不要再割了,改吃其它野菜,即使是吃草根也不要再吃这种灰菜,父亲担心出人命。由于长时间吃野菜,很多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睛发绿,小孩子因消化不良,顺着屁眼流绿水。
人们想着各种法填饱肚子,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土里长的,水里游的,凡是能吃的,逮着啥吃啥,无所顾忌。人人为这张嘴而奔波忙碌。这时,旗里号召各地在公共食堂里搞“试验田”,并给粮食系统的领导和职工下达任务,研究吃玉米糊的芯和玉米皮子。于是,梁局长就和局里的干部王占荣(后来担任大兴粮站主任)及白音敖苏木武装部长杨乃军,来到陈士清所在的第一生产队食堂,搞起了试验田。
先从玉米糊的芯(大兴称棒子瓤)做实验,将玉米糊用“连枷”或木棍敲开,抠下里面的瓤子(芯),然后用大锅将其烀熟,晒干后,用碾子碾成粉合玉米面或高粱面里,再掺上野菜蒸窝头吃。因为是试验品,当然是干部先吃了。可是,吃了窝头的父亲,毛助理、梁局长、王占荣、杨乃军和陈士清几个人,第二天都犯了一个毛病:“拉瘪肚”(拉不出屎来)几个人苦笑着,难受了好几天。梁局长表示不能再试了。
接着又开始做玉米皮子试验。就是将嫩玉米皮子用笼屉蒸了,使纤维变软,再用大锅熬,一直熬到纤维化了,糖稀了,形成粥状,将其掺合在面里或糠里贴饼子吃,不用说还是干部们先品尝,大家吃后都没什么异常反应。而且感觉比苦菜团子好吃的多,这项试验算是成功了。然后就在各生产队中推广,可是玉米皮子是有数的?没多长时间各家各户用来烧火的玉米皮子全被人们吃光了。
以上措施治标不治本,没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日渐短缺的局面,政治挂帅,更没有改变群众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和饥荒的来临。人们开始偷吃生产队菜园子里的青菜,白菜、胡萝卜等。刚刚解棒的玉米,还没有籽粒,就被掰下来烀着吃。自己队里的偷完了就到别的队里去偷,最后就是互相偷。有的甚至越过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到河南河北去偷。当时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被看不起,反而成了一种公开的现象。正所谓: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房漏又遭连阴雨”1959年8月中旬,眼看就要过汛期了,大兴地区突然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村庄被淹,良田被毁,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至次,大兴管理区的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永远的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万幸的是在那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兴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也没有逃荒要饭的。
恢复乡体制
1956年大兴建乡刚刚一年就同白音敖苏木合并了。至1959年,由于语言障碍,风俗习惯,农牧区差别等诸多民族问题,翁牛特旗又将大兴,白音他拉,白音敖三家分开,撤销了白音敖苏木,成立了白音他拉苏木,恢复了大兴乡。
大兴乡恢复后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党委书记:楼文学。副书记:崔国忠、鞠广德。政府乡长:李孝芳。副乡长:邱万仓。党委秘书:冯守成。
根据旗委指示,乡党委撤销了大兴管理区。按照区划成立了四个大队,将管理区的财产一分为四,每个大队各一份。四个大队的组成情况是:
大兴大队。书记:王庆福。主任:陈士清。副主任:刘成山。会计:孙绍武。出纳:隋义(兼青年书记)。民兵营长:傅勇林。妇联主任:朱秀英。
大兴大队管辖北公司、南大段、敖包营子、北太平河4个自然村。
海立吐大队。书记:张永贵。主任:郑有德。管辖海立土、马家地铺、天合龙、烧锅地铺4个自然村。
兴隆大队。书记:王庆云。主任:孙绍文。管辖腰段、小段、南太平河、白沙坨4个自然村。
新立屯大队。书记:朱喜。主任:王振环。管辖新立屯、马莲垛、大喇嘛营子,张家营子4个自然村。
机构设置情况是:
公安派出所。所长:赵瑞祥。
武装部。部长:杨乃军。
水管所:所长:杨秀清。
综合厂:厂长:赵权。下设:木匠铺。负责人:王军。皮匠铺。负责人:金宝贵。成员:萧普,刘君。铁匠炉。负责人:王风鸣。成衣铺。负责人:张勤。
供销社。主任:马秀。(后任曹贵)
 
药社。负责人:范宝珍。(后任肖风臣)
当时大兴缺医少药,只有民间行医的。如腰段的刘斜目瞪(一只眼有残疾)会用中药、偏方。我的奶奶臧王氏,专治小孩。(扎风等)张信的母亲专捡小孩(接生)。成立药社后,政府先让刘斜目瞪支摊,然后外请外聘。先从双合兴请来了范宝珍(西医)由他负责药社全面工作;后又从开鲁县招来了“拉药匣子”的(药剂师)肖凤臣;又从河北(西拉木伦河)的“哈拉沁”(归右旗大板管辖)招来了陈花先生;因他会给小孩种花,每年春季,从哈拉沁骑着小毛驴来大兴给小孩们种花。所以,人们习惯叫他陈花先生。
陈花先生,在河北(西拉木伦河)和大兴声望很高,口碑也不错,人们都很信服他。他除了会给小孩种花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会治各种疮、痔。不知道治好了多少人?然而,常在江边站,哪有不湿鞋?一不留神,酿成大祸。腰段有一户姓姜的,家里有一个9岁的男孩得了“垛疮”,请来陈花先生给治。老先生用自己研制的面药,配以红凡拌小米,然后箍在小孩的头上。这种偏方忌吃小米饭,陈先生再三嘱咐家人不可食用小米饭,但却忘记告诉小米米汤也犯忌。结果孩子喝了小米米汤死了。姜家人把陈花先生告到旗里,公安局来人将其抓走,法院判了刑。陈花先生被押到大兴劳改农场二分场的监狱里服刑。
兽医站。站长:白振峰。兽医:孙志玉、刘坤。
信用社。主任:何玉庭。(后任于深)
粮  站。主任:王占荣。(后任罗振福)
农业中学。校长:张宽。
小  学。校长:孙耀先。(后任马宗林)
大兴经历了建乡,合并、又恢复的过程。在三届党委、政府中,有几位出色的领导干部给大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一些老人还记忆犹新。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霍云龙的嘴,楼文学的腿,崔国忠的笔。意思是,霍云龙的嘴讲他能说。他说话作报告几乎不用搞,虽然说的是农村牧区老百姓的大实话,且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入心入脑。他一气可以讲上几个小时,但听者却不乏困。娄文学的腿是说他能跑。一来是他个大腿长;二来是他坐不住办公室,经常跑基层,各生产队队长他都熟,而且能说出许多老百姓的名字,对基层的情况了如指掌,别人也甭想糊弄他。崔国忠的笔。是说他能写,特别有才华,但他从不“显山露水”自夸自擂,很看得起目不识丁的农民。从百姓的顺口溜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的领导者们,是多么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真正体现了勤政为民。父亲在他们的领导下,一起共事多年。其中,尤以霍云龙、崔国忠和父亲私交甚密。
遭遇洪灾,
地处西拉沐伦河畔的大兴,自从有了人烟,人们就在这古老的河流沿岸繁衍生息。西拉木伦河为大兴人淤积了万倾沃土良田,为人们创造了无以计数的财富。然而他并不平静,并未驯服。时而发威,时而怒吼。一旦咆哮起来,就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
听父亲讲:解放前后西拉木伦河基本上是三五年一小灾;十年八年一大灾;三十年左右一特大灾,这虽然不能成其为规律,但却属实。在不到百年之内西拉木伦河就发生过3次特大洪灾:伪满时一次;1959年一次;1987年一次。可见西拉木伦河流域历史上就是洪涝灾害的多发地区。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9年8月份,原本风和日丽、生机勃勃的南北大地,突然间像变了脸的小孩子,一会儿阴一会儿雨。整个大兴地区,阴雨连绵。到了中旬,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两天两夜,平地起水。就在同一时段西拉木伦河上游又突降暴雨。天就像漏了一个大窟窿,雨,不停的向下泼撒。瞬间,河水猛涨,洪峰骤起。势不可挡的洪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吐着黄色的泡沫,狂吼呼啸着扑向大兴。转眼间,马家地铺上游的河岸被冲开一个十几米宽的大口子,洪水卷着泥沙,翻着大浪冲向田野、村庄。整个马家地铺和海立图两个村子被洪水包围,农田、房屋一片汪洋。300多人口被洪水围困,危在旦夕。
大兴遭遇了建国以来的最大洪灾,百姓告急!大兴告急!
洪灾发生后,大兴党委、政府紧急处置,一边向上级请求援助,一边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第一位的是救人。党委迅速作出决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不惜一切代价,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立即在就近的大兴大队和兴隆大队组成了两支救援突击队,一支由党委副书记崔国忠为指挥,王庆福、陈士清为队长的大兴青壮年突击队,奔赴海立土实施救援;一支由党委副书记鞠广德为指挥,王庆云、孙绍文为队长的兴隆青壮年突击队,奔赴马家地铺实施救援。
由于洪水将马家地铺与大兴拦腰截断,已无路可走,突击队只得涉水前行,队员们趟着大腿多深(低洼处有齐腰深)的洪水不顾一切地向马家地铺、海立土进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两支突击队终于到达了救援现场。群众已在支书张永贵,村长郑有德的呼喊下逃离到了高岗处。人们在惊吓、慌慌恐中,突然看到政府的领导来了,大兴、兴隆的乡亲们到了,激动的大声呼喊,乡亲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片刻,人们高呼:我们有救啦!。。。
崔书记见到张永贵的第一句话:“有没有伤亡”?“只有两人受伤,已经包上了,无大碍”。张永贵快速准确的回答。崔书记放心了。鞠书记见到郑友德冲口而出:“有没有遇难的”?“没有!只有一个孩子在逃离时不慎掉进水坑里,被水呛着了,现在没事了”。郑村长毫不犹豫的回答。鞠书记紧绷着的心情松了下来。事不迟疑,赶紧撤离。崔书记发出指示,张支书和郑村长马上组织本村的青壮年,一同配合大兴和兴隆的突击队,在崔书记和鞠书记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有序撤离。
那个时候条件太差了,没有任何实用、有效的救援工具,只有靠人力。先转移老人、孩子和妇女。突击队员们在父亲,王庆云,陈士清,孙绍文四人带领下,三人一帮,两人一伙,人背,肩扛,背驮,拉的拉,拽的拽,像接力赛一样,一拨一拨,一程一程的往外运人。
党委书记楼文学,乡长李孝芳在安排完突击队出发后,用快马送信,紧急调新立屯大队的青年民兵,火速增援大兴。在支书朱喜,村长王振环的带领下,民兵们以急行军速度,奔向大兴。15公里的路程,民兵们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赶了。由于跑得过急,有的人“转腿肚子”了。大家顾不上喘一口气,喝一口水,立即投入战斗。就在靠近马家地铺的敖包营子跟前,接转从海立吐,马家地铺转移出来的群众。然后再一站一站的向大兴村和兴隆村运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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