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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122)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8/3/31 13:46:35     点击:304

 

                    2018.3.31 星期六 知青文学(122)

        

          

         我的知青岁月(漫画)

 

         作者:田旭元(辽宁)

 

 

 

用画图来记诉知青历史,足见作者对那段

磨灭的记忆有多么可刻骨铭心!

(编者)

 


 

 

 

 

 

 

 

 

 

 

 

 

 

 

 

 

作者田旭元,一九六八年由辽宁抚顺八中下乡到黑山县太和公社耿屯大队,一九七九年回城,自幼酷爱美术。从学校画到农村,从农村画回城市,从工作岗位画到退休。曾在《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建设报》、《中国漫画》、《儿童漫画》、《中国老年报》、《老同志之友》等报刊杂志发表漫画作品一千余幅。退休后,不忘知青岁月,收集八中同学大量知青素材,创作了《我的知青岁月》系列漫画,敬请欣赏。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4年5月4日

上午,参加三队堆粪劳动。
盟团委派王磊同志来玉田皋大队在二队搞“红小兵行政村建队”试点,目地是引起生产队对红小兵工作的重视,关心孩子成长。前几天,王磊同志提出5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因此,下午,在二队参加“二队红小兵行政村建队大会”。
晚上,参加大队团总支、民兵连联合召开的“深入批林批孔,纪念五四”誓师大会,并讲话。大会发言人:知青民兵代表贾英华、杨淑芳,生产队民兵代表张桂华、孙晓梅、张玉芹、于庆有。
农村批林批孔联系实际:
1.违规扩大院套,占集体土地;
2.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生育上重男轻女;
3.写纸条造谣惑众,扰乱人心,破坏生产;
4.重副轻农;
5.生产上守旧、保守。
                          
1976年5月6日
    昨天上午在青年队参加打地埂劳动。下午,在五队参加机播玉米劳动。晚上,协商三队和小学换地,支援教育革命。革命工作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终于办成了这件事。今天上午,在三队搬运化肥。听到社员介绍队长刘海林家有病人,生活困难,曾一度影响工作。给他留封短信。
海林同志:
了解到您家庭生活因有病人而经济困难,也知道您在积极为党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 想办法买药为病人治病。在经济上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您,请收下人民币拾元。困难是暂时的,我希望您收下,更希望您继续带领第三生产队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深入批林批孔,搞好农业学大寨工作,让三队早变、快变、大变,在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的战斗中争取新的胜利。
                         
1974年5月9日
    近日,一直处于紧张的劳动和工作状态。本月7日,上午在三队机播玉米,下午到二队做机播玉米准备。晚上,安排青年队知青分组到各生产队召开批林批孔促生产会。本月8日上午,在二队机播玉米,中间公社黄珍书记和旗工作队黄凌云到地里找我并通知我回青年队,谈盟二地质大队派车支援我们送化肥的问题。晚上夜战,在二队机播玉米,黄珍和黄凌云一起参加。又是一夜尘土扬。今天上午,在五队机播玉米。盟团委副书记陈孝和孙卫红来玉田皋。下午,辽宁省林业局同志来玉田皋。劳动——接待——座谈,真够紧张的。
 
1974年5月10日
最近传达上级电话会议精神:
1.在农村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克己复礼;
2.批资回潮,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3.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联系自己的思想漫谈:为消灭“三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乡村干一辈子革命,我提出了实行参加劳动挣工分形式。但还留个尾巴。按省、盟、旗统一规定,每月给我15元补助,对此,我心情一直是不平静的。这是党给的,我要把它还给党。我个人生活还是很好的,什么困难也没有。在生活问题上,我不能也不应有高于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战友的水平,雷锋同志是好榜样。
(52期)去年11月份以来的7个月,人民币105元,都干了什么呢?40元给大队办电,买机器零件,两元给护林员李士保看病,10元给三队队长刘海林同志家人看病,5元给韩世荣治病,1.70元给一队李井昌家看病,其余的到外地开会用了。
群众有困难,我是大队支部书记,一方面要和大家一起抓大事,促大干,让农村早日大变、快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尽我一点力所能及的义务,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在往外拿钱的时候,我是在同自己头脑中残存的私有观念开展了斗争的,这虽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却反映出自己向公有观念迈进了一步。
                       
1974年5月11日
    最近,盟团委陈孝、旗工作队黄凌云等协助我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以促进生产。
昨天晚上,为刘慧贤、殷桂英、赵庆举行了入党仪式。张思功同志正式恢复组织生活。
今天上午,正在三队参加种地劳动时,赵清志同志到地里找我回大队研究春播等问题。
中午,吉林省歌舞团3同志来玉田皋采访,借中午12点15分至12点45分半小时时间,与他们座谈,而后去三队、一队检查春耕生产情况。今晚,冒雨在一队机播玉米两小时。公社黄珍、旗工作队黄凌云同志参加这场战斗。
                         
1974年5月12日
    近日,玉田皋的学习、批判、生产等活动均有下列同志参加:
吉林省歌舞团的同志,大连水产学校养殖系学员实习小组白峰、车新有、毛崇林、徐树林、白淑芹、曲桂侠,盟团委、旗工作队同志。
夜间机播玉米,我大队播种机再次发生故障,从孤山子大队借来播种机,下决心以昼夜连续作战弥补之。从一队开始,夜9点5分开始冒雨进行。雨越下越大,雷鸣电闪,我们浑身上下被浇透了,仍然相视而笑,仍在坚持。雨太大了,11点停播。我和凌云同志冒雨凭借手电光,踏着泥泞回到大队。真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雷鸣电闪雨下大,
马达轰轰无惧怕。
      干部群众同等苦,
学习大寨跨骏马。
    夜12点。
 
 
1974年5月13日
    各地给我的来信存放在青年点、生产队、大队、公社等多处,来访的同志认为这些信件很宝贵,建议集中管理。听取同志们的建议,信件集中于大队部,青年队办各地来信专栏,所用来信仍保留。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山东、河南、四川灌县和威远县中学生来信,其中山西太原二十七中的马燕飞、刘美玲、崔桂荣、董凤秋、李立青、张爱萍、管志梅、张小梅、李飞、李文武、张艳芳、陈昌林、贾凤兰、王素卿、李强、朱刚英、赵晋生、苏小兵、郝政瑞、黄坚等,几乎同时来信,表示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真是令人感动!
 
1974年5月14日
接到写稿通知:
1.旗知青办主任王博忠通知,《人民日报》约稿,本月17日前完成;
2.5月下旬,辽宁省召开知青会,需发言稿,选择生活漫谈形式。
近来的战斗依然很紧张,正是这紧张的战斗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吃,在青年队(开会晚了热一热);住,在大队部(几乎每天有会);劳动,在三队(随时可到其他队)。每天夜间12点左右睡觉,5点左右起床。对此已感到正常,只是每天发困。各地来玉田皋的同志见我第一句话便说:瘦得历害,脸色很不正常。连摄影记者的工作都有困难,本来马上需要一个片子,据说因为我近来身体状况而不能拍。要像金训华同志那样: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
                         
1974年5月15日
召开家庭妇女座谈会。通过批林批孔解决计划生育中的一些难题。在农村,多子多福意识甚浓。今天专门召集女青年的母亲们开座谈会,反对买卖婚姻,提倡退彩礼。例如,殷桂英、刘桂芹、赵玉芹、李素芹、高月侠的母亲。她们说,支持孩子学大寨,走社会主义道路。支持孩子晚婚。
结合近日学习列宁《伟大的创举》,体会到,大大地发展生产力需要克服无数的小生产残余和习惯势力、保守势力的巨大影响,这就需要把农民吸引到破除旧意识上来。生产上要大干,大变,首先要在意识上变,如不变,阻力会很大,也就干不了社会主义大农业。
还要集中力量修好扬水站,做好夏锄准备和积肥工作。(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青年点——我留恋的家
       
                                      薛晶华

薛晶华,女,毕业于抚顺市第6中学,19767月下乡到昭乌达盟宁城县八肯中公社新岭大队,时任青年点副点长,现为抚顺包装总厂办公室主任。

1976年夏天,我们46名同学一起来到昭盟宁城县八肯中公社新岭大队。一下子离开父母的呵护,离开了恬静的校园,来到这遥远荒漠的地方。面对这陌生的一切似乎有些醒悟:我不再是父母温暖羽翼下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现在必须独立地面对人生。已成为社会一员的我,在那里小心涉世,谨慎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地体味社会。我非常幸运,新的大家庭——青年点里的同学们,带队的师傅们以及当地的农民们,给了我兄弟姐妹般的温情,给了我如同父母般的呵护和关怀,使我在这遥远的千里之外,又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我非常喜欢青年点这个充满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家。

  我们青年点的3栋房子呈门字造型,围成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天地。有粮库、仓库、伙房、餐厅、图书室、医务室、宿舍,每4人一个房间,每间屋都清理的清洁明亮。院子里我们铺了厚厚一层黄沙土,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篮球场,建造了3个大花池,栽培上从家乡带来的花卉。由于这个地方地高水少,每天收工后都有同学宁愿不休息到挺远的小水库挑水浇花。各种鲜花盛开,漂亮极了。

  我们带队师傅治家很有方,管理员精打细算,同学们齐心合力,大家庭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修得跟下长城似的菜窖里,贮满各种鲜菜;养了5头大猪,还有10几个小猪崽;粮食蔬菜充盈,食堂里的酸菜、小酱菜有10几种呢。每天早晨我们被点里的铃声催醒,早饭后就随着自己的小队出发了。每天收工后或是不出工的日子里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刻,也是青年点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家洗漱后,说说笑笑,琴声歌声驱散了一天的疲劳。赵小飞、腾希臻口琴吹得很专业;董丽、张凤英歌唱得更好;韩志民、辛晓光、林萍文笔很好,写出的故事、诗歌让我们很陶醉;郑恒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说得那叫“溜”。有时遇有阴雨天不出工,我们借此包饺子,集体改善生活,殷甫饺子皮擀得很地道,7下就一个。我们也常上党课、上团课,办故事会、诗歌会、板报宣传、打球、弹琴、唱歌或是看一天书都很有趣,就连生产队里的村民,特别是年轻人经常粘在青年点里。

  刚下乡时,我们不会农活,又承受不住那日出到日落长时间的劳作。特别是铲最后那遍玉米,每当走进那比我身体都高的玉米地里,心里就打怵。里边闷不透风,一会儿就大汗淋漓。青棵刮在脸上、胳膊上,蘸着汗水,又疼又痒,使出浑身的劲也赶不上趟。这时队里那些善良热情的老乡就会帮助我们,点里的男生虽然自己也很累,仍然回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夏锄,还是秋割,点里的王大军、郑恒、李为众、张石、李斌他们经常给我们接垅。有时我们偷懒不想出工了,队长劝也没用,带队师傅很有招儿,谁没到队里出工,就得跟着他去开荒种地、收割,而且是没有工分的。后来大家觉得不划算,还是乖乖到队里出工去了。队长很高兴,我们青年活泼、热情,歌声和笑声吸引了更多的人到田间劳动,劳动效率也是很高的。

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开心,很愉快,大家互相关心,互相依靠,同苦共苦。偶尔有谁感冒发烧,身体不适时,不仅有带队师傅和炊事员亲自送的“病号饭”,还有点里的“大夫”王淑芬、解立成的针灸诊治,而且很管用的。在点里所有的男同学都像勇士一样地团结一致,护卫着这个家,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家中感到很温暖,很安全。

我们八肯中公社有八九个青年点,只有我们一个点是抚顺市新抚区所属,青年点管理的不错。我们平时除了和老乡一起出工劳动,就是在点里娱乐,也不时地到离点10几里地的公社赶集逛逛。有一天不知谁传来消息说,别的青年点的青年看我们点的人不顺眼,并说有胆量就到公社集市去决斗,否则别想再出现在集市上。当时正巧带队师傅不在,我们女生都挺害怕,有些惊恐。倒是那些男同学此时显示出勇敢的气魄和挺身护家的责任感,表示决不能被吓倒,即使流血也要保护全点的安全。集市那天一大早,我们点里的10几名同学集中起来进行着他们“战前动员”:“一旦决斗起来,谁都不准逃跑,以免扰乱军心。”看着他们坐着拖拉机离去,我们的心都在嗓眼提着,生怕出危险。那天我们都没出工,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不时向路口张望。一直到中午,不知谁眼尖,高喊一声“快看他们回来了。”大家赶快都跑出大门迎上去,果然是他们回来了,而且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大家高兴的不知怎样才好,下午点里杀了一口猪以示庆贺,大家乐得跟过年似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对方认为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点的人根本没有胆量敢来与之对恃,即使来了也决不是对手,没想到他们不仅来了,而且气势上如此的威严不惧,也为他们的“不让点里任何人受伤害”的胆量和责任感所折服。加之公社领导闻信而出,一场难以想象的干戈化解了,从此大家成为好朋友。

我非常崇拜他们的胆识,更重要的是感激他们挺身护家的爱心。生活在这样的家中我非常快乐也非常荣幸。当然,后来想起这事,知青们偶尔出现打架斗殴,也实在是小青年的淘气罢了。(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所有我知道的账目基本都还清了,这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挪去了,让我心里敞亮了许多。在我还账期间,我没买过鱼和肉,欠人家账,还有权利改善生活吗?让人碰上了,脸往哪搁?该账不还,还大吃大吃喝?让人笑话?我怕让人议论,这回好了,没有账了,一个月可以改善两次生活了。虽然没账了,我也不能松懈,我的事情太多,就拿公公来说吧,天天我给他送两顿饭,天天问他想吃啥?他只要说出来,我就给他做,有一次想吃羊肉馅包子,你说这把我愁的,我不吃羊肉,也闻不得羊肉的腥膻气味,那时的羊肉也不贵,才五毛一斤,那时的羊肉味特别膻气,但我又不能不给他做,我就买了二斤羊肉,那时还没有绞馅的机器。
我买来肉,去俺家外院王大娘家,说:“大娘,俺公公要吃羊肉馅包子,俺买来羊肉不爱占我家的伙什,嫌刷不净味,我用您家的盆和菜板行不?”
大娘说:“行,没问题。”大娘就给我找个盆,她给我舀水我洗肉,洗完肉,放在菜板上空空水,我就开始剁,剁好了肉,我收在盆里,端回家去和馅,我先把菜板给刷净了。
我告诉大娘:“中午大伯不回来,您就别做饭了,等着吃包子。”
大娘说:“好啊。”
我知道大娘家总买羊肉,她喜欢那个味,所以我在她家剁肉。我剥了几根大葱,切切剁剁和在馅里,又用开水烫的白面,包的小烫面饺子,用锅蒸蒸熟了,先给吕大姑送去四个,给王大娘四个,家里就两孩子,我大儿在山东,还没回来呢,我两孩子一人四个,给孙明春留四个,我总共包了五十多个,给这边大伙分了二十个,剩下的,三十多个用小盆装着,用屉布子蒙上用毛巾围上,怕凉了,装在网兜里头,让我女儿拎着给公公送过去。那年女儿七岁,能当小支使了,我告诉女儿,到那和奶奶说:“只许爷爷奶奶吃,不许别人吃,剩下的留给爷爷明早上吃。”
女儿点点头,拎着包子走了,一会拿着盆子兜子回来了,跟我学:“妈,我到奶奶家,他们正吃饭呢,全在家,我和我奶奶学你说的话,我奶奶说‘送我这来了,你就别管了,到我这,我说了算。’大伙就都抢上了,他们一把都抓两三个,给我爷爷剩四、五个,我爷爷准没吃饱。”
我听了,说:“不饱就不饱吧,反是我送的不少,他爱让人抢就抢呗,他不管,看着让他儿女抢,他儿女抢他就别吃!”
吕大姑说:“大嫂子,你蒸这烫面饺真好吃,馅可香了,不咸不淡正好,面还软乎,还好咬!”
王大娘说:“秀舫啊,我明天买一斤羊肉,我把馅剁好,你来给我和馅子,我也蒸烫面饺子,你做的太好吃了,我也让你大伯尝尝。”
我说:“行。”
大娘说:“我也学你多洗几遍,把水空干净。
我笑了。
晚上我给擀的面条,呛上锅,我把面条煮上,把剩下的馅汆十多个小丸子,切把小葱,两根香菜,放在汤里头,整整盛了大海碗。这回我亲自送过去,怪热的,怕烫着孩子,我到了老的那边,他们还没吃饭,我给公公拿双筷子,给他放个小桌子,公公就乐呵呵地吃上了。
公公说:“秀舫啊,中午那烫面饺太好吃了,我没吃够!”我说:“送了三十多个呢!您还没吃够?”
公公说:“不瞒你说,我都没吃饱……”公公说着,眼泪八叉的。
我看公公那样又怪可怜的,说:“他们抢,您也不管,您就不会说,是给我送来的,叫他们‘别抢!’”
公公说:“谁听你的?你打发孩子来送饭,孩子放下就走了,他们就开始抢,送来啥,他们都抢几口吃,这个来尝尝,那个来尝尝,尝完了,就给我剩不点,我从来没吃饱过……”我说:“爸,我知道了,从明天开始,我来给您送饭。”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块钱猪肉,回来洗洗空上,剁馅,花五分钱买了一把韮菜,摘好,洗净,和了面醒着,我就帮大娘蒸包子,还是大葱羊肉烫面饺子。
大娘说:“啍!真是一个人一个手法,还是咋天那味。”
我说:“你吃吧,我也回去做饭去。”
我包饺子,包了有百十来个饺子,我给吕大姑送一碗饺子,给她舀碗饺子汤,我一做差样的,就告诉大姑别做饭了,等我做熟了给你吃,大姑都八十好几的人了,身体还挺好,总柱个拐棍出去串门,她到谁家,总和人家夸我,人家总和我学,大姑不糊塗,是个有良心的人,我对她更好,我给大姑洗衣服,有时她拉裤里了,我也抢着给她洗,她娘家来人了给大姑送土特产,都有我一份。大姑娘家有两弟弟,有侄、姪女,大姑也和他们学,说我对她好,说我啥活都帮她干,告诉他们放心。
我包好了饺子,煮好了,让小孩们在家吃,我去给公公送去,我还抱着毛衣活,到那等公公吃完,我就能织一会,晚上少熬一会夜,到了那,我把饺子往炕上一放,爪就都过来了,就想抓,我就打,哪个爪往这伸,我就打哪个爪,我说:“旁边去!不是孝敬你们的!我这是孝敬老人的!你们爱吃,为嘛不买?也让爸爸借个光?去搬桌子去!”
他们就把桌子搬过来,我把大海碗放桌子上,我都不敢离地方,怕他们上去抢,我就支他们:“去拿筷子去!”
他们给拿筷子来,我坐这,看着老爷子吃。
“去给拿个碗来,倒点醋。”
他们就去给拿个碗,倒点醋。老五、小老姑都站在旁边看着他爸吃,一会老三又来了,也想伸手去拿个:“我尝尝。”我说:“放下,不用你尝,你们都尝,爸又吃不饱了!”他就不敢拿,我就坐在公公身边织毛衣,谁也不敢来抓,一大海碗饺子,一个没剩,老爷子都吃了,吃完了说:“嗨!今天又闹了顿饱斋!”
我给公公端来半大茶缸子热水,放在他跟前:“别着急,晾晾再喝。”问“爸,您往天吃不饱吗?”
公公说:“你今天在这看着了,不让他们拿,他们都没敢抢,以前,孩子拿来吃的了,往这一放,他们就先尝尝,你尝两口,他尝一口,一会就给我剩不点了,上哪吃饱去?”
我说:“爸,你放心,往后我不让孩子来送了,我来送,我在这看着你吃,您就吃饱了。”
公公每天都这么能吃,麻烦事来了,有一天,婆婆来了,她冲着我哭哭叽叽的说:“你成天给他吃那么多好吃的?撑的他总拉,赶上小孩们不在家,我也弄不动他,三整两整就拉裤了,拉裤了,我还得给他洗!整的我都不能出去玩了!”
我说:“谁能光吃不拉呢?拉是正常事呀!你不告诉我爸爸有大便早点说,早点下地,免得不赶趟。爸都这样了,您还想出玩去,您得在家陪我爸,拉屎撤尿,您陪不正好吗?”“不行,你们这边得去个人,帮我洗呀?”
我说:“您别着急,明天我过去,拉裤了,我给洗。”
婆婆说:“那中。你明天去吧!”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拿着毛活就过去了,十点多了,我问公公,您解手吧,公公摇搖头。我说:“您要不解,我回家做饭去了。”
婆婆说:“你做饭去吧。”
我回到家,赶紧做饭,给我们这几口人做饭,给公公做小锅饭,做好了再送过去,再从那边待一下午,晚上再回来做饭,就这样的,我和婆婆一人一天的,公公挺够意思,我在这待一天,公公不拉,次天是婆婆班了,上午也不拉,等我送完中午饭,两三点钟公公开始拉了,尽是婆婆洗,我总也没赶上过。
看公公的状态不见好!我和明春说:“咱有钱,带着给他爷置办装老衣服吧?要不到时候也是一笔钱,咱这零碎着置办齐了,到时省得一块掏。”
明春说:“行,你看着买吧。”
我就零碎的置办着,今天买的棉袄、棉裤面,过些日子又买大棉袍面,又买里子、又买铺的盖的,头上枕的、脚上蹬的,帽子、鞋、袜子、腿带子,总之,该有的都有了,其实我也不懂该买啥,都是寿衣店的人告诉我的该买啥,我就买啥,因为公公个头太大,卖的寿衣他都不能穿,所以买的布,找四个老太太来给做的,做的棉袄、棉裤、大袍,一天就给做好了,我给这四个婶子包的饺子吃,大伙还都挺乐,做完了装在纸箱子里头。过了有一个多月,公公闹不好,我家来取寿衣,吕大姑告诉我:“大嫂子,寿衣包里放根大葱,带根的,就把病连根葱 (冲)了!”
“噢!”我就照做了,拿过去了,婆婆还挺高兴,公公这一关闯过去了,又待了一段时间,公公状态好转,我还照样天天给送饭,我的毛活全织完了,有再送来的毛活我说啥也不收了。(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这是我下乡插队时写的一些叫诗歌的东西,不乏那时候的色彩)
一、自己创作的诗歌
 1、《夏日》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外禾苗分外好。
不畏酷热烈日晒,
夺取丰年是英豪。
足踏热土背如烤,
我们农民最勤劳。
风吹日晒等闲视,
多献忠心是功劳。
一九六九年夏日于田中
2、 《太阳晚》
    
三星未落全,
农民早在田。
太阳出来了,
羞得红了脸。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
3、《忆我们去宣传》
一阵阵北风刺骨寒,
一片片雪花飞山间。
一座座山头皆白雪,
一条条小路蜿山间。
一小队战士雪里行,
一个个被风吹红脸。
一双双“铁手”被冻疼,
一支支歌儿随风传。
一声声锣鼓震山响,
一张张笑脸来迎咱。
一阵阵寒风彻骨冷。
一双双热手驱风寒。
一句句话儿问寒暖,
一碗碗热水如蜜甜。
一层层人们围成圈,
一对对眼睛看宣传。
一步步紧跟毛主席,
一颗颗红心向阳丹。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忆宣传时写
4、看《西游记》有感
 四僧西游不畏难,
艰难险阻万万千。
金猴奋起千钧棒,
鬼魔魍魉只等闲。
唐僧一心取真经,
是非混淆遭妖患。
大圣金眼与火睛,
认清敌友实堪赞!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
5、     《春天》
春风漫步至人间,
绿茵披上万重山。
紫燕黄鹂鸣翠柳,
野草铺地软如毡。
广阔天地练红心,
革命青年意志坚。
春天播下丰收种,
秋天粮食堆成山。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由于受到洪水惊吓和恐慌,被解救出来的群众身体都很虚弱,大家又饥又渴。青壮年们还能挺一阵子,一些老年人和孩子已经支撑不住,陆续的病倒了。乡长李孝芳亲自到药社作具体安排,并指示范宝珍要全力接治。药社就3间简陋的土房,即没病房,也没病床。根本容不下众多的病人。于是,李乡长又组织人动员附近的农户腾出房子,做临时病房。他又马不停蹄的来到北公司,组织在家的妇女和一些腿脚利索的老人,走家串户凑米,然后煮成几大锅稀粥,亲自送到灾民手中,让大家尽早地喝上一点,先暖暖身子。仅仅一碗稀粥,把大家感动的热泪盈眶。灾民的情绪一下稳定下来。
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突击队队员们终于将被洪水围困的300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出来,并陆续转送到大兴村和兴隆村安顿下来,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突击队员个个像个泥猴子,累得筋疲力尽,摇摇晃晃,一天一宿汤水未进,,米粒未沾,硬是挺下来了。虽说够苦够累,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
由于党委政府及时果断的处置,抗洪救灾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最关键的一步。为后续的救灾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得知大兴遭遇洪水袭击后,翁牛特旗委、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迅速组成抗洪救灾工作队奔赴大兴。从旗所在地红山老府到大兴有180公里,中间许多地段都没有路。除了草甸子就是沙丘,而且要穿越乌兰傲都和海日苏大沙漠。即使是有汽车也用不上,最好最快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了。
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再加上翁旗东部的地理环境以及农牧区的特点,无论是旗政府机关还是苏牧、乡机关,都饲养马匹,以备领导们出差、下乡和应急之用,就相当于今天配备的小汽车。
最先出发的是工作队正副队长,农委主任崔荣怀和公安局长罗景山。两人从旗机关的马匹饲养棚里挑了两匹最快的马,顾不上回家收拾行李,直接从政府大院跨上马直奔大兴。由于心急、有事,两个人不停的挥舞着马鞭子,坐骑在他俩的猛劲催促一下,翻四蹄,放原配,(最大马力)拼力地向前奔跑。只跑得两匹马都“炸了蹄”才不得不换成别的马。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奔跑,中途在高力罕,海日苏,格日僧,白音他拉替换了四回马,两人于傍晚赶到了大兴。顾不上休息,崔主任和罗局长急切的想知道受灾情况,娄书记马上做了简单明了的汇报,当听到被围困群众已全部安全地转移出来,并做了初步安置,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时,崔主任和罗局长都很欣慰。对大兴党委、政府不等不靠,坚强有力的救灾举措,予以充分肯定。崔主任向娄书记、李乡长传达了旗委对抗洪救灾的指示,并代表旗委政府对灾区表示慰问。4个人又一同来到大兴村和兴隆村,看望了受伤人员、病人以及灾民,直到半夜才回到乡机关稍作休息,几个人吃的是咸菜稀饭。
随后,旗武装,民政,粮食,农牧林水等各局人员陆续赶到大兴,协同大兴党委政府共同抗洪救灾。
这次洪灾,由于降水强度大,雨量集中,突发性强等特点,给大兴造成了各种经济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全乡4个大队普遍受灾,两个村庄被淹,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其中海立土、马家地铺秋作物绝收,一半以上的农田被毁,房屋、牲畜等不同程度受损。洪灾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沉重打击。
公共食堂的大锅饭,已使大兴的百姓处于半死不活的无助状态,现在又遭受到如此大的洪灾,雪上加霜,群众已到了非救不活的地步。政府必须提供紧急救助,才可避免人心浮动,恐慌不安,才能驱除灾民们的绝望心理,共同树立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信心。对此,旗委、政府作出如下决定:一,直接从大兴粮站,信用社,供销社下拨部分粮食,资金和生活用品,先应急再救济;二,对普遍受灾的大队实行粮食补助,对被洪水淹、农作物绝收损失严重的海立土、马家地铺按人口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三,免征农业税和公购粮;四,由粮食部门负责解决来年种子,同时指导好生产自救工作;五,由水利部门负责提出西拉木伦河大兴段防汛防洪初步意见。旗委政府的举措,视而有物,落地有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眼前的困境。
在旗委组织动员旗直干部、职工捐款捐物的活动中,旗直各机关团体积极响应。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无私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大兴人民捐来了粮食,被褥,衣物,鞋子,麻袋,苇席,药品,粮票,布票等等。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大兴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和各族人民真情相待。
不能等,不能靠,自己的事自己解决,这才是今后生产生活的根本出路。灾情过后,乡党委政府马上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一是抓住有利时机抢种秋菜,发动妇女老人孩子走出家门,多挖野菜,多晒干菜,为过冬做好准备;二是修缮损毁房屋,能加固的加固,能翻盖的翻盖,对重建房屋有困难的农户,采取投亲靠友,邻里相帮等办法解决。对特困户,由政府出面协调信用社争取部分无息贷款予以解决;三是入秋后各大队、生产队要组织好劳力,打羊草,割花条,做到能打尽打,能割尽割,除了自用外,尽可能多卖现金或兑换粮食;四是到了冬季组织男女劳力打柴,扩大副业生产,为来年春耕生产筹多备一点资金;五是在今年遭遇灾的特殊情况下,允许社员私开一小部分(1一2亩)“镐头荒”自种自收,尽可能多的储备食物,确保今冬明春安全渡过灾荒。
这场特大洪灾,给大兴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也使人们对于水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西拉木伦河的洪水是大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如果不能防御和驯服,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农业生产就没有根本保障。对此,乡党委政府利用这次抗洪救灾的经验和群众对治理水患的信心、决心,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西拉木伦河开挖一条疏通渠道,将河水引回到靠近北岸的主渠道,这样就会减轻洪水对南岸的冲刷。
乡党委政府的决策,得到了农委会崔主任的赞同和支持。随后,党委在西拉木伦河岸上召开了一个有旗工作队,旗水利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干部和4个大队的支部书记,村长以及各生产队队长参加的“治河现场”会。会上党委书记娄文学作了动员讲话,李孝芳乡长对治河提出了总体要求和部署。基层的书记、村长和队长们,听说要治河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早就憋足了劲儿,大家一致表示:出大力,流大汗,坚决完成任务。
会后,由旗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牵头,组成一个勘测小组,对西拉木伦河河道,河岸、险口进行了实地察看勘测,然后提出两个治理方案:一是以大兴与马家地铺交接处为起点,在靠近北岸的河道中开挖一条宽30米,长两公里的疏通渠道,将河水引回到主河道。这项工程在当时已经是个大工程了,需要全乡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个没有问题,全乡上下已经形成共识。于是,党委一声令下,4个大队的几百名男女劳力,各就各位摆开来了“一字长蛇”阵,一场治河引水的大会战开始了。社员们干劲十足,不怕苦不怕累,起早贪晚的干,为了抢时间,社员们中午都不回家,由老人和孩子们往工地上送水送饭。崔主任、罗局长同社员们一样干活,光着大膀子穿着裤衩,挥舞着铁锨,一脸汗,满身土,让大家深受感动。
经过十多天的奋战,疏通渠道完工了。也凑巧来了一场中到大水,可是河水就像吃“吃麻了嘴,跑熟了腿”的馋贼一样,仍旧顺着南岸下泄,怎么也引不回到主河道,第一方案失败了,人们觉得很可惜。
第二方案是将洪水冲开的决口处砸死筑高。然后再向上游延伸一块作为起点,斜向修筑一条底宽10米,高1.5米的拦河坝。这个坝有两个作用:一是挡水护岸;二是将水支回到主河道。虽然,第一个方案失败了,社员们付出了很多,但大家没有丝毫的怨言,仍然信心十足,抱定要制服西拉木伦河的决心和毅力,继续大干。
大兴群众治河的动静搞得太大了,热火朝天。引起了开鲁县双合兴公社的警觉和关注。公社党委书记刘真亲自带人到实地查看情况后,认为大兴挖渠筑坝,图谋不轨,干的是损人利己的事。因此,一纸“状子”把翁牛特旗和大兴乡告到了内蒙。内蒙党委收到“状告材料”后,分别向昭盟和哲蒙打了招呼,考虑双方利益,从民族团结出发,暂缓施工,等待研究处理。
这时,旗里的一个主要领导有些动摇,希望崔主任说服大兴党委先把工程停下来,防止激化矛盾,伤了河南河北两家和气。
崔荣怀这人,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用老百姓的话说“给劲”。人有能力,有魄力,敢作敢为,是“电线子杆子上挂暖壶,高水(瓶)平”。他后来担任旗委副书记时人们私下都叫他“崔三爷”(当然是褒义)。在旗工作队完成大兴抗洪救灾工作任务撤离时,大兴的乡亲们挎着鸡蛋篮子,像送当年的骑兵团一样送崔主任。人们舍不得他走,更感激他为大兴作了那么多好事。在我同当年参加治河的几位老人交谈中,他们说:现如今,像崔荣怀那样能趟泥,能下水,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干部真是太少了,不好找啦!
崔主任顶住压力,一面亲自起草翁牛特旗呈报内蒙党委“关于大兴治理西拉木伦河彻底解决水患”问题的汇报及答辩材料,一面要求大兴党委:“劲可鼓不可泄,工程标准只准高不准低,工程质量只能好不能坏,入冬前,一定完工”。在催主任的鼓舞下,乡村两级干部精神大振,干劲儿倍增,两天的活一天完工,一天的任务半天完成,拦河坝超进度的向前延伸。
就在这时,内蒙自治区协调工作组来到大兴,召开了有昭盟,哲盟,开鲁县,翁牛特旗,双合兴公社,大兴乡负责人及水利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协调会。一边开会协商一边实地察看工程,进行了分析评估,最后,认定的结论是:大兴政府治河的初衷和目的是明确的正当的,没有针对双合兴公社的主观恶意,无论挖渠引水还是筑坝防洪,都没有侵犯开鲁县的利益,工程应继续施工。
这场所谓的官司大兴赢了,拦河坝也如期完工了。可是,天不随人愿,无情的戏弄人捉弄人。1961年汛期的第一场大水,拦河坝被冲得稀里哗啦。然而,大兴人没有沮丧,没有泄气,拿出来山东人那股子倔劲,和西拉木伦河的洪水较上了劲。”屡败屡战”党委又提出了“不叫苦,不畏难,征服洪水,保卫家园”的口号,大干苦干两个月,又修筑成一个底宽18米,高两米的拦河大坝。此坝经过几场中到大水的冲击后,安然无恙。全乡人民经历了屡战屡败的痛苦,终于取得了成功。
然而,拦河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坚不可摧。虽然经过一个汛期没被冲垮,但河水并没有完全回归到主河道,而是改变了冲击位置,在拦河坝的上游发泄冲撞,致使河南岸大面积塌方,越拉越大。如果不采取新的更为有效的措施,一旦决口,就会将半个大兴吞没。一想到这个后果,大家都毛骨悚然,浑身直打寒战。对此,大兴党委政府连续向旗委、旗政府请示报告,希望能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彻底解决西拉木伦河水患问题。
翁牛特旗委政府被大兴人民不屈不挠地治河精神所感动,更没有忘记治理西拉木伦河的责任,旗委意识到:西拉木伦河的洪水不仅给大兴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样也威胁着花都什,白音他拉,白音敖地区。这不是大兴一家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两个牧区两个农区上万人口生命财产的大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西拉木伦河水患,靠一两个苏木、乡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举全旗之力,科学规划,合理设计,方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961年在全旗处在最严重的3年困难时期,翁牛特旗委毅然做出了修建西拉木伦河南岸防洪大堤的决定。防洪大堤(后被人们称为国堤)设计标准为百年一遇,全长40公里,起点从花都什至大兴海立土。大坝底宽为40米,上宽为六米,高三米,这是继红山水库工程之后,翁牛特旗又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此项工程,是翁牛特旗委、政府对东部人民的特别关爱,是东部人民在遭受洪涝灾害的不幸中的幸运,是广大群众的福气,人民群众为之欢呼,为之感动!
8月下旬,西拉木伦河南岸防洪大堤正式开工修建,旗委政府动员全旗力量,组织上万民工,分赴到花都什,白音他拉,大兴地区安营扎寨,排兵布阵。一场全旗的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大会战打响了。整个工程分段实施,当年规划,当年施工,当年完成。防洪大堤在1961年10月底竣工,一个雄伟壮观的防洪大堤,巍然屹立在东部人民面前。
几十年过去了,防洪大堤安然不动,就像一名护卫战士日夜守护在西拉木伦河畔,保护着大兴的家园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场社合并
1955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时,为了内地安定,开发昭盟建设,同时也为改造犯人,内蒙古公安厅在翁牛特旗大兴成立了昭乌达盟劳改支队第三劳动管教大队,对对外称大兴劳改农场。
     劳改大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与一般的监狱相等的县团级单位。它的性质是:武装的国家机器,限制罪犯人身自由,强制改造罪犯的场所。在机构设置上有股和中队。股有财务股、生产股、秘书股和管教股。中队有一中队(一分场,现大兴立新分场)、二中队(二分场,现大兴分场)三中队(三分场,现大兴胜利分场)。管教干部岗位设有政委、副政委,大队长、副大队长、指导员、中队长。劳改农场实行垂直管理,党、政。军均属昭盟劳改支队领导。人、财、物由劳改农场总场(现胜利分场)统一管理。
在中国劳改农场是个创举。建国初期,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些列政治运动,如填反、肃反、反右等,全国抓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么多所谓罪犯在全国各地的监狱也容不下。怎么办?于是,国家决定由公安系统筹建一批劳改农场。将这些罪犯放在农场里,通过劳动生产这一基本手段和途径,进行改造,重获人生。这就是大兴劳改农场建立的背景与来历。
1962年,大兴乡改为大兴人民公社。原班人马没动,只是更换了牌子。大兴公社运转了四年,到1966年又开始了“场社合并”。所谓场社并合,就是将大兴劳改农场和大兴公社进行合并,实行以场代社的全民所有制经营管理体制。合并后名称为地方国营大兴农场。
为什么好好的劳改农场、人民公社要合并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在各地建立了一些军垦农场和国营农牧场。为了加强对军垦农场和国营农牧场的领导,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王震为部长。内蒙古地区从1952年开始试办国营农牧场,至1958年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同时,公安系统为了国家安全,改造犯人,参照国营农牧场的模式,这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劳改农场。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一句话,使国家的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几乎是一夜间,全国各地将农村中的初级社、高级社一股脑地合并为人民公社。国营农牧场作为当时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其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体制的优越性,对于正在进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要求加入国营农场。各地开始出现一些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吸收附近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人民公社。
根据大跃进形式的发展,农垦部向中央提出了请示报告。提出:以国营农场为中心,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中央认为:农垦部的意见完全符合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要求,同意了农垦部的意见。从1958年9月份开始,全国各地的国营农场陆续进行了场社合并,并将各省、自治区国营农牧场的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并入农业厅。
根据中央指示,内蒙先后将国营农牧场和一些社队进行了合并,至1965年,合并数占国营农牧场总数的一半以上。劳改农场受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也开始与地方公社合并。机构撤销,干部归队,犯人入狱。
1965年冬,农垦部召开“地方劳改农场与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工作”会议,旗委通知大兴公社有二人参加会议。党委决定:派副社长李贵山和父亲参加会议。
开会,对父亲来说太熟悉不过了。自从互助组那时候起,他参加过省级劳模大会;盟里参观、学习、经验交流现场会;旗里每年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以及公社、大队和生产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而去北京开会,他想都不敢想。这可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这下可乐坏了父亲,就像含了块糖球,甜丝丝的。对北京这两个字,父亲并不陌生,早在建国的时候他就记下了。他还知道:过去,紫禁城里住过不少皇帝。解放后,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北京是什么样?有多大?他不知道。难道像说书先生说的那样:天宫神殿,琼楼玉阁。还是像书里描写的那样:古都名城,宏都伟貌。总之,他联想翩翩。
父亲很感谢公社党委,给了他这次难得的机会,实现了心中的一个愿望。他说:一个庄家人,能上北京去开会,这辈子值了!
要去北京了,总不能一身土两脚泥,虽说是农民也得像样一点。不能让城里人瞅着咱窝囊。父亲到公社的成衣铺做了一身带兜的棉服(棉裤有兜)到供销社买了一顶羊剪绒帽子,李贵山副社长又送给他一双齐头的皮鞋。拿回家一试,我们都看呆了,哎呀!简直太那啥了?用现代的流行语来形容:“帅呆了,酷毙了!”这是我见到父亲在衣着打扮上最奢华的一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都抹不去。
晚上母亲特意做了平时家人很少吃的荞麦皮酸菜馅蒸饺子,为父亲庆贺,全家人高兴地像过年似的。吃着饭我问父亲:去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他笑了,摸着我的头说:“嘎子(我的小名),毛主席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有多忙呀,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我太天真了。不过,这是一个十来岁孩子最高、最纯朴的愿望。
准备妥当后,按照指定的时间,父亲和李社长踏上了进京的路。从大兴坐驴车到双合兴,从双合兴坐敞篷汽车到开鲁;从开鲁坐汽车到通辽;从通辽坐火车到北京;辗转好几天,经历很多困难。才到了国家农恳部。
来到北京,住在农垦部的招待里所,吃着白米饭,白面馒头,喝着二锅头。父亲说:他过了一把“神仙”的生活。
三天的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制定了,方法、步骤研究了,就差回家落实了。还有点时间,可以好好逛逛北京城。会务处的领导知道,这次会议来了不少像父亲一样的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到北京来一回不容易,特意安排人带着来自生产一线的农村干部参观北京城。
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见到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仰望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川流不息的车辆;这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杨脸朝天的高楼大厦;让父亲有点晕,眼睛不够用了,看不过来;脑子不好使了,反应迟钝;唉呀!这北京也太大了,太那啥了........“行了,满足了!回去好好干,得对得起党中央!得对得起毛主席!”父亲默默地叨念着。
带着愉悦的心情,父亲回到了家。他从京城带回了人们难以见到的北京特产:北京糖、北京糕点、还有树柿子等,这些东西分别送给大爷大娘、二大爷二娘、邻居和大队的同事们尝尝。剩下一点分给孩子们。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些“稀罕物”,尤其喜欢北京糖,纸包纸裹花花绿绿的,供销社里的“糖球”根本没法比。第二天上学,我把舍不得吃的北京糖装在书包里有几块,拿在同学们面前显摆,大家都羡慕不已,用一种渴求的眼光瞅着我,,因为东西少,只能轮流着让同学们在糖果上舔两口,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特别自豪,特别了不起。
自从父亲去了北京,我就天天盼着他回来,好好听他讲讲北京的故事。可是等他回来了,家里就没有消停过,大队的,生产队的,邻居,乡亲们,来了一拨又一拨,都想听点儿新鲜事。好不容易有了闲空,我就急着跟他说:大!(那时候,还不知道叫爸爸)跟我说说北京的故事呗?他想了想说:北京的房子太高了,顶咱们家的好几个高,我说,那怎么上去啊?他说,屋里有一等一等的跐蹬,顺着跐蹬就上去了;北京那个道太宽了,好几个车并排跑,那倒不是沙土的,全是硬板,北京地方太大了,弄得我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北京的那人、那车、多得你数都数不过来,北京那...........父亲没有丰富的语言和精彩的演说,这种高度概括的描述,我听着一点儿都不过瘾,再往下听吧,家里又来人了。所以,后来同学们问我,你大说的北京是一个啥样啊?我说,老大,老大了!
1966年初,昭盟盟委分别给翁牛特旗和大兴劳改支队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决定将大兴公社和大兴劳改农场进行合并,并指示大兴农场和劳改支队要做好交接工作。
没有经过宣传动员,也没有任何程序,一个令就合并了,人们有点儿不知所措。党员干部没得说,上面有红头文件,只能服从执行。老百姓就不同了,没弄清怎么回事?一步就“升迁”了,直接跨进了全民所有制的行列,问题、意见就出来了。
一方面是思想认识上下不一致。这些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把领导们搞的头脑总是发热、膨胀;想事情处理问题,主观臆断,随意任性;总是看上边儿的喜好,不考虑实际。他们认为,将国家的人、财、物白给你们地方,你捡了个大便宜,这是好事!有什么可做工作的?其实不然,虽说劳改农场也是国家投资建设的,无论是生产条件、基础设施,还是机戒化程度,都远远超出人民公社。但是,劳改农场有别于国营农牧场。国营农牧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而劳改农场的主要任务是改造罪犯;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减轻国家负担;目的,任务完全不一样,这是其一。其二,人们对国营农场与劳改农场的看法不尽相同,国营农场的优越性,确实大大的吸引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而劳改农场?不用说别的,首先是名声不好!红头文件一宣布,好多社员就说:一个“劳改犯”呆的地方,有什么好合并的,他能好到哪儿去了?等等。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集体财产怎么办?是退是分?当时,每个大队的骡马至少有200多匹,牛上千头;羊两三千只;再加上土地,农具,特别是公共积累,还有入高级社时,社员们入社的股份基金,这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要入场可以,把我们的血汗钱退给我们!”盟里答复是:“入进来了,就不能退,更不能分,可以使用,发展生产。”社员们想不通,走合作化道路,积累了这么多年,白干了..........
不管你想通想不通,形式上已经是农场了,身份也变成了农业工人了。但是,争吵声一直没断。种完地后,社员们越闹越大,纷纷要求退场。旗里赶紧向盟委请示,不久,盟旗两级政府派来了几个人在大兴做工作。经过几天的座谈和群众接触、对话,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走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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