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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知青:纪念那逝去的青春

知青视频  加入时间:2010/3/6 8:36:09     点击:1037
下乡知青:纪念那逝去的青春
2010年01月28日 16:22 恩施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并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交给了一个时代。在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农村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这个群体又由舞台的中央走向边缘,成了社会阵痛的承受者之一。这个群体有一个相同的称呼:知青。

知青李少武和他的小屋。记者 向竹清 摄

冬日的阳光,带着丝丝暖意,越过瓦房的屋顶,洒在州城巷子的地面上。

这是一个普通的冬日的早晨,老人李少武背着双手,一瘸一拐地在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着,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抹出一些亮色。

如今,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李少武已经很少像这样在巷子里散步了。大多数时候,他只能蛰居在他那只有9平方米的昏暗潮湿的小屋里,靠低保度日,与孤独为伍。

李少武是下过乡的老知青,坐过办公室,当过领导,也种过地,可谓尝尽世间百味,他的经历也可看作一个群体的缩影:他们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交给了一个时代,如今很多人却居住在这个城市幽暗孤寂的角落里,若无人朝花夕拾,或将永远淡出公众的视野。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下乡知青。

荣耀

在邻居看来,60多岁的李少武和妻子离异多年,性格有些孤僻,女儿常年在外打工,此外并无太多印象。然而走进他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故事很多,多得让你忍不住想写一本小说。

而故事的开头,应该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196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恩施也不例外。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如“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类的标语,隐隐衬托出弥漫在人们心中怪异而疯狂的气氛。

这一年,还只有16岁的李少武已经在恩施前进服装社上班并主管社团委工作,年少轻狂的他自然没能抵挡住狂热氛围的影响。很快,一张下乡申请放在了社领导的办公桌上。但令李少武有些沮丧的是,他的申请被领导以年龄偏小为由拒绝了。

第二年,李少武再次递交了下乡申请,终于得到领导批准。

李少武的举动自然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厌倦了整天坐办公室的生活,想到农村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最终,拗不过李少武,父母也只好作罢,由他去了。

这一年,青年付梅、毕和也汇入了上山下乡的人流中。

和李少武稍有不同的是,除了当时的意气风发,付梅、毕和更多是因为生活的窘迫。当时,付梅一家7口人,仅靠父亲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来维持,而毕和的父母常年卧病在床,两个妹妹还在读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两人只得下乡谋生。

尽管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影像资料来还原知青出城时的场面,但从这些老知青口中,依然能明显感受到当时狂热的气氛。

“知青们戴着大红花光荣地坐在车上,像军人参军一样,道路两旁站满了行人,有哭的,有笑的,有大叫的。”李少武回忆道,作为放弃城市工作主动申请下乡锻炼的典型模范,李少武被安排在车队的开道车上,享受着行人的注目和欢呼,这时李少武内心的荣耀感达到了顶点。

更多的知青们,则坐在车上,和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并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车子离城越来越远了,付梅坐在车里,一路无语。

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青春

刚下乡的日子,虽然有些艰苦,但情况依然向好。

李少武、付梅和毕和3人被分到了盛家坝公社,其中李少武和付梅同在一个大队的园艺场工作。

刚开始,这群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对农活一窍不通。“当地人一天可以烧四五筐火灰,我们几个知青一天还烧不到一筐火灰。”付梅回忆道。

知青不会干农活,公社只得派当地农民手把手教他们,一年下来,他们自然也成了做农活的好手。

尽管刚开始每天累得闭眼就能睡着,但知青们的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第一年,知青们每个月可以得到20公斤口粮,这在当时,也是相当不错了。大家10人一伙,共火做饭,也算是苦中有乐。

然而到了第二年,情况突变,知青们每月的口粮取消,只能靠每天挣的工分来维持生活。这时,平均的大锅饭马上露出弊端,大家开始责怨对方偷懒、不爱劳动,并各自开起了小灶。

“在农村,再重的活你都得干。”在下乡第二年,付梅被园艺场调到附近的大队修水库。做的全是挑石头一类的重活,付梅有些吃不消。一次,付梅在挑石头过程中,从一个高坎上摔了下来,腰部严重受伤,至今还有后遗症。

在多年的下乡经历中,李少武、付梅和毕和,这一行3人,从同一原点出发,开始划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李少武于1966年入党,并先后被安排到公社加工厂、大队党支部工作,1970年,李少武被调到小队教学点教书,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也算是桃李满天下。而其放弃城市工作主动申请下乡的举动也在广大知青中广泛传诵,报告会一场接一场,事迹屡见报端,李少武红极一时。

付梅在园艺场工作3年后,被园艺场以场内知青名额超限为由,分配到更为边远的一个小队,不久与当地一个农民汉子结婚,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

毕和因为其“刺头”性格被调配到更为边远的新塘公社,并一度当选过小队的生产队长。

尽管这3人有不同的经历,但自始至终,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饥饿。

谈起当时的经历,毕和这个魁梧大汉,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话语哽咽。

“家里没有粮食了,就到山里打板栗吃,刚开始两顿还好,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换着法子弄了吃。”毕和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板栗饭吃了12天加一顿。

“那么多年,身上从来没有揣过一分钱。要找人借一勺盐,还得走上一两公里路,这还是家里来客人了才借。”毕和说。

至今,李少武、付梅和毕和都还有不吃合渣、蚕豆、板栗的习惯,“吃了十几年,天天吃,顿顿吃,吃怕了”。

苦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运动,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1979年,大批下乡知青开始返回城市。但当他们回到城市时,突然发现这已经不是曾经离开时的城市。于是,他们只得试着改变自己。

这其中有些人成功改变了自己,并步入了新的人生起点,而另一些人,则要继续经历艰难困苦。

如今,付梅一家4口还和几户人家租住在土桥街一个低矮的四合院里。房子太小了,在外当门卫的儿子每天深夜回家后,只得睡在客厅兼厨房的木制沙发上。

在三义宫巷有一间矮小的瓦屋,门是三夹板做的,勉强能挡风避雨,老知青李少武就住在这里。屋子里堆满了物什,一张床占据了房间大半空间,床尾还放着一个菜缸。每天晚上睡觉时,李少武只得弯曲着腿,斜躺在床上。

知青龙承柱租住在四维街一间老房子里,如今在市内一商品房小区当门卫,月收入600多元。去年8月,龙承柱腋下起了个大包,被医生诊断为恶性肿瘤,听说住院费要好几万元,龙承柱只得出院。“反正这病是治不好了。”龙承柱这样安慰自己。

回城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错误的结合和失败的婚姻。

“有些是知青回城,配偶户口转不回来,有些是生活实在太窘迫,总之原因很多很多。”经历了几次失败婚姻的毕和说。

多年前,李少武写过一首诗:“苦琴一曲挥悠长,笛声落泪思还乡……”以寄托思乡之情。而当他们回到故乡城市时,依然需要面对苦涩的生活。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岂是苦涩二字能说清道明。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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