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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知青荒山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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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知青荒山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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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长泰 在2009年11月8日 11:20说 ,
  采访邱玉兰是因为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一本取名《绿缘》的像册。打开厚厚的像册,似有山野之风迎面吹来,一帧帧宝贵的照片,连绵起伏的峰峦,空荡的山谷,炊烟飘摇的茅草屋,弯弯曲曲的小路……148幅照片记载着76名海河儿女在蓟县深山老林里植树造林的往事。蓟县的朋友告诉我,为这本像册编辑撰文的是一对老夫妻。
  从1963年算起,邱玉兰和杨志国已在蓟县生活和工作了46年,在崇山峻岭间栽活过几十万株松柏树苗、引进繁育推广过数百万株花草。
  虽已年过花甲,也已然都从工作岗位退了休,但他们还在忙活着绿化的事,闲下来的时间不多。可只要有时间,邱玉兰就坐在自家的窗前看山,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怎么也看不够……
  杨志国和邱玉兰重回大山的怀抱邱玉兰的家在县城东边。顺着小区的路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她家的楼门,原来是最后一排。上到四楼时,从楼上走下来一位老先生,戴着眼镜,红光满面的。他不会就是杨志国吧?但是想想也不可能,两位老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高的楼层之上呢?
  上到五楼,终于找到了邱大姐的家。原来,刚才遇见的人果然就是老杨,他买水果去了。我奇怪地问:“你们干吗要住这么高?”邱大姐笑了,她告诉我,当初买房的时候,特意选在了最后一排的第五层,因为这里能看见山。
  我站在窗前向外望去,果然看见了连绵起伏的山。近处是府君山,远处是盘山,再远的应该就是九龙山、八仙山……只见山山都是绿的,浅绿、深绿、嫩绿、苍绿交错着,连绵到了天边。
  住得高风景好啊!我赞叹道。邱大姐摇摇头:栽了一辈子树,恨不得每天都看见山,看见我们栽的树……
  原来如此!听了这话我不禁怦然心动。从城市来到山区,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至今还是这样难舍,这就是“绿缘”吗?这又是怎样一段撕扯不断的缘分呢?
  盐碱滩的“渴望”
  看上去,邱玉兰不像已经62岁的人。不仅没有“发福”,举手投足还像年轻人一样的利落,思维敏捷,说话也很洪亮。我们的话题就从她与“绿”的缘分说起。
  她是汉沽人。两岁时生母去世,她的童年满是辛酸的回忆。那时的汉沽到处是盐碱滩,见不到一点儿绿色。最初关于绿色的记忆是三岁的时候在雨后屋檐下的排水沟边看见了几片小小的绿色叶瓣,心里充满了新奇。后来舅舅接她到姥姥家,过蓟运河时舅舅背着她上了一条渡船,艄公摇着橹把船摆到长满芦苇的对岸。舅舅掐了两片芦苇叶做了一只小船和一支芦笛,他吹响了芦笛,把苇叶船放到河里顺流而去。在姥姥家的田里,她看到了绿树、麦田、清清的流水和满树的桃花……在姥姥家的日子是她童年记忆里最快活的时光,那一片片的“绿色”真美啊!
  1960年,姥姥家也没了绿色,三年自然灾害使庄稼颗粒不收。地里能吃的各种野菜和树叶都被人们采光了,13岁的她带着弟弟去北塘那边的盐碱地里挖黄须菜。两个野菜团子,一个醋瓶子灌上水,就是两个孩子一天的干粮。他们凌晨4点出发,走出天津化工厂,进了野地时天亮了,土道上都是人,哪里找得到野菜?到了中午,酷日当头,晒得人们脸上都是白色的盐碱。醋瓶子里的水很快喝干了,弟弟渴得一步也走不动了,她也渴得几乎昏过去。此时,她多想看到绿色的树,哪怕只有一棵!而盐碱地一望无边,一棵树也没有。
  那时,“绿色”对于邱玉兰来说,是“渴望”,更是奢望!
  1963年,党号召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支农。邱玉兰刚好初中毕业,品学兼优的她在学校里第一个报了名。老师和同学为她惋惜,姥姥和奶奶哭得死去活来,父亲眼含泪水,她毕竟还是个16岁的孩子。但是,邱玉兰决心已定,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让她做了十几年噩梦的盐碱地,她想山里一定有树、有草、有花。绿,像一个无形的磁场,吸引着这个小姑娘。
  在1963年天津市首批支农单位中,蓟县是唯一的山区,邱玉兰他们76名天津知青抱定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来到蓟县。他们全部被分配到了国营林场,在深山里开始了“牵着梦想走四方,背着背包追太阳”的日子。
  梦寐以求的“绿”终于展现在眼前!但是,随之而来的艰苦生活却是邱玉兰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把青春“种”在山林里
  为了感受当年的情景,八仙山管理局的同志曾派了一辆车带我和摄影家刘光辉上山寻找老知青的“遗址”。汽车顺着山间公路翻过半山腰的“骆驼脖子”,司机停下来,手指着一个幽深的峡谷说:“当初知青的房子大多已经拆了,这里还有一处,你们往里走就能找到了。”
  山路深深,看不见一个人。忽听流水潺潺,原来附近就是黑水河。耳边传来不知名的鸟儿叫声,不觉心里有点紧张。果然走出不远,在一座山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小院和三间石头房。院子已经被一人高的杂草覆盖,房子虽未倒塌却已经破败,玻璃破碎的窗户敞开着。墙头上的草长得老高,分开野草,隐约看到了墙上斑驳的油漆标语……
  邱玉兰告诉我,这个“老屋”曾经是她的新房。
  那时,76名天津知青,高中毕业生20来岁,初中毕业生才16岁。他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经受人生的历练。他们按照林场的安排,曾先后转战盘山、黑水河、西水场、柏树沟、八仙桌子、梨木台、黄花山、果香峪、秋子峪……投身到刨育苗地、改造天然次生林、栽树、播种、开山、修路的一个个战役中……
  盘山是他们最初的战场。在整修挂月峰东侧的一片百年油松林中,他们天不亮就起床,从山下的住地排成单行爬上陡坡,越过“八步险”,走在只有30厘米宽的小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下悬崖。修整的老树截成“木节子”,还要靠他们的肩膀背下山。下午两点半,他们就要背起沉重的“背架子”下山了。由于回到场部要过秤,每人都千方百计地背到自己的最大极限,男孩子最多背过180来斤,女孩子最多背过140多斤,比他们的体重还要重。
  然而,最难受的不是受累而是肚子饿。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他们的定量是每人每月37斤粮食2两油。平均到每天只有4个窝头一碗高粱米粥,副食就是干白菜和咸菜。开始还能忍着,没过多久,就饿得饥肠辘辘。实在饿得没法,就跟山民学着“靠山吃山”,采山榆、香椿、栾树的叶子,挖野葱、野蒜、山豆苗,寻找松蘑、腊蘑、野木耳,还学着捉刺猬、打野鸡,凡是能吃的东西一样也不放过。为了肚子,大家自力更生、开垦荒地,栽上了白薯、谷子、高粱、玉米……
  1966年,邱玉兰和同伴们到八仙山上的太平沟栽树。当时,这个仅有几户人家的高山村落非常缺水,队员们吃水用水得翻过西山梁,穿过3里多远的一个40度山坡到山那边的溪流处接水。每天早晨,一个班分到少半盆洗脸水和一舀子漱口水,洗脸的人排着队,不过是用水抹抹眼睛。那年春天,山上大旱,他们栽种的百亩松林正值返青的时候却遭遇了特大“红蜘蛛”虫灾。红蜘蛛繁衍很快,只几天的工夫,整片松林的枝叶已经枯萎。林场紧急动员: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松林!消灭红蜘蛛要打药,100多亩树林要打三遍药,而这三遍药至少需要300多担水!可是,从山梁那边的溪流到松林有2000多米的距离啊!
  说到这里,邱玉兰很激动。她还记得那条每人相隔40米的“接力长龙”从山沟到松林,水从人们的肩膀上翻山越岭。她还记得自己反复地上坡下坡,双手紧紧按住扁担,眼睛紧盯着水桶与山坡的角度,脚尖踮着碎步往上攀登,衣服湿透了,连鞋里都是汗。就这样整整干了8天,终于战胜了虫灾,保住了松林。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松林,就是八仙山自然保护区标志性景区“松林浴场”。
  邱玉兰他们在山上栽树的年月,正值“文革”时期。他们没有回城去“造反”,而是选择了在蓟县一片片寂静的荒山中寂寞地栽树。他们栽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千亩松林,把一片片荒山秃岭变成了青山。1969年9月,他们中的40人调离林场到其他单位工作了,先后有9人上大学,7人参军。但是,两年后,本已调离林场的邱玉兰放弃了进师范学校和到县城工作的机会,又回到了山沟林场,与她同留在林场的一共15人。
  1971年,邱玉兰和战友杨志国结婚。他们的“新房”就是黑水河大山深处的那个石头屋。
  像“疯”了一样栽树
  与邱玉兰性格不同的杨志国不善言谈,只是不声不响地干实事,人称“杨老头”。他俩结婚后住的那个小院,方圆6000多亩幽深的山坳里,只有野兽和飞鸟的踪迹,没有一个人(1979年,《天津日报》的一位记者曾经在这里采访了他们,写出了《白云生处有人家》的长篇通讯)。杨志国担负着林场在太平沟、黑水河、八仙桌子、梨木台等林区的建房任务,还组织几千名民工对八仙山的万亩天然林进行改造。他还和战友们一起进行了蓟县林场所有森林资源的大清查,绘制了各个林区的《森林分布图》,为林场留下了准确可贵的历史资料。
  1973年,杨志国带领工人们做废木利用的试验,这时的邱玉兰已经怀孕3个月了。一天中午,突然传来消息,电锯把杨志国的一个手指断掉了!山上没有医院,工人们七手八脚地用树枝做了个担架,抬起杨志国就往山下跑。杨志国被送到了解放军269医院,但伤情非常严重。医生说,由于伤口已经感染,怕是连手也保不住了。邱玉兰听了,失声痛哭:“我们是林场的工人,没有手怎么办啊……”
  医生为杨志国做了几个小时的手术,虽然断指没有接上,手还是保住了。从医院出来,公交车没有了。正怀孕3个月的邱玉兰只能抄近路翻山越岭回山里的家,然而,医院离黑水河有几十里的山路啊!翻过一道山梁,走到一个叫“豹子岭”的山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紧张、孤独、无助、委屈一齐涌上心头,肚子一阵阵的痛。她紧紧地抱着一棵大树,大声呼喊着:“老天啊!请你保住我的孩子吧!”
  大树为邱玉兰遮挡着风雨。不一会儿,雨停了,她浑身湿透,坚强地往山上走去。到黑水河时,天已黑透,山林死一般寂静。家里漆黑一团,风声中传来野兽的嚎叫。
  邱玉兰的大儿子生在黑水河林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养大一个婴儿成了个大难题,孩子出生不到两个月,杨志国就到梨木台林区去护林守卡,剩下邱玉兰一个人,白天还要上山带民工造林。只好把孩子放在土炕上,用被子和枕头围严压紧,收工后到山上搂树叶烧火炕,给孩子取暖,还要走几里山路去挑水洗尿布。有一次,到东北插队探亲的姑姑来山里看他们,看到孩子在冰冷的屋子里被烧炕的浓烟呛得哇哇大哭,邱玉兰又因忙累加着急几乎没了奶水,心疼得抱着孩子掉眼泪。临走时,姑姑把3个月的孩子带回了天津,交给奶奶托人抚养。
  1975年春,杨志国、邱玉兰夫妻调到洲河以南的秋子峪林区,任务是尽快绿化“年年造林不见林”的2000多亩荒山。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他们夫妻俩为此整整奋斗了4年。为了在贫瘠的山梁上把树种活,他们反复试验,采用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法。他们组织了一场“人民战争”,把当地五百户公社的所有村庄的民兵、学校、驻军、单位都发动起来,动员所有的人植树造林。
  “那时,栽树就像"疯"了一样。”邱玉兰说,“只要看见一片山没有树,心里就受不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树栽活。心烦的时候、想孩子的时候、闹别扭的时候,甚至有病的时候就拼命地拔草、拼命地栽苗……”
  儿子想爸爸妈妈,奶奶心疼孙子,每年都把孩子送到山里,但只住几天就又把孩子带走了,因为他们根本顾不上孩子。1977年他们的二儿子出生,在当地老乡的呵护下喂养了不到一年,也送回了奶奶家。
  4年后,奇迹出现了!秋子峪2000多亩荒山变成了“绿色明珠”。乡亲们送走邱玉兰和杨志国的时候依依不舍。而他们又何尝舍得离开这走过千百次、洒满汗水、倾尽心血的山冈呢?1976年9月26日,他们曾在秋子峪场院的大门两旁栽上两棵油松,3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长成了挺拔葱郁的大树,被乡亲们称为“夫妻树”。
  生为“绿痴”死为“绿魂”
  我在邱大姐家的客厅中看到一幅杨德树的书法作品。在“厚德园丁”几个大字旁,有一行小字:“献给为山区绿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志国夫妇。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蓟五三二仓库敬赠”。邱大姐说,这事发生在他们退休以后。
  邱玉兰和杨志国是76名天津知青中最后离开林场的,那是1981年。他们没有选择回城(其实那时还是有机会的),他们已经在蓟县的山山岭岭栽了整整18年的树,他们舍不得离开。邱玉兰去了林业局,杨志国去了棉纺厂,虽然工作不同,但两个人始终都干着与绿化相关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杨志国曾义务帮助数十个单位的厂区、校区、营区、庭院完成绿化。90年代,他把属于市科委的一片荒坡绿化成了翠屏湖畔的“翡翠岛”。邱玉兰曾到翠屏山乡当过科技副乡长,她组织起造林专业队,把自己十几年绿化荒山的经验编成口诀指导参加造林的老乡,踏遍了翠屏山乡的山山岭岭,风雨无阻地奋战了几百天,让片片荒坡披上了绿装。她说自己是“痴人恋松柏”,就看不得裸露的荒山荒地。在她的眼里,一棵树就是一首诗,一片山林就是一幅画,一湾清水一朵花就是一首歌。林业局、林业科、林业站……春泥一捧,两鬓银霜,他们与“绿”的缘分就这样持续了一辈子。
  退休以后,老两口仍然做着与“绿”有关的事。种植苗圃、搞园林绿化设计,他们又钟情于耐寒抗旱的花卉植物的引进和推广,为多处部队、学校、企业、住宅小区和景点的绿化美化义务服务,连他们交的朋友都是与“绿”有关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八仙山上栽树时曾看到过一棵柳树,人称“王八柳”,圆圆的树冠,长着寸长的花,早春时节,非常漂亮。1999年他们在玉田县发现了这种叫“银芽柳”的树,立刻买了树苗并繁育成功。解放军驻蓟部队的一位首长得知这个消息,找上门来请他们帮助部队搞绿化。从此后整整三年,夫妻俩帮助部队绿化,把驻地变成了秀美的园林。因为他们坚持不要任何报酬,部队首长便请出了美院教授杨德树为他们写了这个条幅。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那位首长调离这个单位,每到蓟县必到家中看望,接他班的同志也仍然保持着联系。
  我们正说话时,杨先生回来了,手里提着桃和葡萄。他话不多,洗了水果,又忙着到厨房煮饺子去了。邱大姐说他还是年轻时的性格。她说,前几年老伴儿病了一场,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我相信,我们当年在山上栽活的几十万株松柏苗都已长成常青之树,繁育推广的数百万花草都是生命之花,天人合一,草木通灵,她们一定能保佑我们。”
  尾 声
  真能“踏遍青山人未老”?46年了,哪能不变呢?姑娘小伙儿变成了老头老太太,连说话都带着蓟县口音了。变化更大的是他们用青春绿化的山:盘山已是国家5A级景区、八仙山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龙山也是远近闻名的森林公园……
  今年春夏,他们设计绿化的名叫“七星花园”的一座小山已是绿树成阴,花团锦簇,芳草萋萋,一派勃勃生机。
  也许,真的没有变的只是他们眷恋绿色的情怀!
  站在那能看见远山的窗前,邱大姐轻轻哼起她最喜欢的那首歌: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不知不觉中,我俩都掉了泪。(董秀娜)
( 最后修改:2009年11月8日 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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