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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刘光生:1970年我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

政策信息  加入时间:2010/3/6 8:58:17     点击:1214
知青刘光生:1970年我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
2009年12月08日 16:05 凤凰网知青 】 【打印共有评论0

作者近照

作者近照


提起当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十分陌生,但对于像我这样上点年岁的人来讲,留下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一.信号弹,打出一堆谜团

“村里又来工作组了!”--1970年初春一天,我从县城开完会刚回到村里,房东泽安二哥就悄悄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并特别强调:这次进村的叫“一打三反”工作组。

这次到县城,我是作为下乡青年代表,参加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会上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刚刚下发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年1月31日)、《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5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2月5日)三个文件,这三个文件精神合在一起,简称就是“一打三反”。没想到三个文件刚传达完,工作组跟着就进村贯彻执行上了。

这次进驻的工作组组长叫李万儒,村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听说他原来在我们鲁各庄所在公社当供销社主任,文革开始即被打倒,前不久刚刚解放。一天我去工作组住房通知事情,正好碰到他,他和我聊起这次工作队进驻的意义:珍宝岛事件后,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鲁各庄也不例外。“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打断帝修反的腿、打瞎帝修反的眼,要'五红夹一黑'对地富反坏进行专政!”李万儒尽管是解放不久的“走资派”,但谈话那架势好像不把鲁各庄搞个天翻地覆,不抓出几个现行的反革命来绝不罢休。

说来也怪,就在工作组进驻鲁各庄不久,有人反映村子周围有人打信号弹。这是阶级敌人和帝修反联络的信号!--工作组对这件“敌情”高度重视,为抓住这些帝修反的“眼”和“腿”,村里基干民兵全都发了枪,开始昼夜值班巡逻。一天傍晚天刮着西北风,我正在大队部值班,李万儒进来叫大家提高警惕,今天天气这么不好,阶级敌人很可能利用这种天气打信号弹进行联络。站在旁边的大队书记吴彩新认为有道理,于是拉着我各背起一杆破旧的三八大盖枪,悄悄来到村东头一个曾发现过信号弹的东大井地方,我俩在一条地沟里忍着刺骨的寒风趴了大半天,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信号弹”好象故意和我们捉迷藏,你若等它偏不出现,可无意间却可能碰见:4月4日傍晚,我去大队开会刚出南小街东口,忽然看到百十米远的八队队部寨墙东边窜起一颗十几米高的信号弹,信号弹升空后由蓝变红,瞬间就消失了。我立刻不顾一切追了过去,这时恰巧民兵连长也脚前脚后赶到那里,结果和变魔术一般--现场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让人想不到的是,开始只是鲁各庄一个村出现信号弹,可是不久周围几个村也都相继发现信号弹,后来“信号弹”范围越闹越大,以至方圆几十里、鲁各庄所在丰润县从南到北很多村庄、公社都说有人打信号弹。记得当时我听到工作组一个内部传达,说此事已惊动了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当时李雪峰正在北京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回到石家庄后刚下火车就指示,一定要彻底查清严厉打击。

信号弹正闹得人心惶惶,村里又出现一个怪现象:几户社员家养的鸡脖子上的毛一夜之间被无声无息剪掉,而且还在剪掉鸡毛部位涂上了红颜色。阶级敌人如此胆大妄为,工作组认定十有八九是村里四类分子干的,于是更加强化了对他们的专政:全体四类分子一律集中到大队劳动,平时不准请病事假,不准离开村庄,家里来亲戚要立刻向大队报告;每个四类分子胸前都别上一块“地主分子某某某”或“坏分子某某某”等字样的白布条,以便于识别;每个四类分子都指定几个“贫下中农”做为监视耳目,落实上级“五红夹一黑”的要求。每次有信号弹出现,村里都立即把四类分子集合在一起,逐个盘问排查,看有没有作案时间。即便这样,鲁各庄及周围村打信号弹一直未断,直到几年后我参加工作离开鲁各庄时还未查出个结果来。

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多年后,一次当年的老房东到城里看我,无意间聊起这件事,才知道“谜团”几年前已经揭开,事情出人所料:打信号弹和剪鸡毛哪里是什么四类分子干的,都是当年负责追查这两件事情的人--大队民兵连长一人所为!这个民兵连长解放初期参军,复员后原在唐山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下放回乡。因我下乡不久就在大队民兵连担任专职文书,在他手下工作,在我印象里他是个对民兵工作敬业,上下关系相处得很不错的人。这件事是怎样告破的呢?原来,当时的农村十分贫困,这个民兵连长一次竟偷偷割了一捆电话线拿到集市上去卖,没料到他割得这捆线是军用的,结果判了10年刑。据说事发后他连带交代出当年打信号弹、剪鸡毛的事情。这个民兵连长刑满释放后不久即患半身不遂,2000年5月5日我回村时本想去探望他,可惜那天中午我醉了酒,结果与他失去见面机会,不久听说他就逝世了,这件事至今我感到惋惜。

二.葱头,社员的活命钱!

“胸怀自留地,面向人民币。”“要有活动钱,全凭小菜园。”--这是当年我在鲁各庄插队时社员们常挂在嘴边的两句顺口溜。

那时,鲁各庄社员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一年,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还挣不了一葫芦醋钱”,弄不好还要倒找钱。社员平时零用的“活动钱”全靠经营自留地,当时鲁各庄及周围几个村农民经营自留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新军屯的黄瓜,郑八庄的韭菜、溪歌庄的萝卜、鲁各庄的葱头。葱头和别的蔬菜不同,炒它要多用油,只有和肉炒在一起才好吃,因此在当时市场上被视为高贵菜,价钱也比其它蔬菜贵。鲁各庄不愧“葱头之乡”,几乎家家自留地里种的都是葱头。葱头这东西喜肥喜水,要想长得好,就得“粪大水勤”。因此各家为了种好葱头,就开始与生产队争肥争水,自家茅坑的大粪想办法不交集体,偷偷往自留地里送。七队有个社员叫冯步荣,身材虚胖,由于脑袋上有一块大大的疤,背地人们都叫他“冯大疤瘌”。冯步荣常年身体不好,很少上班,但他人很勤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留地葱头的经营上。他家自留地离我的住房不远,每到春天三四点钟天还没亮,我在朦胧中经常听到冯步荣老两口站在积水坑的小码头上,提水斗浇灌自留园的声音。

冯步荣种的葱头面积大、长得好,他把自家茅坑里的大粪几乎全都用在自留地,人们戏称他家自留地“一抠一把屎”。事情传到工作组那里,认为种葱头这件事是挖集体墙角、助长投机倒把歪风的典型表现,非打击不可!开始,工作组只是在各生产队学习会上讲讲,劝告社员们把自留地里的葱头秧子薅掉,可社员们都把葱头视为命根子,哪肯主动去薅,于是工作组和村革委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五月下旬,正是葱头“坐秧”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葱头已长到核头大小,一天下午全体大队干部、党团员在书记吴彩新带领下,先把自家自留地里的葱头薅得一干二净,接着就挨家挨户地薅。当薅到冯步荣家的自留地时,冯步荣见周围人山人海,全都直瞪瞪地望着他,吓的两腿直打哆嗦,嘴里连说“我薅,我薅”,可就是不忍心下手。工作组说他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贼心不死”,当场就召开批斗会,把冯步荣拽到人群中间,一边强迫他薅,一边揭发他与集体争肥争水的罪行。冯步荣老伴见自己日夜苦心经营的葱头转眼之间就变成一堆废草,趴在自留地里一个劲打滚,边哭喊边抓着泥土往自己脑袋上砸:“葱头啊,我的命根子啊,一年的活命钱薅没啦!”

这次薅葱头举动给老百姓造成的祸害,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好像过了趟日本鬼子”。葱头薅掉后,他们本来就穷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有的社员家窗户破了,连买张窗户纸的钱都没有;有的社员没钱扯布,穿的裤子是用当时进口的日本尼龙化肥袋子做的,上面印着“日本产”“尿素”难看字样。工作组走后,社员们把这笔帐都记在当时大队书记吴彩新身上,因为薅葱头是他带头干的。现在回想起来,吴彩新也挺冤的,他解放初期当兵,曾在南方参加剿匪战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复员回乡。吴彩新在村里当支书时,尽管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不多吃多占,一门心思为集体,薅葱头时他首先把自家地里的薅了。可谁会想到由于执行路线不正确,到头来伤害了全村社员,前几年我们这些下乡青年回村探亲,当时的村委会干部请了很多原大队干部、老社员陪我们吃饭,唯独没请吴彩新,提起他村里至今骂名不断。

三.冤魂,善良的冤魂!

“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就是从严、从快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当年的张志新、遇罗克就是这次“从严、从快”的牺牲品。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很多地方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纷纷召开了公审批斗大会。可是鲁各庄村打信号弹、剪鸡毛的事情发生两三个月了,却连个反革命分子影子都没找到,这让工作组有些沉不住气。正当工作一筹莫展之际,一条“重要”线索反映上来了:二队社员李学敏过年期间在唐山市火车站对面商店里买梨时,和售货员吵过架。李学敏,解放前在开滦煤矿当过帐房先生,其间曾加入过工矿党,并任过区分部书记,这号人外出竟不请假,还和人吵架,也太嚣张了。就在工作组捉住这条线索的同时,二队又有人反映,李学敏在集体劳动时带块手表,左右着劳动时间;他还经常把自留地里产的西红柿、黄瓜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还耍贫嘴:“你们看好喽,我家自留地里产的可是'红心向党'西红柿、'社会主义'大黄瓜。”李学敏很快就被看押起来,并从各生产队抽调基干民兵进行看管,我也在其中。

李学敏这个人在这之前我并不熟悉,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我刚到这个村插队时,一次大队抽我刷写标语,一个赶车的社员路过,夸我的字写得好,并特别强调“咱们村的李学敏也比不上这个字呀”。李学敏是谁?我开始留意。一天,有人指给我一个正赶牛车往地里送粪的人:“这就是李学敏。”他高高瘦瘦的个儿,一张凹凸有致的脸上长着鹰勾鼻子,说话高声大嗓,看上去就是个性比较张扬的人。李学敏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当帐房先生时练得一手好毛笔字,一次我见到他写的字,深感自愧不如,社员夸我使我一下想起中学课本里《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的寓义,纯属偏爱过奖。

李学敏关押在村中街大队部西屋,这个屋分里外两间,为方便看管,我们看守人员住外间,他住里间。我们几个看守都是单身汉,白天轮流值班,晚上集中到这里睡觉。我们值班时没什么事,就胡天海地的神聊,有时李学敏也参加。一天傍晚,李学敏被押参加公社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会回来,神情很沮丧,这时他的老伴在儿子李大路陪伴下送饭来了,她老伴站在李学敏身边,一边看着李学敏吃饭,一边反复叮嘱:“老头子,你可得想开点呀,你要寻了短见,我们娘几个可没法过呀。”李学敏看着老伴扑哧一笑:“你们娘几个想哪儿去了,放心吧,我这大老爷们那会办那种傻事呢。”待老伴儿子走后,李学敏却闷闷不乐地对我们说:“唉,三反五反我都经过了,都没有害怕,这回这运动真叫凶,关的关,杀的杀,还从严从快,我真的害怕了。”

4月9日晚上,我在县里办完土记者培训班一身疲惫地回到村里,在看守室倒在炕上便睡。第二天早晨,梦乡中我突然感到有个人在推我:“光生光生,快醒醒,快醒醒,李学敏哪去了?”我听出这是大队书记吴彩新的声音,一下翻起身跑到里屋,一看炕上的铺盖卷还铺着,但人没了。我脑子“轰”的一下,潜意识告诉我:李学敏出事了!吴彩新拍拍我的脑袋:“还傻睡呢,李学敏自杀啦!”这时屋里已聚集了七八个人,大伙随吴彩新来到后院一个浇园水井旁,我们向井下一望惊呆了:这个口径不足一米,水深不足丈余的水井水面上漂浮着两只脚。原来,李学敏那天深夜,趁我们几个看守熟睡之机,悄悄下床拉开了外屋门栓跳了井。事情发生后,我们几个看守由于看管不力写了检查。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暗暗庆幸李学敏这个人心地善良,也暗暗庆幸我们几个看守待他不错,否则他连命都不要了,自杀前还不捎带拉几个“垫背”的--把我们几个正在熟睡的看守一一凿死?

几天后,村里召开李学敏畏罪自杀批判会。李万儒看到会场气氛沉闷,就引领群众一遍遍呼口号,想以此增加会场的火药味儿。但任凭工作组怎么呼喊,坐在台下的社员一个个低垂着头,跟随举拳头时有气无力、无精打采。李学敏无缘无故自杀使工作组一下陷入“不得人心”的难堪境地,社员们开始在背地质疑工作组,诅咒工作组。自打李学敏自杀事件发生后,工作组在村里干事“绝不罢休”的劲头收敛多了,以后除偶尔组织四类分子训训话、抓抓政治学习外,再也没有什么火药味的新举措,不久他们就卷起铺盖卷--悄悄出村了。

(此文曾于2009年10月在《老照片》杂志上发表)

作者简介:男,1948年1月生,河北唐山市人,大专毕业(工业自动化专业),中共党员。1969年1月8日到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公社鲁各庄大队插队,1971年7月至1976年11月先后在丰润县高丽铺公社、老庄子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12月至今先后在唐山市环保局、《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部门工作。曾先后发表上百万字环境科普、新闻稿件,1990年被团中央、国家环保局授予“全国优秀环保宣教工作者”,1998年被河北省授予“全省十佳环保工作者”。作者联系邮箱:liugsh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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